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笔谈(二)

洪仁玕的著作《资政新篇》,学者多认为是中国近代化的最早计划,国外学者苏均炜、濮友真和邓嗣禹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对此有所论述。这段笔谈所介绍的洪仁轩的佚著,如果确实存在,很可能是《资政新篇》的姐妹篇。太平天国于1860年6月2日占领苏州后,立即从外交上、军事上为东进作准备。李秀成几次致书在上海的外国使领,洪仁玕利用与西方传教士的渊源也积极活动。7月21日,即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六月十一日,洪仁玕致书在上海的英国教士艾约瑟,邀请他到苏州会面,“以便面倾一切”,信末附言:“另附新书一本交先生一览。”同时,李秀成也致书艾约瑟和另一英国教士杨笃信,告以洪仁玕已到苏州,邀请他们来访。洪仁玕、李秀成的去信都送到了。李秀成的信现存英国。不知什么原因,洪仁玕去信的原件却仍在中国,现存广西博物馆(《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和《太平天国文书     

论洪仁玕的“防意胜惑”思想

本文从洪仁玕提出的“防意如防城”、“胜惑即胜敌”这一思想出发,从新的角度研究了洪仁玕的思想,论述了洪仁玕“防意胜惑”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详细地阐述了洪仁玕面对后期太平天国思想领域的严峻形势,为收拾世道人心,稳定政局,抵制封建腐朽思想的腐蚀和诱惑,提出的一整套“防意胜惑”的有关方策。文章认为洪仁玕“防意胜惑”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太平天国革命理论,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借鉴作用。     

洪仁玕与太平天国历法的“改订”

洪仁玕阐述了太平天国颁行天历主要有“醒愚俗”、“定民志”、“正农时”三个目的。针对天历不合天象、有失农时的缺陷,洪仁玕对天历作了一次较大的“改订”：一是改订“岁实”,二是欲制定一标准物候历来“裁定耕种”。洪仁玕对天历的“改订”是不成功的。     

病因与“上帝召见”——洪秀全“异梦”内容新说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考秀才落第后,曾大病40余日.生病期间,他做了许多奇怪的梦,时常胡言乱语.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著名的“异梦”.据洪仁玕的记述和太平天国的文献记载,洪秀全在梦中被上帝召上天堂,授以“除妖”大任.此说是否真由梦境而来,史界有不同的看     

“上帝”观念和太平天国

本文认为,“上帝”观念是拜上帝教教义中最重要的内容,它源于《劝世良言》,是中西合壁的产物,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起了兴奋剂和麻醉剂的双重作用.作者较系统地分析了“上帝”观念对太平天国历史和思想的影响,并对洪秀全和洪仁玕的宗教观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外政策的异同作了比较研究.     

略论洪仁玕的近代化思想

本文通过对洪仁玕颁布的《资政新篇》等一系列法令性文件的综合分析,系统阐述了洪仁玕近代化思想的基本内容,重点剖析了洪仁玕在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和法制方面的主张,指出了洪仁玕思想的进步性、科学性及存在的不足,阐述了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论洪仁一玕的改革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1859年他几经周折来到了天京,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他向天王洪秀全提出了他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雄心勃勃,企图通过改革“与番人并雄”①。本文主要是通过剖析洪仁歼的改革,进行历史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伟大纲领——读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是一八五九年洪仁玕由香港到达天京后,根据当时的“时”和“势”,向洪秀全提出的一个统筹全局的建议书。在这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诸方面的纲领性文献中,洪仁玕冲破落后狭隘的思想巢臼,大胆地提出了改革太平天国内政和学习西方国家先进文化思想、科学技术,在中国建立近代工业体系的一系列措施,表现了近代史上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满腔热情和革新精神。 洪仁玕(1822—1864年)是洪秀全的族弟,也是出身于中农家庭的知识分子。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接受洪秀全革命思想的影响,成为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时,他由广东赶来参加,因太平军已转战永安,没有赶上起义队伍,折回广东。后来清朝反动政府搜捕洪秀全的家族和信徒,他避居香港。一八五四年,他到上     

洪仁玕“新政”产生的历史根据

洪仁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他眼光之远大,思想之新颖,大大超过了他的同辈,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峰。他的智慧集中地反映在其代表作《资政新篇》等著述和诏谕中所提出的“新政”。洪仁玕的“新政”,是在他到达天京总理朝政以后,从发展资本主义目标出发,对太平天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制以及外交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立政方策和所进行的改革。这些主张和改革,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跳出了国界们农民意识的局限,抛弃了《天朝田亩制度》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为太平天国开拓了一条新路。它力图通过推翻清王朝的革     

论洪仁玕中西文化观之特色

洪仁玕接受了中西文化并皈依上帝,其文化观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既有对西方文化多方位接受和认同的趋新意识,又有对传统文化的恋旧情结,试图用附会中西的办法来规范中西文化.他的文化观极具开放性和前瞻性,但又有自相矛盾和不成熟的局限.     

洪仁玕与太平天国思想文化

洪仁玕(1822—1864年)是天王族弟、最早的拜上帝会成员。金田起义后,他数次投奔太平军均未达目的,遂避走香港。1859年4月,他设法从香港辗转而到天京,被天王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1861年因安庆重镇失守被革职。 1864年7月,天京陷落,洪仁玕护幼天王出走,准备会合各路太平军余部重振革命大业。同年10月,在江西石城不幸兵败被俘,11月就义于南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洪仁玕慨然表示“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大义凛然。洪仁玕自幼饱读经史,在香港期间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所了解。他对太平天国革命颇多建树,而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则更为突出,本文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以概括论述。     

重思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利维坦之死为视角

目前学界主要从世俗主义与公民宗教的进路来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但这两种理解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霍布斯称利维坦为“必死的上帝”。相反,我们必须在霍布斯基督教神学描绘的历史图景中理解利维坦之死。霍布斯本质上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神学家,在他的理论图景中,宗教神学并非隶属世俗政治,世俗政治却是其神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霍布斯对世俗政治与神学关系的处理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洪仁玕社会政治思想探微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一名热衷西学、讲求时务的早期新型知识分子、洪仁玕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这使他既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对当时和以后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启发意义.     

论尼采对基督教上帝观念的抨击

尼采决不是第一个谈上帝死了的哲学家，但他对上帝观念抨击却具有震撼时代的威力，“到现在仍未能完全找到处理之法，亦无法完全复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美国的“上帝死了神学”就深受尼采、朋霍斐尔（D．Bonhoeffer）等人的影响，以至神学家汉密尔顿（W．Hamitton）雄心勃勃地要把“上帝”一词从词典里拿掉，他在《把上帝从字典中拿掉》一书中说，“今天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尼采关于‘上帝死了’的呼喊，因为即使这样，我们又如何知道？不，现在的问题是‘上帝’一词死了。”“在上帝死亡神学家看来，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上帝”一词…     

洪仁玕的法制思想：内容、评价与启示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为了挽救革命危局,达到"重振天国"的目的,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制思想.洪仁玕的法制思想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产物,体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洪仁玕的法制思想不可能在现实中完全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了解洪仁玕的法制思想,对于实现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资政新篇》来源考

对于洪仁玕《资政新篇》中现代化举措的来源及其现代化观念的根源,学界一直缺乏详尽的追究。仔细考察《资政新篇》所受当时新教传教士中文杂志及书籍的影响,可以揭示贯彻在《资政新篇》背后的新教文明观和现代化观念。《资政新篇》中的思想观念,主要来自洪仁玕在香港和上海时期对"洋社会"的接触,以及对世界发展大趋势的了解。《资政新篇》之新,正在洪仁玕比一般的中国人更早地了解世界时势,并预见到了在中国即将出现的情形。     

沈家本与洪仁玕法制思想比较

笔者在拙文《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开篇》(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中,曾对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先驱首推沈家本的传统看法提出疑义。现试图通过对沈家本、洪仁玕法制思想的分析、比较,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一、沈家本有哪些新贡献沈家本(1840——1913)比洪仁玕小十八岁,光绪九年(1883),他四十三岁时,中进士。在步入仕途的三十年间,他专攻法律和主管司法的时间长达二十余年,特别是从1902年5月起,历任清政府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法部左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要职,并且“奉上谕”研究中西法律,兼任修订法律大臣近十年之久。     

康德对上帝存有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及其体系意义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对上帝存有的本体论证明进行了批判,他的主要论据是：“是（存在）”（Sein）和“存有”（Dasein）分别是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谓词,而本体论证明错误地混淆了这两类谓词。康德的批判表明科学无法解决超验的上帝问题,知识的有效性应限制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而这为道德与信仰保留了空间,开启了道德神学的可能性。道德神学基于道德的必然要求,在主观确信的意义上证明了上帝的实存。从思辨神学到道德神学的转换体现了康德哲学的根本旨趣：哲学的目标在于为人类的福利和尊严奠定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限制科学的适用范围,在知识和信仰之间保持适宜的张力。康德哲学对当代哲学探讨的启示是：我们有必要对一切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主张保持警惕。     

试论洪仁玕的道德观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有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就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领导人洪仁玕。在当时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形势下,他试图以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陈腐部分,提出了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化的方案,试图将太平天国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伦理道德观上,他提出了新的善恶观、义利观和国格观,转变不良的社会     

“苦力王”与中国近代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探索“夷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逐渐成了人们议论时政、谋求富强的热门话题。由此而有洋务活动,改良倡议;引进了洋枪炮、洋工匠、洋技术,以及欧美的各种社会学说,从而编织成中国近代化的早期历史。史家们谈论中国近代化,多着眼于封建官僚士大夫的有关言行,而于太平天国中那些被人讥讽为“苦力王”的思想言行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则很少顾及。这是一个缺陷。其实,鸦片战争的炮声,不仅震惊了封建士大夫阶层,也给下层社会的某些有志之士以极大震动。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就是在鸦片战后对封建传统文化产生怀疑,转而向西方借来一个“上帝”,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战争的。正是这场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继之是洪仁玕,他以所接触到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