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

随迁老人的产生与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随迁老人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乡村,随子女寄居于"陌生的"城市,其能否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事关个体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基于社会记忆功能与社区融入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根据对南京市三个社区的随迁老人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多次深度访谈,着重分析随迁老人所保留的传统乡村社会记忆对其逐步融入城市社区所存在的诸多障碍。社会记忆的可建构特征为其整合功能、认识功能、规范功能、传承功能以及批判功能的发挥,并推动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区提供了理论支撑;社区融入的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与身份认同四个维度的划分为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可操作路径。     

乡-城移民家庭融入趋势及政策研究框架——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家庭化迁移并定居城市已然成为乡-城人口流动的新趋势.本文基于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开展经验研究,评估家庭融入指数.研究发现移民家庭主要面临家庭结构失衡、家庭经济分化加剧、家庭福利政策缺失、家庭服务薄弱四大基本问题.同时,依托专业化的社区社会工作机构开展行动研究,构建新型的“移民家庭服务提供模式”.在上述经验研究和行动研究的基础上深入“证据为本”的政策研究,从家庭能力建设、家庭资本建设、家庭就业促进、家庭社会福利政策四个方面,构建“乡-城移民家庭融入政策体系”.研究旨在促进家庭政策与现有一般性社会政策体系的融合,增强社会政策运行的社会基础,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增进移民家庭的社会福祉,化解社会隔离与家庭分离所带来的社会风险.     

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的能力建设——基于森“可行能力”视角

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问题已发展到应对融入者能力本身进行关注的阶段.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透视当前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能力建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聚焦于“可行能力”视角的意义就在于对主动融入的强调和对融入目标性的关注.为了更加明晰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需求及其融入方向,制定一份尽量全面体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需要的可行能力清单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体能、技能与智能三者的统一,构建了包括健康能力、学习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参与能力在内的可行能力清单.并从自身、社会支持、制度三方面探讨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可行能力匮乏的原因及其可行能力建设的路径.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压力及其化解

独生子女家庭老人未来赡养需要突出性与独生子女所能提供赡养资源有限性存在较大矛盾。为避免发生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危机，政府、社会、组织和家庭应协同行动，在有效地提高老人自养水平的同时，使独生子女有能力担负起赡养父母的责任。     

新时代家庭道德建设的思考——基于关怀伦理与正义伦理融合的视角

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处理当代家庭问题中有重要价值,但伴随现代家庭结构的转变、家庭矛盾的凸显,我们需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对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进行现代性的思考,这种思考主要基于一种将带有关怀特征的传统家庭伦理与正义伦理融合的家庭伦理构建新视角,为解决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家庭问题提供路径。     

包容性发展：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问题研究--基于武汉市的调查

包容性发展是指从社会政策及社会支持角度，为弱势群体提供均等机会，实现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农民工随迁子女是伴随着社会转型期大量农民工进城的新生群体，其教育问题也是一个包容性发展的过程。本文结合国家卫生和计生委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对随迁子女教育制度和教育社会融入的现状、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应以包容性发展为理念和目的，通过完善随迁子女“学前－义务－升学”一整套的教育制度和构建社会全方位的支持系统等措施，实现随迁子女教育融入的目标。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以上海市世博大礼包政策为例

近年来,家庭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正在逐渐受到重视,但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却非常模糊,以至于在政策执行中遇到困难和有失公平.本研究反思中国的"家庭"定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脱离,以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力图描绘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从政策制定到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有关家庭、家庭户的讨论和争议,展示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家庭概念的不稳定与冲突,尤其是居住、户口与家庭认同三者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政策中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可能操作方案.     

我国家庭建设的瓶颈分析与社会支持——基于天津市婚姻家庭问题调查

家庭建设的瓶颈是造成家庭功能不良与缺失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主流话语弱化家庭责任、大众传媒扭曲家庭角色、家庭发展能力欠缺、家庭的社会支持薄弱等。破除瓶颈的当务之急是我国政府要承担主导责任,进行家庭政策制度体系和社会支持机制的整体规划设计,强化对大众传媒的监测评估和家庭研究成果转化,建立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的专业化家庭服务和家庭危机干预机构。     

随迁老人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深圳市的调查

随迁老人在脱离乡土场域后面临着顺应城市惯习、重构社会关系等问题,其精神健康状况值得关注。对深圳市随迁老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相对经济社会地位、迁移后的压力显著影响其精神健康,社会资本既能促进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对此,应从社会政策等方面予以积极回应。要完善地区间社会医疗保障的转换制度,构建促进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社区支持体系,通过"增权"实践和子女的代际支持,改善随迁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     

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入城,面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社会工作有必要以其独特的个案、小组、社区和行政工作的介入模式,帮其建立和完善"三位一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发展的过程与阶段：理论意涵与测量方案

流动人口家庭发展是家庭为了满足因人口流动而变化了的需求、应对因人口流动而新出现的压力,通过促成家庭结构分化、重新塑造成员角色,进而实现家庭任务分化、继续拓展成员能力,并由此显现出阶段分化的过程。家庭流动本身特定的过程性和家庭流动继发问题的过程性,决定了流动人口家庭在回归常规发展轨迹之前要相继跨越“家庭化流动阶段”和“家庭式融入阶段”,对两阶段需要做出更加全面精准和多维系统的测量。再造家庭内部团聚与重构家庭外部支持是这两阶段的基本着眼点,前者根本性地解决了家庭结构发展和任务发展中的“名义化”问题,后者系统性地增强了家庭结构均衡发展和任务协调发展的能力。     

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目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流动呈现出复杂的上升趋势.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是导致社会转型、人口结构转变的重要变量因素,而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又受到许多因素制约.本文就是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对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情况及影响因素对其影响的情况进行了定性地分析概括.本文试创立了一个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度测定的操作化模式——5·20·43模式,即从5个维度上,确定20个一级指标,43个二级指标,通过问卷赋分测定、回归分析、检验,得到了目前中国社会省会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水平呈现“半融入化”,而制约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城市社会中的制度因素的结论.这为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缓解社会矛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完善制度,使流动人口有机融入城市,实现中国人口适度城市化.     

转型期家庭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与新的整合

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浪潮，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高速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与之相应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因此剧变而不断产生矛盾和冲突。家庭，作为所有社会组织中，反应社会生活变化最敏感、最迅速的单元，其结构以及相应的家庭伦理关系、道德规范也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反应，现代家庭的矛盾冲突既是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也是家庭伦理关系变化、道德价值观念冲突的折射。因此，分析家庭伦理道德在这一特定时期的变化以及矛盾冲突的内在应力、在…     

美国福利改革的家庭化趋势及其启示

家庭是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多元混合福利体制下的重要主体。面对家庭结构变迁和单亲家庭的贫困问题,美国政府将婚姻家庭问题提上政策议程,积极推动家庭化的社会福利改革,在国家干预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上,从替代或补救走向支持与强化家庭功能。这一变革在完善立法、财政拨款和组织支持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禁欲教育、预防青少年怀孕、婚姻促进与负责父亲等项目,来促进婚姻健康、维护家庭健全,以使家庭成为福利的重要来源。它调整了政府与家庭之间的福利责任,主张积极福利,强调家庭功能与责任。面对当前中国家庭的脆弱化、碎片化和个体化趋势,这一家庭化的福利改革趋向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美家庭“孝”伦理的差异研究

中国家庭的＂孝＂伦理内涵可归纳为＂养亲＂和＂祭亲＂两部分,美国家庭的＂孝＂则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在家庭生活中,中国＂孝＂伦理主要体现：在父母地位至高、视赡养父母为刚性义务、重视祭祀祖先及传宗接代。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父母在家庭中与子女地位平等、注重老人精神赡养、祭祖与传宗观念淡薄。目前,中国＂孝行＂面临传统孝观念淡出与社会养老体系不健全的问题,美国则面临社会养老体系成熟与老人精神孤独间的矛盾。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候鸟老人的地方融入——以三亚市区为例

为研究候鸟老人的地方融入情况,以三亚市区的候鸟老人为研究对象,利用深度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方法获取数据。三亚候鸟老人中大多数为有一定收入的退休老人,他们季节性往返,追求三亚舒适的气候环境以维持健康。对候鸟老人的地方融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凝视地方不仅表现于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文化与活动;体验地方通常是通过候鸟老人的地方参与和地方依恋体现出来;建构地方则为文化素养较高的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政府及事业单位退休老人通过组织活动、成立社团等方式来实现,以提升其自我价值。     

同性恋群体的家庭主义社会融入模式

尽管中国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和原生家庭的关系充满张力，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父母公开表达对同性恋子女的支持，并参与到为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的公益行动中。基于对“出色伙伴”及其服务的同性恋者父母的研究，揭示了原生家庭从同性恋群体主要的压力来源，向接纳和支持同性恋群体的积极力量的转变。这种转变植根于中国家庭发生急剧变迁的背景之下，并与性别关系、代际互动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密切关联。相比西方社会基于个人主义的同性恋群体权利争取和实现模式，受到“新家庭主义”理论的启发，研究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社会融入的家庭主义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理论框架与制度优化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以便使国家与家庭在民生保障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国家与家庭关系是各国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当前,我国在此方面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厘清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主导责任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家庭之间达成合理且有效的责任分工,以及如何优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动态功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既不应该是“去家庭化”,也不是简单的“再家庭化”模式,而是应该走向国家主导下的“家国衔接与合作”模式。为此,应该本着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在民生建设领域积极强化国家责任,发挥好家庭在民生保障和服务中的作用,针对具体情况确定国家与家庭在具体民生项目中的责任关系并通过制度协调实现国家与家庭的功能互补与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