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间的论争缘起及观念罅隙

太阳社对茅盾的态度从“友”到敌的急剧转变和创造社与茅盾间“新仇”“旧恨”的交互缠绕使得双方的革命文学论争显得非同寻常,对于这段论争缘起的详致剖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时革命文学论争的真实面貌和实际图景,进而在此基础上理清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间的观念分歧和裂隙所在。     

论茅盾与革命文学派围绕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论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茅盾从政治激流中悄然隐退,然而他并未放弃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在其后创作的小说及论文中,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茅盾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茅盾看来,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实践及革命文学的创作都是不得不依恃的重要力量,他们并非如革命文学家所认为的纯然为寄生阶级,而具有自身的主体性。茅盾的上述认识导致他与革命文学派作家产生了激烈论争。在论争中,茅盾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其对小资产阶级主体意识的强调逐渐被有意识地遮掩和修正,并接受了革命文学派作家对其提出的在作品中表现历史必然性的要求。茅盾的转变为其日后加入“左联”并成为领导人之一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茅盾关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的主张不容否定

在一九二八年开始的“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茅盾先后发表了《欢迎〈太阳〉》(1928.1)、《从牯岭到东京》(1928.10)、《读〈倪焕之〉》(1929.5)、《关于“创作”》(1931.9)等文章。主要就“革命文学”论争所涉及的如何评价五四文学革命、评价鲁迅,如何看待创造社、太阳     

革命文艺与小资产阶级──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的焦点

１９２８年，创造社、太阳社与茅盾就“革命文学”有关问题展开论争，其焦点集中在革命文艺与小资产阶级及其文学的关系上，茅盾认为革命文艺不应该排斥小资产阶级，并充分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文学的进步作用。     

“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

大革命的失败催发了茅盾革命文学观念的嬗变,他与太阳社、创造社原本既已存在的“革命文学”观念分歧进一步外显和扩大,由此导致他对革命文学倡导者观点的质疑和批驳,也终而引发太、创二社化“友”为“敌”对他展开猛烈的围攻.论争双方在“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的论辩过程中并非仅仅围绕小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这一个话题展开,不容忽视的还有茅盾《幻灭》等小说中人物的出路问题,以及是立足于腥风血雨的黑暗现实回过头来反思革命还是以乌托邦的未来想象激发人们继续革命,要不要揭示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这一切又共同指向要不要写真实以及什么样的“真实”等革命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鲁迅,横刀立马的孤独者

<正>翻开《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书,我们依然能感受到80多年前文坛论争的硝烟。鲁迅手持"匕首"和"投枪"与论敌进行激烈较量的历史画面又重现眼前。鲁迅在论争中体现出来的"一个都不宽恕"的"硬骨头"精神,他     

关于茅盾的几次论争述评

新时期以来,由于中外文化的强烈碰撞与交汇,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蜂拥而入,以及一些文坛回忆录的发表,茅盾从政治、人品直到文学创作遭到全面冲击,并在学界引起了论争。这些论争或正面或负面地影响着茅盾研究的发展。此文就其中较重要者,如胡风、秦德君等人的回忆录和“重写文学史”以及重排文学大师“座次”等思潮中对茅盾及其作品的贬抑、否定而引发的论争,作了较为具体细致的爬梳,以期茅盾研究得以健康深入的发展。     

漫论鲁迅与茅盾的小说

鲁迅和茅盾是我国新文学战线上两面光辉的旗帜,他们为新文学开拓、奠基,披荆斩棘,成就是多方面的、辉煌的.在创作的初期他们都以杰出的小说蜚声文坛,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典型.阿Q、吴荪甫等的形象,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读者中也是著名的人物.鲁迅的小说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到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前夕的中国现实生活,茅盾的作品则描绘了“五四”到抗日战争后期的历史画面.它们各有侧重,又相互交错,共同揭示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在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的同时,在创作中也清晰地留下了他们的思想发展变化,不断求索的轨迹.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同志都知道早期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了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而鲁迅和茅盾却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两位卓越的代表.鲁迅的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茅盾的小说却奠定了革命文学的基础,如果说鲁迅是文学革命的英勇旗手,那么茅盾便是革命文学的一员主将.我们说鲁迅的小说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不仅是从“五四”时期新旧文学斗争这一特定历史情况来评价,而且,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也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我国小说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骆驼祥子》的构思及其他

一老舍曾经说:“关于洋车夫的生活,我很熟悉,因为我小时候很穷,接触过不少车夫,知道不少车夫的故事,但那时我并没有写《骆驼祥子》的意图。”是什么引起他创作《骆驼祥子》的欲望呢? 一九二八年,我国文艺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一次较大的论争,即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及他们同鲁迅、茅盾之间的论争。在论争中,大家初步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作家的世界观、革命文学的对象和形式等问题,并强调了要反映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斗争,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文学的实质和任务。一九三○年三月,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左联的理论纲领宣告左翼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     

周恩来对“革命文学”论争作过指示

周恩来对“革命文学”论争作过指示李兵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过一场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李富春同志向创造社、太阳社指出一把矛头对准鲁迅是不正确的，应该停止论战，团结鲁迅，共同对敌。这是众所周知的。在这场论争中...     

谈《子夜》的开头与结尾

二十年代末,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就革命文学展开过一场热烈的争论。鲁迅主张“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①这个意见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当时,一些高喊“革命文学”口号的同志,由于只强调了“革命性”,所以把攻击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了鲁迅、茅盾、叶绍钧等“五四”以来取得了显著成就的作家。茅盾这时还在日本,1930年初回国后,投身左翼文艺运动,潜心于长篇《子夜》的构思和创作之中,1933年他“四顾无人的霍地一声,把重鼎举起来了。”②五十年代来的实践证明,《子夜》不仅是成功地表现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力作,也是在艺术技巧上成就较高的作品。其经验值得我们研究总结。     

构建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与实践

通过对"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理论家的争论的剖析,概括出了关于建构"无产阶级文学"的两种想象,并由此形成两种实践、两条发展线索:一方面,是对工人、农民出身作家的着意培养,对工、农、兵出身创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用无产阶级意识的自觉形态--党的意识与意志来改造知识分子,创造为工农兵服务、为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服务的党的文学的持续努力.     

泰戈尔访华与革命文学初潮——从1924年泰戈尔访华讲学受到抵制说起

从1919年到1923年,中国思想界借由一次次论争一直处在复杂的分化与组合之中。1924年泰戈尔来华访问讲学所遭到的抵制声浪,是值得重视和研讨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恰恰可以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分化的实际情形:五四前后阵线混淆、各种流派混杂难分的局面渐渐消失,一个行动的时代正在悄然展开。社会更加行动化,正一步一步革命化,相对来说,思想层面的思考正在萎缩。与此相适应,文学观念也在加速转换中,"革命文学"的倡导这时已经露出台面。     

论前期创造社艺术主张之成因

前期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是在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中作为一种策略被提出来的,创造社同人自己对此缺乏真诚的信仰,也没有真正践行这种艺术主张,一旦在文坛站稳脚跟,他们也就抛弃了这一主张,转而大力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和"革命文学",从而造成了所谓"方向大转换"的假相。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传统教育背景及其对“左翼”文论的影响

中国第一代左翼理论家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当中,传统教育占了很大的比重,由此形成的艺术观念与文学修养,是他们接受、理解从国外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时无法排除的前见。"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面对年轻的革命家宣扬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鲁迅与茅盾最初很大程度上是凭着从小培养起来的艺术直觉提出质疑,然后再为这种质疑寻找理论根据的;瞿秋白能够在指导"左联"工作时尊重文艺规律,并成为鲁迅的"知音",进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批评的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艺术教育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以及在国外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都是十分复杂的存在。前者影响后者的具体过程因此也就表现得极为复杂。但是,这种影响的存在,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从牯岭到东京》的再评价

《从牯岭到东京》写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发表于同年十月的《小说月报》,这是茅盾思想转变期的一篇重要论文。它刚问世便被作为“革命文学”的对立物而倍受攻击。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不少人把它当作与“普罗塔利亚文学尖锐对立着”的小资产阶级文学主张大加挞伐,甚至据此断定茅盾“与政治上的中间党派演着同一任务”,把茅盾视为无产阶级“直接斗争的对象”。这反映了当年进步文艺批评界的幼稚和“左”倾思潮对革命文艺界的严重影响。建国后,不少从事茅盾研究的同志都公正地推倒了上述批评中的某些不实之词,对《从牯岭到东京》一文的若干观点也作了局部肯定,从而使论文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在具体评价这篇论文的过程中,论者们却又普遍认为,《从牯岭到东京》是茅盾思想发展中的曲折或倒退,它“暴露了茅盾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     

茅盾与中国现代女作家

缅怀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一生的光辉业绩,我们会发现,热情地关注、无私地扶植和培育中国现代女作家,为中国现代女作家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倾注心血、指引和开辟道路,是茅盾一生为中国新兴的革命文学事业所建树的历史功绩中一个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1930 年代左翼文学是如何被塑形的

左翼文学经典的形成,一方面源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建国后的历次文学史叙述,另一方面则与左翼文学产生之初的批评语境直接相关. 正是通过同时代的批评,一些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作品被进一步定性、塑形,成为当时左翼叙事所期待的形态. 像冯雪峰、瞿秋白在革命文学论争后对鲁迅身份的再界定,冯雪峰、胡风对韩侍桁等批评枟子夜枠权力的剥夺,以及茅盾、胡风对吴组缃、艾芜等一批左翼新人的创作指导等,都是这一时期"批评"介入并参与塑造左翼文学的典型例子.     

论“革命文学”论争的向度

1928年前后的"革命文学"论争实质上是一场因时代观、世界观、文学理论观的不同而引发的文艺观念之争。在论争的主要方面,即时代与文学、文学与革命、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审美作用之间,论争的参与者表现出了程度不同的向度———单向的极化特征与双向选择时的"左"倾性、宽容性与前瞻性。造成向度歧异乃是受当时的文艺、政治思潮影响,论争各方看文学的角度不同,从而造成对文学本质属性理解的不同。归根结底,他们的分歧是个人的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的不同造成的。     

瞿秋白白话文“白”化的超越与超前

30年代翟秋白提倡大众化文艺是渴望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超越,目的是想通过对语言形式的革新以达到对大众的救亡教育.他对"五四"白话文的整体否定式的认知与评价,显示了他超越的意识趋向,但也清晰地显现了其超前于时代的特征,对此,当时的鲁迅、茅盾等人参与了论争与评判,提出了语言发展具有渐进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