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提升县域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机制及成效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数字治理提升治理能力成为各级政府的普遍选择。以浙江省S县为例进行考察发现，数字化政务智能管理平台系统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政策目标、政策实施和政策评估的精准性，实现了对项目执行的全周期精准治理，县域政策执行力得到明显增强。数字治理助推县域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核心机制在于信息传递中的权力集中机制、政策执行中的倒逼监督机制以及考核评估中的晋升激励机制，具体操作手段是以事前谋划、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价的方式，把数字技术全面嵌入党政领导高度关注的重要任务、重要项目和重要工作中，化解不同部门、不同层级政府和条块之间存在的权责不清和责任推诿等问题，整合条块利益。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重塑了县乡村治理责任，再造了县乡村组织动员能力，使条块分割趋向条块联动，数字治理与数字政府之间形成互嵌，构建起协调型县域政府。然而，在重视数字技术对县域治理赋能作用的同时，也要警惕过度依赖数字治理可能导致的数字失真、数字牢笼，也需防止将所有问题数字化而带来的数字利维坦。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行政考核、任务压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减负——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视角

在科层制体系中,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在增强任务压力的同时,也催生出基层多样化的减负回应方式.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治理考察发现: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行政考核不仅加剧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压力,也塑造出上级部门常态化考核与基层淘汰式回应、上级领导不定期督查与基层拼凑式应对、上级政府签订责任状与基层选择性消解的治理样态.以靶向式的底层回应过程,在降低被督查和问责风险的同时,也显现出从“条块分割”走向“合作互动”的跨部门共谋,从“刚性约束”走向“弹性结合”的策略性变通,从“痕迹管理”走向“分类治理”的责任转移现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加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使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与考核目标的弹性机制相结合,在拓宽基层自治空间的基础上,提升各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使中央减负政令真正落地.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过度偏离”现象探析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功能出现了障碍,尤其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政策执行活动不当甚至非法“偏离”政策目标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本文在假定我国政府的决策是合法正确的前提下,主要探讨当前中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偏离”政策目标,进而导致不当甚至非法的政策执行现象,从公共政策的决策体系、执行主体、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及纠偏路径——基于15个警示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分析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多种组态是解决失效问题的基础。基于目标管理理论，建立了包括责任落实、政策执行、过程监管的内部因素以及政社协同、媒体监督的外部因素的分析框架，借助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生态环境部公布的15个警示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失效的必要条件。应对产生失效的三种组态，需要建立目标责任机制、终身责任追究机制、政策执行与环保理念耦合机制、社会组织参与“委托-代理”机制、“双重顾客满意度”评价机制以及“媒介融合”监督机制等纠偏路径。地方政府要在强化主体责任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问题情境对生态环境采用不同组合机制进行有效治理。     

论公共政策执行困境中的价值冲突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困境,而这些困境主要是由政策执行体系内组织层级之间的价值冲突、政策执行人员内在确定性价值与外在规定性价值冲突以及政策执行主体与目标群体的价值冲突引起的。有效化解造成公共政策执行困境的价值冲突,必须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素质和能力,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健全政策执行的利益协调机制。     

责任网格的精细化治理逻辑及其效能——乡镇党委统合的一种组织创新路径

乡镇党委主导下的网格化创新在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具有普遍性,但网格化与基层精细化治理之间的关联性仍有待论证,其核心命题在于基于责任划分的网格化治理能否促进基层体制与乡村民情的衔接,促进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以及情境化的适应性治理。通过S省L镇个案经验分析“责任网格”的运作机制及其效能,研究发现:责任网格是基层行政组织基于事权有效分配和资源优化利用而建立起来的科层制运作体系,在层级设立、组织架构和人事配置上具有灵活性;责任网格以事权责任分配治理空间,由“网格到片”变为“责任到人”,能够强化行政体系与复杂治理情境的适度衔接;责任网格的运作机制为治理事务差异识别机制、治理资源有效动员机制和治理情境塑造引导机制。责任网格是基层治权有效集中的组织载体,其功能在于以组织网络制造有效的乡村政治关联,促进基层精细化治理。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访目标责任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C县的调查研究

基于C县调查分析表明,信访目标责任制是由多个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责任主体相互勾连而成的管理体系;在其具体运作过程中,既有体现刚性约束、压力传递、责任考核等手段的日常式治理,也有特殊时期的运动式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村基层政府政治行政化与行政吸纳的联合运作、压力型体制下的简约治理、理性科层制下的反科层运作、一定限度内的反控制博弈、乡政与村治的制度联结的实践逻辑。     

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在“有效执行”成为公共政策的必然选择的新形势下,我国传统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却暴露出诸多弊端。为此,我们必须通过扩大执行主体范围、吸收基层执行人员参与政策制定、提高执行机构设置的灵活性、丰富执行方式和完善执行监督体制等途径,构建新型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行政执行“中梗阻”:含义、成因及其治理研究

行政执行"中梗阻"是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中间环节、中间执行者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基于个体利益的考虑,消极、被动或者低效的执行政策,从而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不畅,难以实现国家政策目标。在分析行政执行"中梗阻"成因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行政执行者和制度等三个维度提出治理路径:公共政策科学化、明确公共政策目标,加强公共政策执行沟通;提升行政者的素质和能力、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完善公务员竞争上岗制度,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规避问题探解

目前我国政府在公共政策执行这一重要环节上，仍存在诸如政策规避等许多问题。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缺陷和利益倾向、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公共政策本身的质量是导致政策规避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为切实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推进公共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健全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     

倒逼与反倒逼：精准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贵州T县与河南C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因责任推卸、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科层制体制惰性,导致了政策“变通”、政策“悬浮”和“边缘人”谋利等问题,自下而上倒逼着地方政府进行扶贫体制机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整合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再造了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和识别流程等,有效地在反倒逼中实现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和扶贫政策的纠偏。精准扶贫由“非精准化”向“精准化”的变迁过程,根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家治理中存在自上而下体制认证的不足和自下而上社会认证的缺陷,需要整合体制与社会力量,建立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化。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体制与社会力量在国家认证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利的视角探索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关于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思考

本文论述了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影响我国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体系,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利益调控器的作用;要建设具有回应性、代表性、责任性的政府,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主导作用;要加强政策执行者能力、责任、道德的培养,充分发挥其在政策执行中的主力作用;要扩大目标团体参与决策的空间,充分发挥其在政策执行中的协同作用;要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的监控、评估、反馈机制,充分发挥其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督导作用,从而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力。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的理论初探

政策执行模式经历自上而上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后,正向一种双向互动的公共对话式模式发展。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本质、宪政民主价值等理念,并且强调平等、共识、辩论、尊重公民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官民双向互动的新型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促进有效的政策执行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公共对话本身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得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很多矛盾与悖论可以向着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方面转化,其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的理论初探

政策执行模式经历自上而上模式和自下而上模式后,正向一种双向互动的公共对话式模式发展。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是一种基于公民权、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务本质、宪政民主价值等理念,并且强调平等、共识、辩论、尊重公民权、行政人员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官民双向互动的新型公共政策执行模式,这一模式对于促进有效的政策执行进而实现公共政策的最终目的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但公共对话本身蕴藏的无限潜力使得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不是不可攻破的,很多矛盾与悖论可以向着有利于政策执行的方面转化,其有着无限的发展前景。     

统合型治理：基层党政体制的实践逻辑

中国基层治理体制是基层党委和政府相互作用下的党政体制,在实践中呈现出统合型治理的运作逻辑。以山东省招远市的基层治理实践为例,从行政资源整合、政治任务转化、基层组织动员三个方面考察该地统合型治理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统合型治理是一种能动型的治理机制,能够实现多元化治理方式的灵活性切换、常规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制度性转换、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统合型治理的运行机制,即基层党委和政府双重体制的互动整合机制,具体包括党委体制与行政体制的压力传导机制、责任联动机制和权责分配机制;统合型治理强调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