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福利改革评析

"第三条道路"针对传统福利国家的弊端提出了福利改革的理论.通过逐步确立"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强调人力投资,变被动式福利为积极式福利,变传统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这样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促进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参与,对其他国家的福利改革提供了借鉴和重要的启示.     

社会权利:现代福利国家模式的起源与诠释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事务不断的国家化逐渐体现在社会权利的要求方面,于是,社会权利便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的一个催生婆,并日益成为保证企业竞争力和最大限度适应经济发展的一个“生产性投资”。因此,可以把社会权利作为研究福利模式的一个起点。社会福利的“非商品化”与社会权利相对应,是现代福利国家本质特征的一个体现,同时也是对“前商品化”一个反动。社会权利不是无条件的,其扩展程度越宽,非商品化程度就越高,由此福利国家便逐渐形成三种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的福利国家对其社会分层化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各自的产业结构也就不同。这样,福利国家的三个模式在现实世界中就显得有意义了,即不同模式下福利国家的产业结构、就业路径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后者反过来有成为测度不同模式福利制度的重要因素。     

国家责任与个体自由:福利权利正当性之辩

福利权利已被确立为一种法律权利,但是它的性质与正当性问题依然受到广泛的讨论与质疑,有关的知识争论早已超越法律或法哲学的范畴,成为福利哲学、社会政策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之一.福利权利正当性问题的本质在于国家福利供给责任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关系,这直逼社会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对当前正迈入社会政策时代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福利权利持反对或否定立场的主张可概括为后果论、社群价值论和个人自由权利论,辩护或肯定的主张则主要包括市场批判和校正论、公民身份论和积极自由论.本文认为,从福利的本质是扩展和实现个人实质自由的条件这一前提出发,福利权利的正当性证明需要解决以下三方面问题:福利能否成为权利;福利何以成为权利;福利权利如何得以保障.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研究综述

在家庭小型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福利治理博弈与考量的必然结果,也是作为减轻国家福利、家庭福利供给压力的重要途径。文章追述前沿文献,重点梳理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的相关理论基础、面临的困难及其研究前景,并指出新形势下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的研究应以福利治理主体间的竞争与合作为立足点,应通过实证研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提供中国路径。     

社会政策转型:韩国李明博政府的挑战

社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直接涉及公民福利权利的实施与发展。韩国的经济形势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迅速恶化,由此刺激了社会对国家福利的需求,使得韩国传统生产型社会政策理念面临挑战。构建超越传统生产主义的福利政策是李明博政府走出经济危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福利与权利

本文从福利与权利的历史性解析入手，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民主义的福利与权利观进行分析，并提出：福利作为个体的一种社会经济权利，一方面不能将该种权利绝对化；另一方面又不能推卸国家在福利方面的责任。因此就应该在市民社会组织比较发达的国家推行社会组织承担主要福利责任的模式，而在政社不分的社会中，则应该采用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模式。     

论社会权的双重价值属性

社会权是20世纪的重要权利,是基于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理念的一种权利,它遵循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根据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观,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分配正义的核心原则。其中,差别原则体现了社会公平的价值诉求。因此,社会权具有双重价值属性,遵循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平的价值规范。     

吉登斯的积极社会福利思想

传统的西方福利国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陷入了困境,吉登斯提出我们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positive welfare):通过逐步确立"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强调人力投资,变被动式福利为积极福利,变传统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型国家。     

社会投资与欧洲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福利国家被广泛地论述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本文考察这一波改革的理论叙事与政策实践,检视福利国家调适的性质与影响。通过激活个体能力和自理责任以及开发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社会投资政策致力于因应后工业社会的新社会风险,适应21世纪竞争性的知识经济形态。尽管与福利紧缩时期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积极的社会投资并未能根治西方福利国家的内在结构矛盾,并不足以带来福利资本主义的范式变化。这一导向的改革政策触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内在的不平等、社会脆弱性和社会排斥问题,也强化了市场导向、效率至上和商品化的治理原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去政治化的功能,并促进了社会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的再商品化,因而毋宁是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从理论上廓清这场改革的性质,也可以为中国福利治理的路径选择提供有意义的规范性反思。     

略论新社会风险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

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产生了许多新发展,而现代社会的这些进步也同时带来许多风险与危机。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不仅给社会政策理论带来了新的转变,而且对各国的福利改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工业国家都开始强调在知识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应该重新审视福利保障制度原则,加强社会包容,建立一个以应对“新社会风险”为主的福利国家。基于此,研究新社会风险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发达国家福利改革的新动向,而且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也将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诸多借鉴。     

第三条道路、英国实践与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模式

针对西方国家的福利病,“第三条道路”适时应变,超越“左”和“右”的传统与局限,其指导思想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通过促进就业、注重人力资本投入、推行终身学习政策、提倡培育公民社会发挥第三部门效用等社会保障措施,使英国的福利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国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福利国家社会救济制度的伦理考量及启示

福利国家(以英国、瑞典为例)通过完善的社会救济制度为其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可靠的生活保障.其彰显的伦理价值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具有“人本主义”的基础,其本质是形而上的.国家为贫困者提供维持其生存的福利救助的正当性在道德逻辑上是自明的.鉴于此,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关键在于明确国家的福利救助义务,并将这种接受救助的道德权利转为法律权利,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贫困者能够有尊严地生存.     

西方社会学视野下老年福利思想述评

本文主要从社会学视角述评养老福利理论的主要观点.分别从功能学理论、冲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现代化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社会生物学理论以及哈贝马斯、布迪厄、吉登斯等社会学家的不同研究角度综述了老年社会福利的主要思想,为构建养老福利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救助制度形成的动力比较

通过对英国、美国和德国社会救助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动力因素进行比较发现,来自底层群体的压力、社会运动与阶级斗争、福利理念与意识形态等对三个国家的救助体系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国家救助体系发展的动力不同。研究发现,英国来自社会底层群体的压力、混合的福利理念是该国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的动力;美国的动力因素则是来自社会底层群体的压力和社会运动与阶级斗争;德国社会救助体系作为社会保险体系的补充,其建设更加依赖福利理念与意识形态因素。     

第三条道路、英国实践与中国社会保障改革——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模式

针对西方国家的福利病,"第三条道路"适时应变,超越左和右的传统与局限,其指导思想是: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强调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通过促进就业、注重人力资本投入、推行终身学习政策、提倡培育公民社会发挥第三部门效用等社会保障措施,使英国的福利改革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我国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主导、社会化的市场运作与加强第三部门的作用)以及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福利国家理论与东欧新福利国家比较研究

本文从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理论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将东欧转型国家纳入到研究范围当中,界定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概念;并以此为基础,从多种视角考察了东欧转型国家社会政策的演变及其现状研究。总体而亩,当前对东欧福利国家制度的研究还极为薄弱,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力度刻不容缓。     

奥菲国家理论思想溯源

德国学者克劳斯·奥菲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他承继了该学派批判理论传统，结合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同社会学的功能理论、系统论，对后期资本主义国家矛盾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福利国家危机理论。他的国家理论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交往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合法性危机理论对奥菲产生了深刻影响，而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化理论、福柯权利理论等在奥菲国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也未曾缺席。     

英国的宗教社会服务发展脉络及启示

英国宗教社会服务与主流的国家福利之间的关系经历了4次主要变革,不同时期宗教慈善组织通过更新自身来调整与国家的关系,获取在慈善领域的发展空间,并为专业社会服务的形成提供了方法沉淀。将宗教服务放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内考量,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的过程中,英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在于鼓励宗教慈善组织参与社会福利输送,需要政府提供系统的制度支撑,建立社会取向的社会政策,赋予宗教服务一定的发展空间。悬搁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争论,以民众需求为本位,可以吸纳宗教资源以弥补法定福利供给不足的现状。政府与宗教慈善组织需要对自身分别作出调整,结合本土福利资源的情况,以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共同目标促成合作。     

当前中国社会福利依赖现象与反福利依赖社会政策的介入

福利依赖一直是经济发达的西方福利国家面临并竭力解决的问题。然而在经济欠发达的中国大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成为一种福利依赖问题,并开始影响社会公平和效率。文章分析福利依赖的成因,探讨和研究社会政策介入反福利依赖、帮助福利依赖者提高自助能力,努力促进提高社会福利的使用效果,增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