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问题与展望——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也从污染治理导向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进入以环境全面改善为导向的管理提升阶段,在此进程中会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本文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起步较早、投入较大、经验较为丰富且成效较为显著的长三角地区为例,阐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样化内涵及其动态演变,并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范围、治理目标、治理手段5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阐释在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的双重影响下,长三角地区农村人居环境的阶段特征和主要挑战。基于此,新阶段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促进多元共治,强化需求导向和规划引领,构建上下协同、内外协同、目标协同的协同治理机制,加强市场参与和科技赋能,形成以权利和责任分担的公平性、公共财政投入的高效性、治理体系的可持续性为核心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系。     

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制度约束与优化路径

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户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着基层组织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投资制度和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约束.针对一系列制度约束,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内涵出发,构建了有利于促进乡村人居环境发展的新制度框架.应从创新农村市场经济制度,维护人居空间有序发展;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障乡村人居公共物品供给;创新农村社区管理制度,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农村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路径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村人居环境日趋恶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的乡村,是各级政府当前亟待改进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从农户的视角出发,建立起农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把农村人居环境划分为人居硬环境和人居软环境两部分,并通过对北京、河北两地区的实地调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农村人居环境系统的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评价普遍较差,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迫在眉睫;在农村人居环境系统优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居硬环境的优化应以农村环境卫生为重点,而对于农村人居软环境的优化应以农村社会服务为重点.未来在优化农村人居环境的过程中,应抓住重点,先主后次逐步有效地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局限于治理主体的价值二元博弈结构关系,而要立足行政与自治均衡的治理统合关系。调研发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行政统合与自治缺位弱化了村庄内生性资源嵌入村庄生活治理的活力,也无法回应国家现代化治理规则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政与自治均衡状态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以行政资源输出强化了地方规则的共同体意识,并且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性,达成了均衡性的双轨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治理。从行政与自治均衡关系视角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弹性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之间寻找行政与自治的均衡秩序,外引基层治理现代化规则嵌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内以整合内生性资源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整治措施——结合辽宁省西丰县情况分析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普遍面临乡镇企业效能低下、管理不善等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民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产生的农业污染、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和生活废水乱排放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农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相矛盾,同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其内在原因主要是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主体自觉性;地方政府重视不够,立法不足;人居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针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污染问题,结合辽宁省西丰县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更新理念、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健全环境立法,夯实制度基础;提高治理能力,掌握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主动权;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及参与度等措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期为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建设与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关于改善和解决农村人居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研究

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是新时期、新阶段关乎民生发展的重大问题。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依然非常落后,存在着垃圾污染严重、乡村绿化综合效果不佳以及人居环卫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建议从关注民生发展的角度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绿色宜居村庄建设、农村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建设以及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提高农民生态环保意识等方面加以完善和增强,从而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生态环境落后的状况。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机制与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传统刚性管制治理向韧性治理转型，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在韧性治理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人居环境系统在生态资源、产业经济、治理结构、社会网络、基础设施、组织制度六个维度韧性的互动机制。当前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面临着生态资源粗放式开发利用、农业经营格局失衡、政府治理路径依赖、社会资本缺失萎缩、基础设施供给与管护不足、公共规则弱化失序等多重困境。加快实施农村人居环境韧性治理，重点在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加强多元主体合作，引进高质量社会资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制度创新与供给。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农村人居环境依靠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治理困境将有望借助数字赋能来化解。数字治理与环境治理双重政策势能的释放、“新基建”背景下数字设施与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的融合以及村民数字素养与环境意识的同步提高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借助数字技术的协同性、整合性、共享性、参与性,通过数字赋能治理协同、数字赋能资源整合、数字赋能沟通渠道和数字赋能社会动员,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从“信息孤岛”到信息互联、从“二元鸿沟”到城乡融合、从“单向价值”到多元表达、从外部输入到内生驱动的转变。     

基于人居环境三元论的乡村景观营建研究——以安徽皮地岗村为例

乡村景观营建是建设美丽乡村、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品质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改善乡村的景观环境和空间的功能性,本文以人居环境三元论理论为基础,分别从“人居背景”“人居活动”和“人居建设”来对乡村景观建设进行分析和研究,结合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皮地岗村乡村景观的实际状况,探析当地乡村景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提出乡村景观营建的设计原则和优化策略,以期为同类型乡村景观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变革的村庄：农耕文明裂变下的乡村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乡村挟裹在时代漩涡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续写着乡土世界的变迁,形象地展现乡土情感日渐式微、乡村政治走向瓦解、乡村伦理不断颓败的现实图景。这些小说文本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下乡土世界含混而复杂的时代脉搏,透露出作者面对农耕文明裂变下乡村现实的迷惘与无奈,同时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乡土中国现代性构建的价值困惑。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农村高等教育

本文从解决农村贫困的核心战略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呼唤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呼唤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梦;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对策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必由之路的新观点。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及其完善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且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如何重塑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经营环境,有效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论成都农村经济发展与乡镇财政建设

成都乡镇财政中存在着赤字、预算支出结构单一、管理不规范等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 ,要培植和扩大财源 ;增加乡镇收入 ;适度扩大乡镇规模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政府运行效率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以优化乡镇财政管理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关于农村市场开拓问题的若干思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给我国的企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农村市场空间广阔 ,开拓农村市场 ,是我国企业的新生之路。但由于农村消费基础环境差 ,农民增收难等多项历史性因素的制约 ,农村市场的开拓任重而道远。当前 ,以政府投入为主体 ,引导、带动民间资本的加入 ,是开拓农村市场的现实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调查的意义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迈入新的历史机遇期。十九大以来,振兴乡村的框架已经建立,具体规划趋于完善,乡村振兴工作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并开展,农村的前途一片光明。但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农村调查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传家宝,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做好群众工作、提升乡村干部领导能力、破解振兴乡村难题等特殊意义。通过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难点问题,找准乡村振兴的突破点,为农村调查工作提供目标指引,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调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