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已有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海外融资、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的影响，尚无研究关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个体特征视角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手工收集的高管背景特征信息，使用OLS回归、倾向评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检验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显著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无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评分更高、评级更好；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高管能依赖用于理性判断的信息更少，此时作为高管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代理变量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强。在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企业高层次海外人才招聘和选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制度环境、CEO权力与企业战略风格

检验CEO权力强度如何影响企业战略风格,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CEO权力越大,战略风格越趋向于风险型;反之,CEO权力越小,战略风格越趋向于稳健型.制度环境负向调节CEO权力强度与企业战略风格之间的关系.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地区制度环境约束性较强的公司,CEO权力强度对企业战略风格的影响在地区制度环境约束性较弱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战略风格越趋于风险型,企业绩效波动性越大;而企业战略风格在CEO权力与企业绩效波动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柔性税收征管、高管党员人数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 0—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税收征管、高管党员比例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柔性税收征管政策实施的净效应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获得A级纳税信用的企业会重视社会责任;高管党员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高管党员比例增强了柔性税收征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法制化程度不同的地区,高管党员比例都具有不同的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建议：政府应采取多方意见,对企业进行纳税信用评级;企业应多引进具有党员身份的高管人员,从而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国有企业应积极接受公众的监督和舆论批评,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非国有企业应完善企业内部社会责任制度建设,推进社会责任的履行。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责任履行

ESG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但有关ESG责任履行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方兴未艾。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考察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具体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正向影响企业ESG责任履行；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可以通过降低管理者的短视，进而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高管预期任期、股权激励水平、媒体关注度会正向调节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     

中国上市企业高管离职影响因素的跨层研究

以中国上市企业高管为研究对象，通过跨层设计考察高管离职的影响因素。基于201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2 084家上市企业及其高管团队特征数据、12 782名高管个人特征数据以及这些高管2011年的个人离职行为数据，分析高管个人特征差异、团队多元化特征以及高管所在企业历史绩效特征对高管个人离职行为的跨层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层面特征对高管个人离职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从个体层面看，高管与其他成员的年龄差异、学历差异和收入差异越大，高管随后一年的个人离职行为越明显；从跨层效应看，高管团队收入的不平等显著促进次年高管的个人离职行为，高管团队学历多样和企业历史绩效显著降低高管随后一年的离职行为。研究结果对于企业高管团队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公司战略可以解释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吗?

如何权衡“公平与效率”，进而设计出有效的薪酬激励契约是保证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 2003 年 ～ 2014 年 A 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公司战略这一独特视角解释高管与员工形成较大薪酬差距的合理成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战略越趋于进攻型，高管薪酬相对越高，员工薪酬相对越低，公司内部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也就越大; 相对于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上述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最为明显。且不同于管理层权力，公司战略引起的内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能够显著提升投资效率和经营业绩。研究结论对于客观评价公司内部的高管员工薪酬差距进而优化薪酬管制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市公司高管更替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上市公司2005-2009年间高管更替数据为研究样本,引入了高管团队重组和战略连续性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了不同高管更替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强制更替外部聘任对高管团队重组有正向影响,对战略连续性有负向影响,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其中高管团队重组和战略连续性在强制更替外部聘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上市公司高管强制更替内部聘任对高管团队重组影响不显著,对战略连续性有正向影响,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其中战略连续性在强制更替内部聘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效应;另外,高管团队重组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战略连续性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外部环境、内部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

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如何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数据为样本,研究制度环境(舆论压力)和市场环境(竞争强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企业内部两种类型资源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舆论压力会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竞争强度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呈"∩"形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资源(政治关系和冗余资源)正向调节外部环境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

以209家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的A股医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内外整合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内部驱动因素（财务绩效、技术创新、高管薪酬、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因素（政府干预度、法律环境）的匹配效应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内部驱动因素与外部约束因素的不同组合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起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医药企业社会责任高履行路径有5条,分别是高管引领经济驱动型、内控强化经济驱动型、高管引领内控驱动型、法律保护能力驱动型和内控强化压力驱动型;导致医药企业社会责任低履行的路径有1条,且与社会责任高履行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影响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多重复杂因素间互动本质,并为医药企业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带来有益的实践启示。     

企业环境成本基本理论构架

环境成本的产生主要起源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产生的负荷影响。企业环境成本是指企业因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为降低生产经营的产品或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环境负荷;或执行国家环保政策法规而在一定时期内,采取一系列环境保护活动所发生的旨在取得环保效果和经济效益的可货币化计量的各种耗费。企业环境成本的理论框架结构包括环境成本产生的动因、环境成本的概念、环境成本的基本内容和科学分类等。     

政治关联、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政治关联、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将政治关联划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两种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的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高管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正向作用于企业财务绩效,而财务绩效的提升会促使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而且,在控制了财务绩效的影响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这说明财务绩效在两者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然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财务绩效。在控制了财务绩效的影响后,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了财务绩效在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     

碳交易是否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基于2005-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中介效应模型及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作用路径及非线性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碳交易通过提高环境责任履行度、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进一步检验发现，碳交易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特征；碳交易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对此，提出优化碳排放交易试点机制配套措施、提高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任意识、多部门联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几点建议，以期为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向。     

考虑采购资金约束的物流服务能力采购决策

CEO关联是影响企业内部决策效率和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社会网络关系和人口统计特征相似性产生的关联，忽略了CEO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关联。此外，已有研究过度关注对CEO关联结果的探讨，而忽略了内外部环境要素对CEO关联结果的影响。 在此背景下，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现代管家理论和代理理论，从管理者特质和权力的视角，探讨基于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CEO关联的差异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以2009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STATA 12.0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系统分析并检验基于雇佣高管或建议提名董事产生的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企业内部治理对这种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形关系，即随着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关联的增强，企业业绩提升，但当CEO与高管之间的关联程度高于临界值0.400时，随着CEO与其他高管之间关联程度的增强，企业业绩开始下降；CEO与董事之间基于建议提名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董事会勤勉程度和监事会监督力度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对CEO和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民营控股上市企业中CEO和其他高管之间基于雇佣关系产生的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形关系以及内部治理机制的正向调节作用均显著，而国有控股上市企业中CEO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研究结果对深入认识CEO关联的价值效应及形成的内在逻辑、防范上市企业治理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建议上市公司适度给予CEO聘任高管的权力，且在公司治理实践中注意运用和平衡企业内部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之间的潜在替代关系，保障差异化情景下企业潜在收益的最大化。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中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2004-2010年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加入企业绩效的动态性和多样性,基于社会类化理论和信息决策理论,较为全面地探讨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类化理论更能解释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尤其对短期绩效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三种基本职能背景中,“生产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短期绩效、长期绩效、创新绩效和海外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最大.“多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有助于企业海外绩效的提升,但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三种特殊职业经历来看,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对企业短期绩效、长期绩效、创新绩效和海外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外部空降的高管,会严重阻碍企业的创新发展;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则会提高企业的海外绩效.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以2008-2012年深沪两市石油化工塑胶塑料行业上市公司组成的面板数据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履行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和环境责任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履行社会捐赠责任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了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负相关,并且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之间存在反向的相互作用关系.当高管权力缺乏制衡时,并购成为高管实现个人收益的手段,而企业本身并不能实现预期的并购价值,内部控制是针对高管权力的制衡机制,对并购绩效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员工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工作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组织认同和工作投入三者之间的研究模型,并基于员工视角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员工、消费者和环境3个维度,将组织认同分为认知、评价和情感3个维度,发现企业对员工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工作投入均呈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履行环境责任对工作投入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可通过情感性组织认同对工作投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非负担,而是提升员工工作投入度和向心力的重要内部行销工具。企业亦有必要加强履行社会责任的内部宣传,这样既可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从文化情感上吸引员工,又可提升员工的工作投入程度。     

"安则兼善天下":董责险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北大核心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公司管理层的核心任务,故构建促进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验证董责险是否是管理层履行社会责任的促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管理层"安则兼善天下",具体表现为:第一,董责险可提升管理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性,且公司所在地区法治环境越差,董责险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作用越显著;第二,董责险主要通过提升管理层乐观度来促进其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研究发现,董责险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员工、供应链和环境责任;国有企业和大规模公司购买董责险更能促进管理层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促进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资本市场全面认识董责险功能,进而借力董责险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浅析环境信息披露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防治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的重要指导方针.环境信息披露能使企业外部信息需求者了解企业与环境相关的各项活动,有利于社会公众监督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同时也有利于注重环保的企业树立良好的绿色形象.本文通过回顾前人的研究,指出环境信息披露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