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论先秦儒家“为政在人”并非“人治”

先秦儒家的“为政在人”、“治人”理论并非“人治”，它与西方“人治”理论有着较大差异。西方“人治”理论侧重于政治体制的设计，而“为政在人”范围更为广泛，既强调“为政”、“施政”的主体（君主和各级官吏）和客体（庶民百姓），也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还包含诸多法律层面的见解和思考。先秦儒家虽然强调“为政在人”、“治人”等，但是并非不要法，而是认为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人”的作用是必须特别予以重视的。     

论《尚书》之“慎”德

“慎”是精神始终处于紧张、诚悫、专一的状态。在《尚书》中，“慎”表现为一种德，如“慎徽五典”“慎乃在位”“慎乃司”“慎乃事”“慎厥身”“慎乃俭德”“慎乃宪”“慎明德”“慎财赋”“慎出乃令”“慎终于始”“慎厥初”等。作为德的“慎”，不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而是对国家治理者的要求，要求其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严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一切政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活动。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从郭店儒家简谈古代“乐”的形上特征

郭店儒家简揭示了音乐与德行（成圣）之间的关系，启示了“乐”在古代中国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孔子和庄子都以“乐”沟通天道与人道，以求个体成己成德。“乐”、“诗”、“颂”是一种近邻的关系，“颂”含有强调个体有限性的特征，而这亦导致了“乐”的形上特征。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暂时”与“临时”辨析

“暂时”和“临时”在语义和句法方面各有特点:语义上,“暂时”的情状具有可控性或者在非可控状态下可断定其会发生变化,而“临时”的情状只具有可控性;句法功能上,主要表现在对动词、名词的选择上。     

从“补充式”到“沉积式”发展：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教育振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关键。乡村教师作为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成员,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地位。“补充式”发展侧重解决乡村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沉积式”发展侧重提升乡村教师队伍的素质能力。当前,乡村教师“下不去”的问题依靠“补充式”发展得到了基本解决,而“留不住”的问题则更多需要通过“沉积式”发展加以解决。拓展乡村教师来源渠道、打造乡村从教生活方式、重构乡村教育体系,促使乡村教师成为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力量。     

我看“新生代”

“新生代”不是９０年代的一个创作流派，而只是一个以年龄段为界限的“一茬”小说作家的统称。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们多数人往往以个人的方式感受时代的脉搏，对物化时代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表达着对“当下”状态的体验和感受、情绪和思考。他们中少数人将笔触伸向“历史”，但这种“历史”也是被“个人化”了的。“新生代”中少数人可能有所谓“边缘化”倾向，多数人并未退居生活的边缘。但无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的表达，都是相当“个人化”的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鲁迅风”与“后鲁迅风”

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鲁迅影响下的杂文随笔，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的“鲁迅风”杂文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就“异”而言，“鲁迅风”杂文属于严格意义上自觉性的文学流派，而前者则是一个松散的并无自觉性的文学流派，因此，可以冠名为“后鲁迅风”杂文随笔。“鲁迅风”与“后鲁迅风”，虽一字之差，却不能混淆，两者共有之“鲁迅风”，昭显其同，而独有之“后”，则甄别其异。     

清华大学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考

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在其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教育革命”不仅有着明确而独特的目标、内涵和路径，而且还有着重要而持续的意义、取向和作用，对于清华大学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这一“教育革命”既是新中国1958年前后众多大学‘墩育革命”的一个非凡样板，也是新中国“文革”前十七年大学教育制度、理念和实践演变的一个典型写照。无论怎样，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都通向“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     

试析市场经济中的“斯密问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种各样问题的产生，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会归结到人类的自利心理上。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解决现实中的“斯密问题”已成为我们面l陆的重大课题。对于解决市场经济中的“斯密问题”，中外经济学家都曾给出过答案，但都不尽如人意。针对中国国情，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伦理道德思想、吸收外来文化中优秀的伦理道德思想、建立一个降低利他成本的制度环境等，应是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斯密问题”的根本途径。     

从“意识独占”到“感觉独占”——论网络文学“新文类”的存在形态及沉浸式体验的嬗变

网络文学包括“类型文”和“新文类”两幅面孔，前者是当前国内网文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常常被忽略。而事实上“新文类”的种类繁多、形态独特，主要包括超文本、多媒体文本、互动文本和机器文本四种类型，具体形态有超文本小说、多向诗，文字造景型、语图互文型和多媒体文学，互动小说、接龙小说和文字游戏作品，以及生成艺术、定位叙事和人工智能作品等。其文本内在性质和读者审美体验也发生了重要嬗变，即在文本性质上，“新文类”从“人工制品”走向“机器诗意”;在审美体验上，则从“意识独占”走向“感觉独占”。注意到这种嬗变，对“新文类”的恰当定位以及未来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解放的人”与“人的解放”——马克思实践生存论的解释向度

在实践生存论的维度上，“解放的人”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一致性。“解放的人”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要素，本质上构成马克思对关于人的本质的实践生存论的主体核心。“人的解放”是“解放的人”的价值旨归，指引无产阶级完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这就要求划定“解放的人”的概念边界，厘清何者成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历史任务，回复无产阶级以人的本质确立无产阶级关于“人的解放”的使命所在和社会目标，阐明“解放的人”和“人的解放”辩证统一的内在机制和现实依据，最终才能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完全解放。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学习型”政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为着继续生存和执政而作出系统思考的结果。是思想路线的再次自我超越,是先进性的新闻述,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共同愿望。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学习型”政党完整的理论与操作体系。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对我国“西化”、“分化” ,实行“和平演变”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始终奉行并长期实施的既定战略。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党做过大量的工作 ,也积累了不少斗争经验 ,维护了党的执政地位 ,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观察、思考问题 ,也不能否认 ,在反对“西化”、“分化”问题上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时紧时松的一面。每当国家出现重大事件或危机时 ,对这个问题就抓得很紧 ;而当形势好转时 ,就仅把这个问题当成一句口号 ,有时连口号也不提。可以说 ,缺少一个战略规划 ,缺乏一贯性。我们要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高度 ,充分认识“西化”、“分化”与反“西化”、反“分化”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建立反“和平演变”的工作机制。     

人与自然:“中心论”还是“主体论”?

本文通过对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 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原因的揭示，分析和批评了两者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佯谬。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人类主体主义”的新观点。     

“南方谈话”与“经济发展平台”理念的生成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经济发展平台”作为一个新概念或一种新理念，在我国逐步形成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可以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台阶论”、“结构论”、“阶段话”(“飞跃论”)、“创新论”，对我国经济在新世纪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