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问题

"地方性"研究可以将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研究推向深入。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中的地方性与地域性、民族性紧密相连又超越了二者;地方性与现代性既相互对抗又相互补充。地方性要求研究者应具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理解乃至认同特定文化形成的具体情境及其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立场与视域。研究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的地方性,应有批判精神并警惕过度阐释。     

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设

中国文学研究界只有普遍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国内多民族文学关系的健康局面，才能真正走上亲近与尊重国内各个兄弟民族文学的康庄道路。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包括：完善知识结构，补充历史书写，提升学术基点，丰富科学理念；需要从科学和政治两个层面，讲清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完成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学术理念的转化，此任务业已历史性地落在当代学人们的肩拳。     

多民族“中国”的构建:司马迁《史记》的“中国”观

司马迁《史记》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虽然有指称"一国之中心"、"中原"、"华夏汉族"和"文化"等涵义,但主要的还是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书中称夏、商、周国家政权为"中国",包括夏、商、周国家政权控制的各族人;虽然也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为"中国",但后来所称"中国"则包括楚国,并出现秦国以"中国"自居的现象;称秦汉为"中国"则包括秦汉国家政权管辖的各族人。书中所使用的"中国"一词,还用来指称"九州"和"十二州",将"中国"与"九州"、"十二州"、"天下"、"五服"、四海之内联系起来,也不是用"中国"单独指称华夏和汉族。书中不仅将华夏汉族说成是"炎黄子孙",还将少数民族说成是"炎黄子孙",构建了范围更大的多民族"中国"。这种多民族"中国"的构建,既是司马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中国多民族凝聚为"中国"的历史总结,也与儒家的"天下观"和"大一统观"密切关联,更与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大一统时期强调"大一统"的现实需要分不开,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实践——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

"大一统"思想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大一统"思想虽然萌芽于先秦时期,但形成于西汉武帝时期,其核心是"汉为天下宗",董仲舒等对"大一统"的解读是对这一观念的完善。"大一统"思想形成后为后代所继承,隋唐两朝是积极的实践者,但边疆族群尤其是游牧族群的继承和发展则使其成为了缔造多民族国家的积极主导者。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清王朝则更加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思想,最终促成了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定型。     

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共同体发展格局素描

如果我们必须用一个等式来表现中国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那么,它不是1+55=56,而是56=1。虽然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一直有一道无形的"万里长城"分割出相对隔绝的两个世界,但这改变不了多民族人民相互依存、多民族文化相互习染、多民族文学相互纠缠的历史事实。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共同体已经形成,中国文学的发展现实逼迫我们对多民族文学互动交融发展的事实作出及时反应,因此,学理构建和观点更新迫在眉睫。     

论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隔”与“不隔”

少数民族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是当下一些文学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究其因最根本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存在的"隔"与"不隔"现象."不隔"是共通性,"隔"是在语言通畅表层意思"不隔"基础上存在的对作品深层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上不可深进的精神状态.当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汉文学史时以汉文化视角去阐释就会出现深度理解上的"隔"现象,从而造成文学史编撰上的难度.     

边缘的思考——多民族文学史观与女性文学的共建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与女性文学在中国的再度复兴几乎处在了一个共时的状态,二者曾一度处在"边缘化"的地位,如今又共同成为了文学讨论的热门话题。思考在"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设中如何关注女作家创作、女性主义理论完善等维度,同时促进女性文学和多民族文学发展的有力结合,将会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视域,将会推动二者共同发展。     

论中国历史上对甘青民族地区的特殊政治制度——从“因其故俗”到“因俗而治”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由单一的民族建立起一个政权或王朝,是没有的。秦、汉、隋、唐,以至宋、元、明、清,是多民族国家,人所共知。即以青海境内在历史上出现的政权来说,也是如此。南凉王国(397—414)是以秃发鲜卑为统治民族的包括别部鲜卑、氏、羌、汉族和匈奴族的多民族政权;吐谷浑王国(313?—663)是以慕容鲜卑为统治民族的包括别部鲜卑、氏、     

多民族文学史观构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一个"新语码",它不但可以为学界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还可以让以往的"老问题"经过概念转换而被重新纳入"全球化"语境中。各民族文学和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但既有的文学史基本上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及价值。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应正确认识中国文学和各民族文学之间"一体"与"多元"的辩证关系,努力培养自身的多民族视域,进而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培育有生力量。     

多民族文学史观:怎样的“多民族”与如何“文学”?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文学”与“怎样的多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是基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人文与社会因素中生长起来的族群差异性,在民族自身文学的书写与语演、形式与表达、审美与体验等一系列较之“他群”的“异质性”呈现.其实质是文学的多种民族语言行为的表达与书写.“多民族性”又造就了中华文化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在关注文字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各民族语演文学的挖掘、鉴赏与研究.抵达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方式,领悟多民族文学的语言艺术并与之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有赖于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

汉武帝"大一统"思想在建元六年(前135年)第二次出兵调节百越之间矛盾时已经形成,其核心内容即是"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其后,汉武帝将其用于指导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先后对匈奴、南越、卫氏朝鲜、西域、西南夷等展开了一系列的统一行动,值得关注的是行动的借口多是汉武帝主动制造的,反映着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行动是有计划的。汉武帝构建的"大一统"王朝,不仅为其后昭、宣二帝进一步拓展有效管辖区域、完善西汉王朝的"大一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汉武帝构建起来的"大一统"王朝疆域的规模,也成为后代各朝显示"大一统"的比照对象。因此可以说,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不仅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也积极推动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最终形成。     

论“与民争利”之“民”与“利”——以《史记·货殖列传》《盐铁论》的讨论为中心

汉武帝推行的封禁山川、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短期内缓解了国家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但行至昭帝时,已招致民怨沸腾。司马迁曾以"最下者与之争"来批评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参加"盐铁会议"的贤良文学派也明确要求政府解弛山川之禁,"勿与民争利"。所谓"民",不可理解为包括农民群体在内的普通民众,而是针对汉初以来新崛起的工商业者阶层而言;所言"利",表面理解可泛指民众生活所仰给的天材地利,深入检视则相对国家经济基础而论——儒家传统始终坚持政府应以税赋为国利之渊薮,不应该通过垄断一般商业市场获利。司马迁和贤良文学派的经济主张,在汉代经济思想史上可谓一脉相承,都倾向于汉初以来新兴的工商业者阶层。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基于《汉书》的分析

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多元声音 共创未来——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跨学科对话

对于以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现代中国来说,从文字书写到口头传承的多民族文学是特殊而珍贵的遗产。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研究"获准立项。围绕此课题,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四川大学等机构共同主办的多民族文学系列研讨活动在成都举行。来自各地区、各机构、各学科的多民族学者在学术讲座、项目开题、族际对话、学科整合、跨国比较中,关注和思考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未来与前景。会议收获的启示与共识,不仅标志着本课题高质量研究的良好开端,也预示着中国文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中华多民族文学的交融范畴

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存在着广泛的交融关系.从微观与宏观出发,即存在“局部交融”与“整体交融”.“局部交融”可分三个层次,即以中原汉文学为中心,形成内层文学交融点;以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心,形成中层文学交融点;以边疆少数民族与跨境民族文学为中心,形成外层文学交融点.“局部交融”具有“内聚性”、“扩散性”、“杂糅性”特点;“整体交融”具有“吸纳性”、“辐射性”特点.     

多民族文学教育的融合与发展——北京大学中文系陈跃红教授访谈

个体在多民族地区共同生活的经历与文学的地域考察,能够帮助理解多民族中国的文学。多民族文学教育应回到文学产生的原初情境,同时注重汉语言文学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二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从融和、发展的角度,既强调个性,也强调发展。     

汉唐时期诸“胡”考辨

汉唐时期,乃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与周边民族广泛接触和交往的时期。大量史升显示,当时所称的“胡人”,並非某一特定民族的代称,而是汉王朝四境之外,众多其他民族的泛称。“胡人”包括诸多民族,故其相貌彼此有别。但大部分“胡人”不同程度地具有高鼻、深目、多须髯的面部特征,其中西部的“胡人”尤甚。     

新疆“民汉兼通”双语教育目标的缘起与发展、困境与对策

新疆的"民汉兼通"双语教育目标具有明显的政策主导性,其缘起与发展经历了酝酿期、形成期和发展期,并呈现政策性目标移用作教育性目标、学段上的双向延伸、目标内涵的科学化转向、人才培养的综合性趋势等政策逻辑。其实施中遭遇的困境为:一线教师对"民汉兼通"目标的精神实质领悟不透彻,能力欠缺;学生学业与"民汉兼通"要求相去甚远;家长与社会在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偏差,未能契合"民汉兼通"精神诉求。可取的对策,一是"民汉兼通"双语教育目标落实于文化性教学以增强适切性;二是建构本体性的双语教育目标体系;三是筑牢"民汉兼通"目标实施的社会基础;四是在普通校开设民语课加强民汉间语言文化互学互鉴。     

孔子的“仁”与苏格拉底的“善”之比较——兼评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

世界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和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哲学,它是各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哲学抱有偏见,事实上,孔子的哲学范畴"仁"与苏格拉底的哲学范畴"善'互有同异。孔子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主要缘于他对中国汉语文及孔子哲学的不了解。     

“避讳”不是研究民族关系史的原则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各个民族之间曾发生过反复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在斗争中增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与合作的关系;也发生过彼此的欺压和伤害的事件。在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种民族之间的关系。达到既尊重了历史的真实,又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一直是民族关系史研究者探讨的重要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提出要用“避讳”的原则来处理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尖锐问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