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图腾神话之谜的“四重证据法”破译——评叶舒宪先生的新作《熊图腾》

叶舒宪先生以文学的原批评、文学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而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领军"学者.他不仅以每一部厚重的著作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研究产生重大突破,还以"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研究方法的典范性引领着学术朝流向纵深发展.新近出版的<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07年7月出版)则又以对中华祖先图腾研究的重大突破性和"四重证据法"研究方法的重要典范性而在学术界和文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卷首语

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主题是神话历史与四重证据法,共刊发了4篇文章。叶舒宪《珥蛇与珥玉：玉耳饰起源的神话背景——四重证据法的玉文化发生研究》通过对珥玉礼俗与珥蛇神话的相关性探索,运用四重证据法,为玉文化发生研究提供神话学的理论解释。唐启翠《神话与仪式：礼制探源新视野——兼论儒家神话再发现的可能与必要》认为,     

实体与灵魂的转换——南方民族动植物祖先神话萌生的心理因素

在研究动植物图腾、动植物祖先或动植物生人神话时,一大难题就是原始先民通过什么样的思维把一种动植物想象成自己的图腾、自己的祖先,其中的转换过程现代人很难通过自己的经验想象出来.根据中国南方民族的情况,动植物图腾、动植物祖先或动植物生人神话产生的根源,在生活中可能由于食用、庇荫等关系,在感情状态上基于感恩、敬畏等心理,在观念上出于"实体、灵魂转移"等想法,具体引发它们之间联系的,最原始的起点可能是梦.     

孙作云与中国古代神话研究

孙作云的神话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既有对闻一多的全面继承,又有一定的突破.在研究理论方面,他批判地吸收了疑古辨伪思想、图腾遗痕理论以及语言学派神话学说；在研究方法上,他在对古史材料进行审慎利用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三重证据法、文字音韵学等方法,拓展了中国神话研究的视野,在神话传说研究领域有着重大的建树.     

中华民族八千年熊图腾崇拜原型模式的重构——论《熊图腾》的学术贡献兼驳"黄帝族是檀君神话熊女族后裔"说

对中国熊图腾整体文化模式的重构并以此观照和解读局部的熊文化现象，是《熊图腾》的重要贡献：林西熊女神的再发现使中华民族熊崇拜的历史提前了3000年；“四重证据法”的研究，使被遮蔽的黄帝族熊图腾谱系得到鲜明的梳理和揭示；古朝鲜檀君神话是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熊女神话相关联的变体；韩国学者关于黄帝神话来源于檀君神话的说法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对神话谱系的“历史化”改写。     

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兼论多重证据法的演变之必然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从二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反思,并由此探讨多重证据法演变的必然性:第一、二重证据法融汇西学的科学证明之学,开启了史学现代实证的先河,但后来却走向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的极端,由此,必然向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第二、三重证据法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因此,四重证据法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成为必然。     

顾颉刚与闻一多神话研究比较

顾颉刚为研究古史而进入神话研究领域,并得出"古史即神话"的结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历史演进法",为系统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开辟了道路.闻一多自觉地把神话研究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开拓了神话学的诗学研究天地,他采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解开了古诗阅读中的神话之谜.     

珥蛇与珥玉：玉耳饰起源的神话背景——四重证据法的玉文化发生研究

穿耳和耳饰的起源,具有人类的普遍性。耳饰起源与史前期的人体神话观有密切联系。其特点是将头和耳视为通神或神圣的部位,并在耳与心之间建立神秘联系。以玉器为耳饰,是史前中国和东亚特有的文化现象,探究玉文化起源的奥秘,需要还原性地认识史前东亚的玉石神话观与人体神话观互动与结合的特殊情况。文章通过对珥玉礼俗与珥蛇神话的相关性探索,运用四重证据法,为玉文化发生研究提供神话学的理论解释。     

天熊伏羲创世记——四重证据法解读天水伏羲文化

以四重证据法解读有关伏羲号黄熊的历史之谜,结合天水的伏羲文化研究,提示20世纪出土的二重证据长沙楚帛书天熊伏羲创世神话,对接第四重证据——天水本地出土的齐家文化镶嵌绿松石熊形铜牌,重建天熊神话从史前期图腾崇拜到先秦时期楚国神话文本的建构历程。对作为一重证据的传世文献哑谜——《礼记》孔颖达正义引《帝王世纪》的一种说法:"帝庖牺氏,风姓也……是以称大皡,一号黄熊氏。"做出大、小传统贯通的系统性阐释。楚帛书天熊伏羲叙事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记录的创世神话,而伏羲号黄熊和黄帝号有熊的对应现象,暗示着《山海经》熊山熊穴神话与天熊崇拜之间的内在关联。天熊和神熊观念当来自史前大传统的熊图腾信仰,以辽宁建平出土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熊头骨等实物为证。     

重估大传统:四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

中国文学人类学学界创造性地提出"重估大传统",重新反思文化"大传统",以求达到对现有文明历史框架的超越与拓展。四重证据法作为"重估大传统"的方法论之一,在叶舒宪等人的一系列学术探索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四重证据法作为本土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学者为突破西方现代学科建制所作的努力,同时也在反思人文与科学之间对立的世界性思潮中,为弥补人文与科学的割裂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文章将结合实例,着重讨论多重证据法之第三重证据和第四重证据的性质及运用,透视其在方法论的维度上如何融合实证与阐释两种理路,从而有效地调和了人文阐释与科学实证之间的尖锐对立。     

伏羲 廪君 白虎——巴人族源臆说

本文根据有关历史典籍、神话传说以及口碑材料指出巴人为伏羲后裔,其先祖后照南迁至巴陵,号为巴人;因尧、舜、禹三代连续不断地攻伐三苗,被迫西移至鄂西长阳武落钟离山.巴氏子务相与四姓争神获胜,被立为廪君.其后,廪君率其族继续西移,射杀盐神、君乎夷城,建立巴国.巴人之族徽由鸟而蛇而虎,最终以白虎为图腾.同时,本文对白虎图腾的象喻意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白虎图腾以其祥瑞、骁勇、善变、凶残等图语对巴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致使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不同区域出现了崇白虎、赶白虎、杀白虎的矛盾现象.     

岑家梧与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

岑家梧是20世纪著名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民族学家,被尊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但不为人所知的是他还曾经在艺术史论研究方面作出过相当突出的成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艺术史家。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受到国外艺术社会学观点的影响,曾经向国人介绍当时比较先进的艺术社会学思想,并且运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和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资料,对图腾艺术、史前艺术和中国古代美术展开了独特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运用科学观点和方法对于艺术史展开研究的先行者,对中国艺术史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族文化心理的诗意传达——论南永前的图腾诗

中国当代朝鲜族诗人南永前的图腾诗以民族图腾诗这种文化原型为表现对象,传达的是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心理。诗人借助图腾意象展现了民族文化心理的丰富内涵,使得历史与现实交汇、审美与人生同构,进而完成了对民族之魂的重铸。     

论南永前图腾诗的艺术美

南永前的图腾诗立足于民族本位,挖掘诗歌的现代价值,既有对传统诗美的因袭,即对偶的运用、语词的反复,又融入了现代性技法,即画龙点睛式的结尾艺术和作者独创的感性诗形。南永前的图腾诗体现出一种至真至纯的诗美追求。     

超越有限的图腾——论李白《大鹏赋》与庄子《逍遥游》的继承关系

《大鹏赋》是李白超越有限的精神图腾,他在大鹏的现象中寄寓了自己的自由理想。这篇赋受庄子《逍遥游》的影响明显。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为哲学论文,一为文学作品;大鹏不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为李白的理想人格。     

自然崇拜:端木蕻良小说叙事的原始底蕴

自然崇拜在端木蕻良小说叙事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作家注重挖掘古老民族和大地之中的原始潜能。他小说中人物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在他的小说中有一种与自然紧密相连的生命意识。图腾意识和人物塑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英雄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是其小说叙事的显著特征。自然崇拜是端木小说的原始底蕴。     

人与自然的亲密共在——再论苗族神话的生态美学意蕴

苗族神话所构建的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图景,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表现了人与对象依生、共生、整生的审美境界。同时,这种和谐也体现在人精神的内在和谐上。本文试图以月神神话、巨石神话、枫木图腾神话、鸟图腾神话为例,用生态美学的视角对苗族神话作一次新的解读,以进一步发掘神话中的生态智慧。     

徐偃王在舟山史迹考

徐姓以国为姓。徐姓氏族原是岛夷族，崇拜鸟图腾。西周穆王时徐偃王因施仁政、不修武备而失国，逃战到舟山群岛。舟山至今仍有不少有关徐偃王的文物、史迹与传说。     

俄罗斯学者兰科夫的朝鲜史研究

朝鲜史研究成就了俄罗斯学者兰科夫的世界性声誉。他的学术发展道路是:获得研究生学位后在对外教学工作中加强、深化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且发表了具有独特视角的史学著作;还在媒体上结合自己的历史研究对朝鲜局势发表评论。一定意义上,兰科夫的学术发展道路见证了苏朝、俄朝关系的变迁。     

林语堂的红学研究述评

林语堂虽不是著名的红学家,但他的红学研究也是不可小觑的一家之言。他的红学研究成果主要收在其专著《平心论高鹗》一书中,集中探讨了“伪续”说、高本后四十回如何评价、脂砚斋及畸笏等问题。林语堂红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他以小说创作家的身份介入红学研究,因此得出了许多与非小说家的红学家不同的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