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吗——基于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研究

论文基于2011～2021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和农民共同富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农户创业活跃度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但对农民共同富裕子维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子维度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社会共享层面的影响不明显;相较于数字基础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升农户创业活跃度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创新数字乡村经济建设,培育新时代的“数字农民”,创新富民强村产业发展机制,进而推进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市场化水平与农民增收

【目的/意义】利用数字经济实现农民增收是数字经济时代实现乡村振兴、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设计/方法】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基于2011～2020年240个地级市的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农民增收效应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结论/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地实现农民增收，但存在“边际递减”的增收效应，需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宜政策。东部和东北部的增收效应大于中部和西部，并且会受到是否为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影响，因而需因地制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效力。市场化水平是数字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催化剂”，数字经济能通过推动市场化建设提高农民收入。总之，要利用好数字经济，搭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进而实现农民增收、乡村振兴及共同富裕之目的。     

农村数字化、农民创业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PVAR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PVAR模型研究农村数字化、农民创业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农村数字化与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循环累积效应且形成了良性互动，但二者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协调关系还有待加强；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3个变量的协调发展；中部地区农民创业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的推动力不足；西部地区农村数字化对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但农民创业活动的增加会抑制乡村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村数字化。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民创业保障制度，推动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     

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治理、宗族网络与农业创业——基于东部地区397个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时代背景下,基层政府开始探索数字治理。通过整理东部地区397个县域2019—2020年的农业创业数据、县域统计年鉴数据和家谱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等实证分析了数字治理对农业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治理显著促进了县域农业创业活动的产生,但是该作用仅在数字治理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后有效。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宗族网络在数字治理促进农业创业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是该调节作用主要对传统种植类农业创业有效,且在宗族网络紧密时作用强度更大。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治理降低了企业创业门槛,使得更多创业者创办小微企业,进而提高了农业创业水平。据此,政府应加大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并且关注传统宗族网络在其中的作用,进而更好实现数字技术对农村基层治理的赋能,提高农业创业活力。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

文化消费是我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释放居民文化消费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满足居民美好文化追求的关键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是否存在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均有利于推动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之间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居民文化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乡异质性以及区域异质性。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支撑，在构建乡村振兴测度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进乡村振兴，这种正向作用在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同时异质性特征检验下，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消费以及高人力资本地区的积极效应更为强烈；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发挥机械化普及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收入增长效应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第三，在外部基础条件与约束条件作用下，传统金融发展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效应，而金融监管则起到抑制作用。     

物流服务网络与区域创业活跃度：基于邮政快递的实证研究

2013—2019年,尽管我国创业活跃度逐年攀升,但创业活跃度的地区差异也愈发明显。不同区域的创业生态环境不同是导致创业活跃度差异的关键。物流服务网络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区域创业活跃度,研究发现：物流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与区域的区位特征和城市群归属有关,与区域规模相关性较弱。在东部地区和多中心城市群的区域,完善物流服务网络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数字乡村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机理

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而农户就业压力增大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能够推动农户创业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基于资源禀赋创业论,分析了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基本逻辑,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和数字乡村指数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在作用机制上,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破解农户数字鸿沟以及提高信贷可得性”路径,促进农户进行创业。在异质性分析上,数字乡村建设能够缓解农户收入不足因素对创业所造成的障碍,但也会更有利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男性户主创业。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福利：机制与检验

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福利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行政级别和时间的异质性。同时,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在数字金融提升绿色发展福利的过程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作用具有双门槛效应,随门槛变量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高逐渐增加。本研究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和提升绿色发展福利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     

企业财务柔性、区域数字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企业财务柔性、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柔性与融资约束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前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后者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财务柔性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以及上述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显著。该研究结论扩展了融资约束的前因与机理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理论依据、经验证据与行动方向。     

数字经济、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区域创新环境的调节效应

基于长三角四大都市圈(上海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机制，检验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区域创新环境对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通过不同区域创新环境的异质性检验后结论稳健。文章提出，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应注重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打造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激活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效应，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金融为农民减轻融资压力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利用三峡库区农民创业行为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引入数字金融使用、社会资本这两个关键变量,探讨数字金融和社会资本的中介及调节作用,通过更换模型及缩小样本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对农民创业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金融在金融素养与农民创业决策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同时,一般社会资本负向调节金融素养与数字金融之间的关系;特殊社会资本正向调节数字金融与农民创业决策之间的关系。因此,应该重视提高农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金融风险系统。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度评估及驱动因素研究

构建包括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 度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四个维度的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评估指标体系,并依据四川、 重庆和宁夏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和非试点地区９县(区)１１２９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测度了数 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探究了农民实践参与的阶段性特征、内 外部驱动因素及其影响差异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 分维度水平均偏低,且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数字生活参与度＞数字经济参与度＞数 字治理参与度;现阶段试点与非试点地区农民实践参与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乡村数字治理 参与层面;经济欠发达和相对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实践较为滞后.研究进一步发现,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是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内部因素,数字技能培 训、家人及亲友中有无村干部、村庄中有无益农信息社、村庄中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等外部 因素均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产生差异化的显著影响.为加快以乡村 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提出协调推动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建设、注重区域均衡发展、构建 差异化支持策略和驱动机制等政策建议.     

长三角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机制与路径设计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基于长三角地区2012—2021年41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水平提升1%会引起乡村振兴水平提高0.1%;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效果由强到弱依次为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因此,为推动长三角地区乡村全面振兴,需着重发展数字经济,发挥其高效带动作用;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激发乡村内在发展动力;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互联网使用、抚幼负担与家庭收入

[提要]在生育政策逐渐放宽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等实证策略研究了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在考虑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后,互联网的增收效应仍然是显著的。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城市,乡村家庭的抚幼负担对家庭收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同时互联网的增收效应也更强;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中互联网的增收效应更显著,而在高收入家庭中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大;门槛分析表明,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存在与人力资本水平相关的非线性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抚幼负担的负向调节作用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扩展分析进一步表明抚幼负担在互联网增收中的负向调节作用会随着家中幼童年龄的增加而呈现出倒U型特征。最后提出应着重提升农村地区网络覆盖范围和质量,改善学前儿童照管方面的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与效应

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绿色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得以实现;对于东部地区、金融排斥较弱的区域和非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农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创业活跃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单一门槛效应。     

风险规避、数字技术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行为

以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的10140个农村家庭样本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风险规避、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及数字技术使用在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有显著性影响,风险规避程度越高的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低;数字技术使用及数字技术使用深度对农村家庭创业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分了使用功能后发现,数字技术的市场性使用对创业行为的影响高于信息性使用和娱乐性使用;调节效应检验显示,数字技术使用和数字技术使用深度有助于缓解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创业的抑制作用;风险规避对农村家庭生存型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村家庭机会型创业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数字技术使用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高于生存型创业。政府可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改善风险规避对农民创业的不利影响。     

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与农民数字生活

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架构农民“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数字生活”的理论框架,并依据四川、重庆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以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为表征的数字生活的影响效应及群体异质性,计量论证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上述影响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职业类型及收入的群体中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化教育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积累,且数字素养对数字化教育影响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