沅湘自然崇拜和《楚辞·九歌》

《九歌》是南楚、沅湘间的祭神乐舞歌曲,经屈原加工再创作后而流传于世.《九歌》自然神祗的原型为东皇太一(太阳神)、云中君(雷神)、湘君、湘夫人(湘水配偶神)、大司命、少司命(星神)、东君(月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巫山女神).《九歌》的出现,既是取悦自然神祗,亦为支配大自然.     

《楚辞·九歌·二湘》新解

所有的神最初都只是氏族神、部落神,亦即地方神.这正像恩格斯所说:"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第95页,以下简称《家庭》)湘君、湘夫人最初都只是湘水流域的土著神,后来才逐渐依靠"集合"和"黏附"等逐渐生长为神位高越、神性多样、神格复杂的大神.《山海经·中山经》已证实她们居于"洞庭之山",出没于江渊、沣沅、潇湘.作为母系氏族制度的产物,最初的湘山、湘水神都是女性,所以较古老的《山海经》仅称"二女"而不及其夫.男性的湘君是后起的.二女之降格为天帝的女儿,实在也是后来的事.     

对《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一文的质疑

姚小鸥先生在<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发表了<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一文,论定<湘夫人>"与佳期兮夕张"的"张"字为"瞻"字的通假.从文意、韵律以及<楚辞>用张字的本意,可以证明"张"字不当作"瞻"字,张瞻二字古音不同部,亦不得通假.     

屈原作品中“女神”意象的解读

本文以屈原<离骚>、<九歌>中涉及到的宓妃、简狄、二姚、湘夫人、山鬼等女神为着眼点,探讨"女神"意象的宗教文化意义,文学审美意蕴,及其作为意象原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九歌》二题

一、比兴寄托《九歌》与直抒胸臆的《离骚》、《九章》等不同，它取材于民间祭相。但在思想宗旨上，《九歌》却与屈原的其他作品具有一致性，所谓“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它通过神灵形象的塑造，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情绪，同时也流露出某些民族精神的特征。首先，它表现了执着的追求精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都描写了神的爱情故事，表现了神的悲欢离合，而通过神话的故事情节也表现了人的现实情感。《湘君》、《湘夫人浑湘水之神之恋，他们相约会面，不仅凝神远望，而且或刻意装饰…     

楚地水神研究

楚简资料和文献记载的对证表明,楚人所祭祷之水神并不限于江、汉、雎、漳,另有"江"、"大水"、"大川"、"汉女"、"湘君"及"湘夫人"、"大波"、"淮河"、"曲池"等,北方常见的"河伯"、"玄冥"、 "罔两"和"水上"、 "溺人"等厉鬼,亦偶享祭祷.楚地水神的祭祷巫术,包括沉玉和沉牲两类,没有超出一般的文献记载.楚简中的"昭告大川",则是新见的水神祭祷记录.经过秦汉帝国的文化大一统,南方楚地的水神最终纳入到全国祭祀系统中.尤其是汉代,江、淮的享祭地位明显抬升.     

简牍碑铭文献与《九歌·湘夫人》的若干解说

楚辞《九歌·湘夫人》的文体与内容,多年来解说纷繁。我们发现各种误解皆与该篇篇首的“与佳期兮夕张”一语有关。使用汉简与碑铭等资料,证明句中“夕张”的“张”字实为“瞻”字之借,如此解说,文意通畅。这一发现对于解释《湘夫人》及《九歌》相关篇章的内容和文体特征都有启发意义。     

说“二湘”

《湘君》与《湘夫人》是借神灵的形象来表现人世间爱情的一幕诗剧．构成这诗剧的灵魂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憾事：机会舛错，无缘相遇。诗人从湘水和洞庭之水的流动中获取灵感，因此所塑造的这对湘神形象，不仅穷尽其心灵上的波卷澜翻，连他俩的行动也具有流水的特点。     

《湘夫人》的写作时间及象征意义

《湘夫人》写于楚杯王三直年,其中的湘夫人象征被囚于秦国的楚怀王。     

神、谷神与神人——神字生命内涵考论

"申"乃"神"之初文,为电之象形.电随雷雨,有滋生万物之功,故滋生万物成为神的核心内涵.在<老子>中,神与谷结合,为谷神,成为天地之根、万物之源.在<庄子>中,神融入生命,为藐姑射神人,成为万物的滋养者、精神境界的开辟者.     

湘方音音段音位对英语语音学习的负迁移影响

任何人在学习一种外语的语音系统时都会受到母语迁移特别是其负迁移的影响。作为我国七大汉语方言之一和湖南第一大方言，湘方言与英语的语音系统有很大的差异,可该方言区的大学生学习英语语音时往往忽略了这些差异，不自觉地将湘方音的发音规律和语音特征套用在英语词句上,从而导致种种发音偏误。显然，对湘方音音段音位在该方言区大学生英语语音学习中的负迁移影响进行调查分析，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湖南高校学子们的英语口语和听力水平以及进一步发展湖南高校的英语语音教学与研究,无疑都是非常有益的。     

朱湘与屈原

在诗的品格、音节格律和具体写法上,朱湘部分诗歌和屈原存在的诸多相似,是朱湘对作为传统文化的屈赋的一种借鉴和吸收;作为诗人,朱湘的投水自杀受到了屈原的精神品格和悲剧文化意识的影响;整体上,朱湘和屈原的诗歌文化品格又存在相异点:前者是出世的文化品格,后者是入世的文化品格。     

“二湘”主旨考论

《湘君》和《湘夫人》是屈原《九歌》中独具特色的两篇作品,诗篇的主旨是否与屈原的经历、思想和情感有关,一直是古今学者所争论的焦点。从诗篇所表现的思念、求索、幻想、失望和绝望的情感历程来看,“二湘”的主旨是借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期而不见的情节、誓死不渝的情感与思想,来寄托并表现屈原自己对君王忠心,却被君王疏远、理想不能实现的惆怅之情。     

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

晋伐齐是战国早期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对战国七雄并立形势的形成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为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宝贵材料。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的相关材料表明:三晋伐齐的直接导因是齐项子牛之祸。项子牛之祸,可能是田和与项子牛联手谋害田悼子而引发的内乱。三晋利用齐国内乱,联合伐齐,攻入齐国长城。三晋伐齐后,先强迫齐康公入晋军会盟,又于公元前403年会同齐康公前往朝见周威烈王,正式获得了天子的策命。清华简《系年》表明,三晋称侯在前,命侯在后,三晋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其国家政权的独立性才被周天子和列国所认可。     

湘娥即屈原 屈原即少陵

屈原作《湘夫人》抒发约黄昏而不见之哀怨，托二妃神话以寄犹冀一遇之意。杜甫步尘屈原，作《湘夫人祠》抒发湘妃祠破败荒凉之慨，借苍梧遗十艮以寓眷恋不忘之意。时代变迁，湘夫人祠庙貌沧桑冷寂，杜甫落魄楚地，谒祠凭吊屈原和湘夫人。其《湘夫人祠》犹近体中《湘夫人》。屈原与杜甫似乎命中注定要走在一起，两个冤魂，抒同一情怀，悲凉之身，沉同一条江。屈原《湘夫人》与杜甫《湘夫人祠》乃借他人酒杯以浇自己心中块磊，这是因为他们从湘妃苍梧遗恨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是：湘娥即屈原，屈原即少陵。     

对王实甫《西厢记》艺术体制的重新认识——兼论《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

天下夺魁的王实甫《西厢记》虽然名为杂剧,但几乎囊括元杂剧代表作品的《元曲选》及元明两代诸多杂剧选集皆不予收入,而明末毛晋编选的传奇选集《六十种曲》却收入此剧。这有必要重新认识《西厢记》的艺术体制。王实甫《西厢记》在创作时其体例当受到南戏(传奇)影响,在角色、人物演唱及结构等体例上,已呈现传奇化特征。但由于其仍用北曲演唱及具有题目正名,元人仍视其为杂剧。毛晋《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自成一体,收录王氏《西厢记》,应不是作为元杂剧的代表,而视之为与传奇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是传奇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编选体例自成一体。     

书生立武勋——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湘军和太平军都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相对来说后者号称百万,人多势众,也更勇猛善战、意志坚定,可为什么最终是前者取得了胜利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般侧重于检讨太平天国方面的失误与不足以及抨击清政府的"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的无理干涉等,而很少从湘军入手,探求其究竟是如何战胜太平军的。其实湘军功成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本文仅就湘军领导层的认识和作为来作番探讨,以从一个侧面探讨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日本谣曲《项羽》：虞美人草与爱情、英雄

谣曲《项羽》是取材于项羽与虞美人故事的作品,这个作品的部分内容取材于《史记》,但主体情节是日本作家的想象与创作。日本作家想象的部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虞美人草的传说在中国文学中还是可以找到部分因素。项羽与虞美人的故事传入日本之后,中日作家各自驰骋想象,有趣的是中日作家的想象往往出现暗合的现象,这种暗合的现象是由于中日类似的文化因素造成的。     

郭象命运论及其意义

郭象认为,“性分”与“时遇”的结合构成了人的命运。由于“时遇”的本质是众生的“性分”所致,且无法探究,因此将个人的“性分”视为命运的终极动因,并以“致命由己”为题概括其命运论。该论彻底否定一切宇宙神秘力量存在,是汉唐之际无神论命运学说的巅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