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正义视域下碳排放权初始额度分配规则之选择

正义是碳排放权初始额度分配规则的首要德性。因此,碳排放权初始额度分配规则必须接受正当性之检验,使之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我国正在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统一市场建设,碳排放权初始额度分配规则是其中一个关键要素。在此背景下,应当结合生态-社会-经济等多元目标,综合权衡,充分照顾欠发达地区、贫困人群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选择多元化的碳排放权交易初始配额分配规则,并建构有效的碳排放权初始额度抵扣机制,降低基本民生产品生产企业的成本。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中防范企业逆向选择的演化博弈

在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免费分配过程中,企业逆向选择会导致政府配额分配过量进而影响减排效果和环境治理,针对这一问题,以“复制动态方程”和“演化稳定策略”为建模基础,构建政府和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博弈双方和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并通过仿真模拟分析相关参数对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政府对谎报企业的罚金小于其监管成本时,博弈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即企业谎报碳排放量且政府不监管。为避免出现这种企业逆向选择却不受监管的不利局面,政府应积极运用各种手段降低监管成本,加大对谎报企业的惩处力度,同时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从而实现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合理分配。     

碳排放交易机制下减排技术投资的生产库存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成为国际共识。为此推出的减排机制——碳排放交易机制必将对企业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为探讨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减排技术投资对制造型企业的生产库存决策的影响, 基于Arrow-Carlin模型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的动态生产库存模型, 分析减排技术投资可变时制造型企业的最优生产率、库存水平、成本、碳交易量与碳排放量, 并与不存在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 制造商倾向于减少碳排放, 出售部分碳排放配额, 生产计划波动性减少, 生产库存成本增加, 总成本下降;增加减排技术投资, 制造商会出售更多的碳排放配额, 生产计划波动性增加, 库存下降, 总成本进一步下降。     

论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碳排放权具有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和控排企业私人财产利益的双重法律意义,因市场机制必须经过政府管控才能发挥减排效用,所以碳排放权受到行政规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政府没有干预碳排放权中财产利益的目的,碳排放权本身也没有对抗政府规制之意,因此,以权利受到行政规制为由认定碳排放权具有公法属性不符合公权利的定义。初始分配和清缴配额环节的公法属性或源于政府对配额的管理,或源于行政法律义务,但都无关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除了可交易性特征,碳排放权对控排企业支配配额财产的保护,碳排放权法律关系的自愿性和平等性都表明了碳排放权是私法权利。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碳排放权的权利构造与应然理路

我国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并将碳排放权定义为分配给控排主体在规定期间的碳排放额度。针对碳排放权的属性界定问题,学界的准物权说、用益物权说、规制权说均难以很好地解释实践。碳排放权在二级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存在形式是数据,所产生的货币价值决定了其具有新型财产权的法律属性。在权利理论体系中,应当将碳排放权界定为“数据产权”,明确其作为数据财产在交易过程中的收益,厘清“碳排放权”与“碳配额”之间的关系,实现碳排放权作为“数据产权”承载交易主体的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满足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气候正义的价值诉求。     

碳排放权交易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西方各国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而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虽然已经初具规模,但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初始分配不公、缺乏监管机制、不成熟的交易市场等。在对各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论述的基础上,对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进行研究与借鉴,从公平化初始分配、完善监管机制、建全交易市场等角度充分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属于一种基于利用市场力量和经济激励的环境政策工具。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履行机制(JI)和排放贸易机制(ET)三大减排机制各有利弊。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机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存在缺乏定价权、碳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交易市场等问题。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权尚不具备商品属性;在碳减排的管理上没有形成高效的运行机制;数据收集、配额分配、排放监督测量等基础性工作不健全;企业对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均缺乏必要的认识。构建健全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主要策略是大力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采取先自愿后强制、最终实行总量控制的渐进策略;促进碳金融市场的发展;组建非政府性监管机构;加强碳市场的法律制度建设。     

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与实践——以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为例

基于价格控制的税收手段和基于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交易手段是温室气体减排的两个经济手段。碳排放权交易手段的理论依据是资源稀缺性理论和产权交易理论。《京都议定书》的三个灵活减排机制推动了碳排放权交易。欧盟减排交易机制下的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规范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尽管碳排放权交易手段在控制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在运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关于碳排放权交易研究也需拓展理论视野。     

我国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衔接问题研究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在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体系中分别建立起用能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前者用于控制用能单位能源使用和消耗的上游环节,后者控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下游环节,两制度有效衔接将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完成的高效协同。两类交易制度存在理论背景的一致性,但同时也面临着法律依据、配额分配方法等不一致的地方。因此,我国未来应从立法路径、制度安排及保障措施三个方面入手,为用能权交易制度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衔接所面临的相关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基本问题探讨

碳排放权交易将市场机制引入到碳减排工作中,以较低的成本达到减排目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于今年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并更新了技术条件,但是却存在较为严重的法律规范缺位现象.因此,我国亟须通过立法来确认和规范碳排放权及相关许可证、交易主体、交易规则等基本问题,明示其合法性与正当性以保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运行.     

基于演化博弈分析的水泥企业碳减排决策选择研究

面对日益严格的碳排放管制,企业应该加大减排投资还是直接到碳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以实现碳成本最低,碳减排收益最大化？这是每一个高能耗高排放企业都必须面对的决策问题。文章拟建立AB两家水泥企业的碳减排策略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此模型进行演化博弈分析,以发现影响企业低碳减排决策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水泥企业是否选择在生产过程中加大减排投入取决于其单位碳减排成本与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偏好程度和碳价之和的大小比较。因此,要实现低成本减排的目标,水泥企业应积极开展低碳生产技术和减排技术的研发,追踪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碳元素流,针对碳排放量较高的重点生产工艺进行碳减排改造。政府则需要加快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大对低碳产品的宣传,强化消费者对低碳产品和水泥企业碳减排行动的认可。     

中国碳交易市场回顾与展望

2017年12月19日,首先纳入发电行业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正式启动,1万吨标煤的准入门槛使全国碳市场几乎涵盖了所有主要火电企业。全国碳市场短期内虽然不会产生明显效果,但长期来看,将通过倒逼发电行业优化结构来促进低碳发展。对中国碳市场建设的相关政策发展及进程进行梳理,分析各个试点碳市场的市场表现及履约情况,通过对其配额和CCER交易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各个试点市场的政策效果,并对全国碳市场的发展进行展望。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国7个试点的碳市场累计完成线上配额交易量逾1.35亿吨,达成交易额逾20亿元,为全国碳市场的建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17年,7个试点碳市场交易活跃度有所提高,但依然存在大量交易集中于履约期前后的情况。重庆碳市场一改以往低迷的市场表现,交易量和活跃度增加迅速;天津碳市场因全年长时间休市,交易量较低;湖北超过广东成为交易量最大的试点碳市场,交易集中度也为7个试点中最低。2018年是全国碳市场的基础建设期,各试点碳市场将继续并行运行,全国碳市场在实际的配额交易前将进行为期一年左右的模拟交易。碳市场的机制设计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过程,要真正发挥全国碳市场降低碳减排成本和促进碳排放量下降的作用还需要至少两三年的时间。     

碳配额约束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碳交易体系导致企业生产的成本构成和盈利模式发生变化,基于博弈论方法采用古诺模型,对同行业中的双寡头企业在碳配额约束下产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的竞争力变化进行分析,同时探讨碳交易约束对整个行业生产力的影响,在研究中突出分析了企业碳强度的差异对碳约束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并试图探索理论模型所揭示的现实意义。模型结果与算例仿真结果显示:碳配额约束会对不同碳强度的两企业造成产量方面的影响,碳强度低的企业具有较大的碳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会帮助其在同行业竞争中占有优势,使其在产品市场上的占有率提高,当配额总量越紧张时,这种竞争力优势愈发凸显;而碳强度较高的企业,对碳配额约束所带来的压力越敏感,在碳配额总量紧张时,过高的碳强度可能导致企业难以承受碳成本,大幅度减少产量,甚至被挤出产品市场。从整个行业的产量来看,碳配额约束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对行业的整体产量有所影响,随着碳配额总量缩紧,行业的总产出减小,会给政策的制定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在经济发展和减少排放之间寻求平衡,是相关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之一。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力措施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从碳排放交易的过程来看,碳排放权具有稀缺性、排他性、可交易性、可分割性等产权特征。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以其成熟的运作模式成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典范,并有其独特的特点、方式及其制度保障措施。建立我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必须提高对碳排放权交易价值的认识,加强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人才的培养,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基本制度建设。     

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零售商模糊库存模型优化求解

为探讨不确定条件下碳交易机制对库存管理中排放控制和成本优化的影响,用梯形模糊数描述各参数和决策变量,建立碳交易机制下模糊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和排放模型,对比分析不同决策下经济订货量的关系,讨论碳交易机制对模糊成本与碳排放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模糊模型能有效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模糊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考虑碳交易机制前后和仅考虑碳排放最小时的经济订货量不相同,适宜进行碳交易;碳限额增大能有效降低成本,对经济订货量和排放无直接影响;碳价与排放负相关,而对成本的作用则取决于给定碳限额的范围。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

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发展碳交易市场具有促进生态意识、促进减排和降低减排成本、促进节能减排与经济平衡发展等作用,发展碳交易市场势在必行。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信息公开及严格审批是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基本原则。本文还分析了碳交易市场许可证分配和计量存在的问题,从计量保障和监督机制的角度提出了建设碳交易市场的保障措施。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欧洲二氧化碳期货市场有效性分析

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是主要的国际碳交易市场,该体系排放许可单位(EUAs)的交易市场发展迅猛。为了帮助市场参与者更好地规避市场价格风险,利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验证了欧洲二氧化碳期货市场的有效范围,发现其在1个月内是有效的。在市场有效性范围内,对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同时发现该期货市场某时刻价格的影响可以持续3个月。     

中国碳市场回顾与展望(2022)

截至2021年，全球投入运行的碳市场共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约16%。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初步建立了全球性碳市场的基本制度框架。2021年7月16日，首批纳入发电行业的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线上交易，截至12月31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1.79亿吨，成交额达76.84亿元，运行较为稳健，价格基本平稳，临近履约期交易活跃度急速攀升。2020年中国试点碳市场受新冠疫情影响，活跃度有所降低，价格整体稳定。2021年试点碳市场的交易量整体有所增加，价格稳中有升，各试点之间的差异仍然较大，其中北京碳市场的成交均价最高、价格波动性最大，广东碳市场的总交易量最多、市场最为活跃。全国碳市场2022年后有望逐步纳入建材和钢铁行业并引入机构投资者，缩减碳配额总量，增加交易产品种类，强化和其他减污降碳政策措施的协同性，发挥规模优势并探索国际化道路，成为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