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间共谋现象——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视角

以委托代理视角透视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间代理行为变异问题。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面对自身治理场域的特殊性及层层加码的上级派发的任务执行压力,无法完全实现统一的规定要求,在此种情境中基层政府以“共谋”形式作为应对上级问责压力的主要手段。在受到上级问责压力作用下,催化了Y县政府与县生态环境部门共谋行为的衍生发展。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其产生源头无非是基层政府自身避责、逐利的需求,是在当前中国行政结构下一种理性灵活的策略性选择。     

基层政社权责嬗递的联动逻辑、实践样态及融合治理

基层政社权责关系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政社权责嬗递历经政府向社会尝试放权、政府向社会扩大放权、政府向社会收缩放权3个阶段。整个过程呈现出行政吸纳自治的实践样态。乡镇政府负担在行政吸纳自治的政社权责嬗递中形成，主要表现为工作任务量大和工作人员思想压力大。政策文件和网格化管理机制为乡镇政府权责扩大、社会权责缩小提供了实现载体，而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监督考核过密化和政社权责模糊化是造成权责转化、负担加重的深层逻辑。为乡镇政府减负应坚持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价值理念，在渐进解决基层事务宽泛化、政策刚性扩大化和监督考核过密化等体制性问题基础上，将破解政社权责模糊化作为切入口，以村民自治能力为准绳重构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权责体系。与此同时，通过党建引领和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融合治理方式为村民自治提质增效。     

沟通式动员：县域上下级政府间政策协商机制及其功能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客观上导致了政策变通和体制失衡等现实困境,然而在县域治理实践中,上级“层层加码”的空间也是下级“讨价还价”的空间,上下级之间存在着沟通式的政策动员机制。构建了“外部压力—内在共识”的分析框架,以C县公共政策执行为例,剖析了县域上下级政府部门在谈判过程中的沟通机制,探讨了上下级协同治理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客观性归因、组织化协调、制度性反馈、差异化激励等沟通式动员,在上下级之间构建了层级责任连带、主体责任内化和集体行动共识的政策执行单元,上下级政策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执行共识,由此形成了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非问责体制有限动员和地方执行自主性空间三种政策动员效果。沟通式动员,作为多层级单一制政府体制压力传导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实施路径,实现了政府体制的自我调适、增强了政府体制的制度韧性。     

上级政府激励与同级政府竞争——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的实践逻辑

本文以豫北梨镇的河道专项治理的行动事件为分析文本,将河道治理作为一个"事件",放置于动态化的运动式治理"过程"平台之上,并采用半结构访谈法进行资料收集。在环境保护被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尽管环境治理能够被列入市级政府的年度规划中,但是在政府的治理注意力分配不均及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常规环保治理的绩效有限,导致多年来难以彻底解决河滩违建养殖问题。在中央政府"清四乱"环保政策的指导下,市政府把财政资金向乡镇政府河道治理倾斜,乡镇政府则通过河道专项治理的方式成功完成治理任务,顺势转型为新型常规河道治理,有效地维持了河道专项治理的绩效。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行政性政治激励、基层政府财政能力的纾解、基层政府的行政注意力分配、基层政府间的横向竞争等等,是乡镇政府河道专项治理大获成功的实践逻辑。基层政府的专项治理能够获得成功,需要上述条件的完备。     

跨域治理模式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困境与出路

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行政区行政”管理模式导致环境政策执行不力,陷入执行困境。寻求有效的治理途径以提升环境政策执行力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力武器。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跨域治理对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执行主体身陷冲突难自拔、跨界环境问题难治理、区域联动机制难理顺以及跨域事务难协作四个方面的困境。因此,应通过鼓励多方参与、完善执行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培育行政文化等,提升环境政策的执行力,走出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     

行政考核、任务压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减负——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视角

在科层制体系中,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在增强任务压力的同时,也催生出基层多样化的减负回应方式.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治理考察发现: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行政考核不仅加剧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压力,也塑造出上级部门常态化考核与基层淘汰式回应、上级领导不定期督查与基层拼凑式应对、上级政府签订责任状与基层选择性消解的治理样态.以靶向式的底层回应过程,在降低被督查和问责风险的同时,也显现出从“条块分割”走向“合作互动”的跨部门共谋,从“刚性约束”走向“弹性结合”的策略性变通,从“痕迹管理”走向“分类治理”的责任转移现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加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使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与考核目标的弹性机制相结合,在拓宽基层自治空间的基础上,提升各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使中央减负政令真正落地.     

村级权力规范化中的治理动力问题——基于浙江N县的分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政府与村级权力出于相互需要形成“乡村利益共同体”,乡镇政府默许村干部获取某些灰色收入作为补偿或激励,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但也引发大量基层矛盾冲突。鉴于大量矛盾源于村级权力缺乏规范,基层政府推行了村级权力规范化改革,有效遏制了村级权力滥用和贪污腐败现象,提高了群众满意度,降低了信访量。但改革急剧压缩了村干部谋取灰色收入的空间,在正当利益吸引力不足情况下,村干部工作积极性明显下降,趋向于消极作为,乡村治理也受到消极影响。为了激励村干部,应提高其合法经济收益和社会性收益,以增强村干部职位的吸引力。在村级权力得到规范化的同时,应减轻对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治理动力的损害。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组织机制

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培育农业产业的行动中普遍且长期存在着差异化结果现象,即名实分离与名实相符并存。这一现象是基层政府在不同类型压力型体制作用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由于中央或者上级政府农业产业培育政策的目标靶向范围不同,在政府治理实践中压力型体制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即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与普惠性压力型体制。在不同类型的压力型体制所塑造的组织运行情境中,基层政府的行动策略有很大差别。一方面,两种压力型体制下府际合作关系存在差异。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下,上下级政府围绕农业产业培育目标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下,受到政策绩效没有与主政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政策目标与当地的现实条件和政府部门的实际能力不相匹配等因素影响,基层政府会以维持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不会积极去创新农业产业政策。另一方面,两种压力型体制所造的组织情境影响着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的协同效果。在试点性压力型体制下,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授予了基层政府创新政策的自主空间。此外,中央到地方政府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基层政府也促使其不得不采取与其他主体合作的方式推进政策实施。在普惠性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只需要对标既定政策目标完成任务即可,倾向于追求稳定的行动策略。不同类型的压力型体制下形成的分层治理结构、政企关系、产业培育方式最终导致农业产业培育出现差异化结果。     

政治引领: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力机制探析——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考察

既有研究难以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做出有效解释。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调研表明：“治理事务”和“治理资源”是内在决定基层组织形态和村干部角色的两大基础性变量。研究发现：以X村为代表的中西部留守型农村，村庄内生性治理事务有限，且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明显，不具备村干部职业化的内生需求和经济基础。近年来，随着治理任务密集下沉，村级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对村干部职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多，部分地区具备了支付村干部职业化所产生的组织成本的经济能力，走向了村干部职业化道路。但当中“政治引领”特征突出，这与中西部绝大多数普通农村村庄基础并不匹配，因此村干部职业化并非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     

证明责任的作用与免除

证明责任是独立于具体的诉讼而由法律事先在涉案当事人之间进行预置的。从动态上看,只要诉讼一经发生,已经被预置的证明责任分配就制约着当事人双方的提供证据的行为,影响着诉讼的进程。并在辩论终结而有关要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时现实地发生作用,即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受败诉的结果。从静态上看,证明责任作用于要件事实或曰争点事实,这不仅包括实体法上的事实,也包括程序法上的事实。同时,出于诉讼经济或者公平的考虑,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有关当事人需要承担的法定证明责任获得了免除。     

试探如何减轻农民负担

文章从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最有效的措施入手,提出了如何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即治本之策是进行 农村市场化改革;最后从中央对地方转移财政支付、精简机构、改革教育体制等三方面论述了如何搞好配套改革。     

超越之维的后现代性

从现代性精神的生成、嬗变和超越现代性精神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后现代性的思想特质。通过对现代性在历史(时间)与现实(空间)的生成和嬗变的理论分析,论证了现代性精神囿于其“工具理性主义”的倾向而意识形态化。认为后现代则力图打破被固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渴望对“超越性”的无限追求,它追求的不是彼岸世界的美好图景,而是那种还超越的意识形态于人本身。后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人本质内部对自由的追求,对既有前提和框架进行的反思和超越。     

证明责任概念解析

证明责任制度的价值内核在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正确理解证明责任概念及相关问题是建构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等制度的前提和关键。本文探讨了证明责任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从证明责任作为一种机制本身应有内含来界定证明责任的概念和意义 ,并进一步阐释了正确认识这一概念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     

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

能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农村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文章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农民负担加重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

我国刑法理论在讨论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存在一定问题,或仅从犯罪构成上做简单比较的一般性区分,或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讨论犯罪之间界限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犯罪之间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准确地划清犯罪之间的界限,就不可能准确地区分此罪与彼罪,从而不能正确地定罪与量刑。在研究犯罪之间的界限与区分时,首先确定在何种特殊场合两罪界限模糊难辨需要加以区分,然后通过比较两罪的构成特征找出在哪个或哪些构成要件要素上存在根本区别,抓住这些根本区别进行分析论证,最终得出两罪的区分标准。     

当代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及其对策探究

网络化的渗透,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目前高校尚未形成一整套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其滞后性和被动性严重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效果。为此,应加快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设,构建和谐的校园网络环境,使大学生尽早摆脱网络道德失范的窘境。     

高校图书馆员素质亟待提高

高校图书馆员的思想素质、专业素质、科研素质和创新素质直接影响其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当前高校图书馆员的素质亟待提高 ,以适应新世纪对他们提出的更高要求。     

三重效能指标建构：化解学业负担问题之匙

学业负担是学生承担学习任务因其深度、难度和广度等引发的身体和心理的消耗。学习效能是学生对自己能否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能力或技能去完成学习任务的自信程度的评价。学生作为学业负担的承受主体,其学习效能自然成为衡量和评价学生学业负担的核心要素;教师作为学生学习任务的主要施加者,其教学效能则成为衡量和评价学生学业负担的关联要素;学校作为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重要场域,其发展效能则成为衡量和评价学生学业负担的外围指标。这三重效能指标的建构,正是化解学生学业负担问题之匙。     

矸石系统运输方式的选择及对矸石堆处理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代表性的大中型煤矿对矸石的输送及处理方式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类型矿井矸石的运输及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