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互动:互补与镶嵌——基于行动者的视角

国家权力在社区的纵向深入使得国家和社会这两种力量交织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种不协调因素制约着社区的良性发展。社区建设需要回归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关系的构建最终要落实到社区的各类行动者身上。在社区建设中,党组织、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是主要行动者,通过行动者的具体行动过程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层面的互补与镶嵌,并达致"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理论构想得到了杭州市XY街道社区建设实践的经验检视。     

国家统一的动力:复杂性思维视角下的势、力、策

国家是人类社会合作效率的产物,国家统一有助于发挥规模优势。通过系统自组织可以实现多层有序的国家统一结构。国家统一的动力有自愿力量和非自愿力量,前者是引力,后者是推力,对应于政权的资源禀赋,就是政权具备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在国家主权观念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自愿力量起着古代社会所不具备的重要作用。运用复杂性思维合理调动两种力量是推动国家实现统一的关键。国家系统在演化过程中,"势"决定哪种力量会成为系统演化的主导序参量,"力"决定该序参量向哪个方向运动,"策"决定系统如何优化。     

代工产业、跨国倡议网络与中国劳动政治的转型

全球化正在挑战传统的产业关系,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包和国际代工正在形塑出一种新的劳动政治.文章主要观察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沿海地区产业关系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政治的复杂性.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面临劳权保护的压力,只有整个社会的产业链都把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伦理和共识观念,劳工问题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跨国倡议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组织,代表了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劳工干预力量,正以其独特的行动方式活跃在劳权保护领域.     

国家、社会抗争与政治机遇结构——基于文本的分析与评述

社会抗争理论假设国家是决定抗争兴衰成败的关键行动体,而政治机遇结构将抗争与国家关联起来。国家中心论假设抗争结果是由国家政体和国家力量所决定,但没有具体阐释国家力量是如何影响抗争的。本文从国家与抗争变迁的关联性问题出发,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指出在政体既定的一国体制内,国家将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处理社会抗争运动,从而进一步理解抗争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性关联。     

关于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

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 ,始终存在着推进与抵制两种力量的抗争 ,在这两种力量的背后实际上都存在着利益的驱动 ,包括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在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时期和冷战时期 ,全球化的推进和抵制力量似乎很明显 ,很容易划分 ,但冷战结束以后 ,世界矛盾变得复杂化了 ,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力量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其主体和斗争的焦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化推进与抵制的主体 ,在冷战结束以前 ,更多地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在冷战结束以后 ,则超越了国家的界限 ,更多地表现出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中的两种力量斗争的核心主要在于“发展”的问题 ,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本文认为,在当今"回归国家"的学术热点中,一种是向传统国家回归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重视国家研究的政治学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进路,应该着眼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非均衡性,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矛盾.认为依靠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国族建构并由此向传统国家回归的思路既不现实,更不合理.对于处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     

全球化时代的正义诉求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发生在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场再次脱域化的运动,它与近代早期资本主义世界化是完全不同的.在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建立起了民族国家,社会正义的全部思考也都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展开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框架提出了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框架的解体.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着社会正义重建的任务,需要建立起一种与全球化历史趋势相适应的全球正义.在现阶段,全球正义需要以民族国家既有正义原则中的那些一致性部分为基础去加以建构.同时,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异质化的事实也需要得到尊重,因而,承认与包容差异又是全球正义得以建立的基本途径.而且,承认和包容差异本身就构成了全球正义的基本内容.通过承认和包容差异,还能够实现文化融合的目标.全球化将为人类带来这样一种生活空间:那就是由文化多元化与文化融合两个维度构成的共同体生活框架.     

地域力与社会重建——以日本阪神淡路地震为例

20世纪90年代末,以阪神淡路地震为契机,日本学界围绕着地域力与社会重建之关系展开了深度反思,形成了地域力研究的高潮.认为相对于来自地域社会外部的救助力量而言,地域力是一种蕴藏于社会内部的力量.主要包括地域资源蓄积力、地域自治力和民众对地域的关心力等要素,而其具体的构建过程则主要是通过地域社会"协动力"和"组织力"两方面加以展开的.对于深陷危机和灾难之中的社会来说、恢复、激活其地域力乃是其重建和振兴的关键.     

产业集群凸显经济崛起的强大张力

产业集群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形态,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是增强一个国家、地区、企业经济竞争力的战略性措施.长期以来,我国考虑工业化问题往往集中在国家一级的政策和产业层面上,对正在兴起的产业集群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培育产业集群,促进健康发展,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高国家竞争力、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一种重要政策措施.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国家权力的消长

跨国公司和国家权力的此长彼消,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伴随着自身力量的日益强大,跨国公司向国家权力发起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挑战。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综合实力不同的国家,同跨国公司的关系、受跨国公司权力的影响也不同。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的权力几乎是同步增长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既因跨国公司本身的性能、战略、作风而异,也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体制、政策、环境密切相关。     

国家战略利益的凸现与产业组织政策的新变化

传统的产业组织政策着眼于国内市场垄断与竞争的协调与处理,为保护国内消费者自由选择和生产者自由竞争的权利,反垄断成为产业组织政策的主流.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国家战略利益成为各国政府产业组织政策所关注的重心,由此,政府运用产业组织政策相应地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措施更加灵活,对待企业兼并、垄断的态度更加宽容,实施反垄断法的模式更趋行为主义.这一变化对我国制定和实施科学的产业组织政策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理解、共识以及智慧和创意,将为"东亚三国集体结构"提供现实性基础.     

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变迁的影响机制及内在逻辑

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而言,国家与社会关系无疑是最为根本的形塑机制。但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一系列新机制开始兴起,使得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行动机制乃至精神气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机制便是其中之荦荦大端者。在它们特殊的作用机理下,社会组织生发出更为多样化的形态,发挥了更为多元化的功能,承载了更为重要的时代使命,也因此焕发出更旺盛的生命力,并凭借结构性力量的提升在与国家的互动中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     

非政府组织与控烟运动的社会化

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机制的新兴力量,非政府组织实现了烟草控制运动的社会化,极大地推进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制定和履行.在后公约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将对国内控烟进程施加更多的直接压力.中国应在公约的框架下,在合理接受重要国际团体的实质性参与以及加大对国内控烟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的同时,吸取国外非政府组织和烟草业激烈对抗的教训,着力构建畅通稳健的对话与共识机制.     

西方"福利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兼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

本文追溯西方"福利社会"理论和实践的缘起和发展.探讨了"福利社会"作为取代"福利国家"的政治改革口号;作为福利国家改革的一种理论思潮;作为福利国家的改革实践的基本内涵,同时,还进一步关注在全球化下,"福利社会"的"积极福利"、"社会投资"和"社会质量"取向,提出一种新的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反观当今中国社会建设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本文从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和发展政策的整体性两个方面,提出构建"中国式的福利社会",在发展目标的多面向:均衡的多元分担机制、普遍的国民待遇、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在发展政策上的整体性:目标干预上的整体性、发展维度上的整体性和能力建设上的整体性.     

全球化视野下的软权力暨中国软权力探析

冷战结束以后,另一种构建在文化、意识形态、信息力、国际规则等之上的非物质化的特殊力量--软权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日益隆兴并日益成为21世纪权力竞争的核心部分.各国权力竞争也愈加呈现出"软性博弈"的态势.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家权力分散与集中的趋势,使各个权利中心与行为体一道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权利拥有者与行使体.中国必须采取各种措施调整战略以应对由此而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既拥有丰富的软权力资源与优势,又存在各种问题.因此,必须加强软权力的建设与软权力资源的培育.使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发挥重大的作用.以此来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与维护增强国家权力.     

话语霸权、亚意识形态与全球化下的动漫产业

在当前社会经济的现实境遇下,将动漫产业简单地视为"艺术行为"或"经济行为"都未必妥当.全球化背景下的动漫产业发展,既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融和互补,又受制于全球化文化扩张.在动漫产业领域,"话语霸权"因世界性的市场竞争而产生,同时对动漫产业"话语霸权"的警惕和反抗也由此而来.动漫产业的世界性竞争和"话语霸权"不再以明显的意识形态来演进,而是通过更为隐蔽的亚意识形态来推广.动漫产业中的亚意识形态,主要以审美方式作为其表述形式.同时,"资本-国家"通过文化政策,推动动漫产业中审美背后的亚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对此,不能简单地排斥和取消动漫产业的国际间交融和竞争,而应合理借鉴外来文化观念、适度利用跨国文化资本、挖掘与传承本土文化,这是保证全球化语境下动漫产业既具有世界竞争性,又具有自身特色的重要策略.     

论创新集群发展中的后发国家政府行为及政策选择

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和产业基础薄弱、市场自发力量不够的情况下,后发国家要在短期内形成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创新集群,实现经济跨越式的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关键性产业群的培植,政府的积极干预和扶持是必需的.后发国家创新集群的培育适合采用"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形成路径.为此,后发国家应主动实施创新集群战略,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集群,设置不同的创新集群政策,并注意政策的动态调整.     

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

当前关于新农村建设有三种主导范式,分别是"内需一转移"论、"组织-市场"论和"文化-秩序"论,三种范式持有各自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主张,但是也存在着共同的不足,具体表现为经济取向与社会取向的分离、"本位"之争与行动主体一元化、发展与保护的脱节.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融合、以"社会投资型国家"取代"福利国家"、多元主体的制度化途径,对目前主导范式的缺陷有重要的弥补和修正作用.以发展型社会政策来指导我国新农村建设,可以探寻出一条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新思路.     

“服务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兼论乡镇体制改革的走向

本文认为,国家力量向乡土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国家渗透方式,这就是通过"七站八所"等机构,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正在进行的乡镇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取消"七站八所",而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通过服务重新建构国家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