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性散文"

诗和散文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但在诸种文体中两者又最为接近 ;散文的诗性从本质来说是一种内在的整体性和综合的美 ;散文的诗性世界分为三个层面 :主体诗性、文化诗性、修辞诗性 ;散文的诗性是一种度量 ,是以诗性来度量散文的质量 ,特别是内在的质量达到了何种高度 ;散文的诗性不仅能有效抵御现代技术文明加诸人类的危害 ,还是提升日常生活的审美手段     

论"摘句"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诗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摘句"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之所以是诗性的,除了受中国诗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代的说诗者和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文本的时候先在地持有的一种与解释对象相匹配的东方民族所特有的诗意的态度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铸就了"摘句"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重要阐释方式的独特理论品貌.     

泰国华文诗歌创作中的中国诗性智慧

泰华诗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五四新诗、台湾现代诗和大陆朦胧诗等影响,但就其精神内核来看,在泰国华文诗歌的汉字书写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学精神,蕴藏着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的诗性智慧。其中,儒家诗教观念是泰华诗歌意绪表达的内在支撑,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是泰华诗歌言说方式的审美追求。泰华诗人对中国诗学传统的承续并不是僵化的。尽管说泰华诗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中国传统诗性智慧,但并不等于说包括泰华诗歌在内的泰国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与中国诗歌

中国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在文化的所有领域,几乎都有诗的痕迹。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文学都具有诗化特征。新诗是传统诗歌的现代形态,推动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是迫切的美学使命。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严羽"气象"、"兴趣"说辨识

“气象”说和“兴趣”说在严羽的诗论中既是诗评概念 ,又是诗法概念。作为诗评概念 ,体现着严羽对汉魏盛唐诗的独特理解 ;作为诗法概念 ,体现着严羽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严羽从盛唐诗人审美感情的发动与表现中领受到了无穷的感染力 ,名之曰“兴趣”,把作为盛唐诗人审美感情之底蕴的进取情怀误解作胸怀境界的开拓 ,名之曰“气象”。将二者立为“诗之法”,体现了严羽审美文化取向中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的意识     

"纯诗"说·"象征"说·"契合"说--梁宗岱的诗论

如果说穆木天、王独清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较为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象征主义诗论,戴望舒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发展了象征主义的诗论,那么梁宗岱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则主要在于建构了由"纯诗"说、"象征"说和"契合"说构成的象征主义诗论体系,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论成熟的标志.     

论沈德潜诗学的“中庸”特征

沈德潜的格调论是儒家诗论的总结,合"道"的中庸性是其诗论的总特征,他的诗学思想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近乎完美。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合乎理学驯化人格道德的要求,反对过度激越的情感抒发。他能够抑平唐宋之争,避免明七子的门户之见,诗论中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识见超出了一般的儒家诗论。     

"诗仙""诗鬼"辨异--李白与李贺诗性文化范型比较

李白与李贺虽然同为浪漫主义诗雄,其实却有鲜明的差异性,这主要表现于诗心之别、诗境之别、诗法之别、诗体之别.从诗性文化范型角度来看,"诗仙"及其"太白体"与"诗鬼"及其"长吉体"话语系统抟成为特定的文化符号意义.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来看,李白之诗充分满足了人性之情感极度舒张的精神需要,李贺之诗则完全切合了人类之极度好奇求异的心理特征.     

中国古典诗学诗味理论的美学阐释

"味"是中国古典诗论的核心范畴,在林林总总的比喻中,唯有以味论诗最为亲切、自然而持久,"味"是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古典诗歌理论,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沃土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鲜明个性。从美学角度对中国古代诗味理论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古人"以味说诗"的理论已经上升到了诗美的极致,以味喻诗这一千古妙喻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历代古文论家经过不断努力为我们确立的以味说诗的文学观念即使在西方文论大量涌入的今天,也依然有她独特的风采。     

千年变与守:中国诗歌,乡关何处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消费时代,诗歌的生存空间正日益逼仄。回溯中国诗歌数千年来的变迁与发展,反思新诗探索的成功与代价,追问诗歌在消费时代被边缘化的因由,由此探究中国诗歌的命运走向———如何在沉寂之后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央?无论夸大新诗,还是独赞古诗,都未免过于片面武断;复兴汉诗,必须从中国诗歌的传统中汲取资源和力量。     

宋词中的节日习俗与民族文化

在中国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宋词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大量以节令习俗为题材的优秀作品，不仅描绘了大自然在不同的季节里的壮丽图景，表现了词作者的社会文化观念和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关注，也通过“词”的载体传承了民族文化中的节日习俗的特点和意义。     

唐代咏柘枝舞诗词研究

柘枝舞是流行于唐代的西域三大乐舞之一,具有炽热的节奏,艳丽的服饰和动人的舞姿。新颖独特的乐舞激起了唐代诗人心灵的震荡,他们以激昂的诗情惟妙惟肖、细致入微地刻画了柘枝舞的表演过程、美妙舞姿与富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服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     

近代诗歌的纪实性及其影响

近代诗歌与先前时代诗歌相比，纪实性更加明显。诗人“诗史”意识普遍增强，诗作更具有“诗史”品格。诗歌叙事越来越切实细致，篇制不断膨胀扩大。得益于近代传媒业和和通讯业，近代诗歌对事件的纪录更加客观、全面、快速。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论明人的反宋诗情结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诗虽然没有唐诗的耀眼光芒，也算是别有天地，但是在明代，宋诗是一个被严厉批判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呢？文章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一、在明人看来，宋诗多劳心之直陈，少形容之妙；二、宋诗过于纠缠于理、道，思维方式上重思辨，违背诗的形象思维规律，创作少兴少象、少情少趣；三、宋人好用典故，好以文为诗，诗主意主理、少韵少味；四、与明人的政治、文化诉求及诗学理想有关。这些因素共同酿成了明人根深蒂固的反宋诗情结。     

诗歌“维新”：拐点已至,路在何方

当代中国诗歌的拐点正在到来,主要表现为：精英写作与草根写作的结合、新旧诗体篱笆的拆除,从历史深处承接传统,与现实对话书写心灵。但是,诗歌命运没有终结,惟有整合力量,方能重建诗歌与读者间的内在联系,令诗歌在网络全球化时代得以复兴。     

在诗史互证中显现文明的美丽——陈寅恪与钱穆诗学解释的自由意向

从诗史互证出发，陈寅恪与钱穆对诗学形成了许多重要贡献。一是对民族文化形成了诗性美丽的读解，二是确证了民族生活中人格风流的文化特质，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形成了诗意重绘，四是重视民族文学历史的自由精神体验。这些，皆对当代诗学与价值论关学的重建具有启示。     

集杜诗摭析

集杜诗是一种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文学史上持续不断的集杜诗,不仅说明后世文人对杜甫人格、思想的敬仰,对杜诗艺术成就的期羡,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集杜诗携带着杜诗的基因,在新的时代、新的文学根茎上生发出新的审美特质,表现为杜诗主题的拓展,杜诗风格的突破及艺术技巧的创新。研究集杜诗不但对杜诗学的建构必不可少,也可为研究中华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古典诗词中鸟类意象的英译

鸟类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译者在英译时应该把它与诗人的情感、诗词的主旨联系在一起,把它作为文化语境的一部分进行分析。从文化的视角讨论鸟类意象在古典诗词作品中的英译策略,有助于向目的语读者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