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降费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减税降费政策是促进企业发展、提高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对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推进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0年的数据,对减税降费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机制检验表明,减税降费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企业投资不足的行为,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过度投资的行为。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对提高民营企业、低自由现金流企业投资效率的效果更为显著;政策对不同成长机会的企业影响效应有所区别;政策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投资不足的作用更加明显,而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过度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本文还提出了推进减税降费政策,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效率视角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具选择研究

本文运用2011-2016年发布股权激励计划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激励效率的角度，探讨公司规模、成长性及产权性质等异质性要素如何影响公司股权激励工具的选择。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能够显著影响股权激励工具的效率，大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股票期权，而小型上市公司更适合使用限制性股票；且公司成长性越高，上述匹配关系对股权激励效率的影响越显著。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选择股票期权作为股权激励工具比限制性股票更具有激励效率。     

环境规制、投资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波特假说给出了环境规制改进经济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以各省份环境法律法规逐年累计值来表征环境立法,各省份排污费征收强度来表征环境执法,实证检验了两类环境规制(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强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投资效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过,企业规模、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其中,环境立法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大型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而环境执法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中小型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异质性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     

中国出口企业与生产率关系检验与解释 基于市场采购贸易视角

<正>本文使用2020和2021年两期中国海关数据库分别从行业、地区、规模、企业所有制等层面进行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从市场采购贸易政策视角对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进行成因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仍然存在明显的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沿海地区企业，而市场采购贸易政策虽然可以有效扩大出口规模，但不能提升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因此提出建议，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引导企业发挥“出口学习”效应，在出口竞争中提升生产水平。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产业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商业行为对中国产业部门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宏观与微观影响；以及我国产业升级与转型对全球经济与商业体系的作用与影响；中国产业竞争力培育的进程与途径：生产率（productivity）、成本效率（cost efficiency）及能源效率（energy efficiency）的提高、技术进步、产品质量的提升等；促进和阻碍中国产业部门和企业实现有效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制度因素，如产业政策、公司治理等；     

生产投入、政府激励与企业生产规模决策

在同时面临外生性和内生性因素影响的需求不确定环境下,通过建立生产投入、政府激励和企业生产规模的决策模型,在研究企业生产投入的价值表达式的基础上,分析了生产投入、政府激励与企业生产规模决策之间的作用机理,对临界值方程、最优生产规模和最优政府激励作了分析.并通过模拟赋值对数理模型进行了数值分析.研究表明:1)灵活的企业可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参考资本化未来生产规模、政府激励现金流、放弃期权价值和需求变化期权价值等对生产规模进行最优化调整;2)当企业单位时间收益流满足一定水平时,存在最优生产规模方程和最优政府激励方程及其相应的阈值方程;3)生产投入、政府激励及企业生产规模之间联系密切,灵活的企业可据此对生产进行动态调整.此外,还与外生性模型作比较验证了该模型的适应性等.由此,可作为需求不确定环境下加强企业生产规模决策的一种参考.     

生产投入、政府激励与企业生产规模决策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同时面临外生性和内生性因素影响的需求不确定环境下,通过建立生产投入,政府激励和企业生产规模的决策模型,在研究企业生产投入的价值表达式的基础上,分析了生产投入,政府激励与企业生产规模决策之间的作用机理,对临界值方程、最优生产规模和最优政府激励作了分析.并通过模拟赋值对数理模型进行了数值分析.研究表明:1)灵活的企业可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参考资本化未来生产规模、政府激励现金流、放弃期权价值和需求变化期权价值等对生产规模进行最优化调整;2)当企业单位时间收益流满足一定水平时,存在最优生产规模方程和最优政府激励方程及其相应的阈值方程;3)生产投入,政府激励及企业生产规模之间联系密切,灵活的企业可据此对生产进行动态调整.此外,还与外生性模型作比较验证了该模型的适应性等.由此,可作为需求不确定环境下加强企业生产规模决策的一种参考.     

减税降费的潜在财政影响与风险防范

具有持续针对性、成本降低性、长期持久性的减税降费政策无疑会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也会给各级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不仅财政赤字规模在未来三四年内会扩大,而且财政收入体系的法治化程度会有所削弱。为了确保减税降费政策落地生根,同时又要防范财政风险,保证财政健康发展,必须深化财政改革,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其中更具有针对性的主要举措包括:制定财政整顿策略,精简机构,削减财政补贴,控制社会福利性支出增速;加强财政治理,全面实施中期预算和预算绩效管理,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工作;实行税收支出预算,真正形成经立法机构审批、监督、检查的"第五本预算";推进财政收入体系现代化,提高税收收入占全口径财政收入的比重。     

创新的贸易利益与企业异质性研究综述

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主要研究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活动及产生的贸易利益。笔者根据开放条件下创新活动引致的贸易利益及其影响机制,对国外最新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综述。一是创新活动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内在生产率,提供新的贸易利益源泉;二是创新决策是提高企业生产率的途径,大体上通过出口市场规模扩大效应、采用先进技术与否的二元决策、投入创新活动的强度差异决策等不同影响机制来实现;三是异质性贸易理论的企业创新与出口行为的研究成果,对深入认识对外开放、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微观联系机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的启示作用。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更大力度、更惠政策、更优服务

<正>2018年,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和税收优惠政策减税数据,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减税政策支持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发展情况。税收收入和减税数据总的特点是"一降一升",即减税规模提升较多,相应带来税收增速下降较大。今年前10个月,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124046亿元(已扣     

政府基金政策对WEEE回收处理的引导作用及效果分析

为了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WEEE）的回收处理，2012年开始政府通过向生产企业征收基金、同时给予回收处理企业定额补贴的措施引导回收行业的有序开展，但现行基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资金缺口的挑战，因此有必要探讨更加创新的激励约束机制。本文主要分析现行基金政策、资金平衡政策、以及基金减免政策对生产企业和回收处理企业的影响，通过比较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环境收益、社会福利和政府资金投入等指标，综合评估三类政策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现行基金政策下生产企业缺少动力在生态设计、绿色生产等方面付诸环保努力，因此限制了废弃产品资源化的效率和效益。相对于现行基金政策，资金平衡政策的优势和劣势均较为突出，优势在于避免了政府财政负担，但劣势在于对生产企业的冲击过大，导致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下降。比较而言，基金减免政策在向生产企业征收处理基金的同时，还将根据废弃产品的处理数量给予生产企业相应的减免额度，这种压力与动力并举的措施能够更好地调动生产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积极性，激励生产企业与回收处理企业的共同努力。从评估指标来看，基金减免政策在提升WEEE的回收处理数量，改善回收处理企业的盈利状况，以及提高环境收益，降低政府开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     

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以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切入点,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和不同类别企业间金融资源配置的现实背景,构建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分析框架,测度中国制造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及其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研究发现：（1）制造业行业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而行业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在行业内配置中,债务配置效率和融资规模配置效率相对较低。（2）在样本期内,制造业总体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年均为37.30%,其中,行业内和行业间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年均分别为31.54%和5.76%。在行业内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中,债务配置扭曲和融资规模配置扭曲是主要来源。金融资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视”比“规模歧视”导致的生产率损失大,且非国有和小规模企业内部配置扭曲导致的生产率损失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各类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显著减少。（3）重点产业前期金融支持政策形成的“好”扭曲不同于传统非重点产业的“坏”扭曲,随着重点产业的发展,“好”扭曲会缓解,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也会因此下降,“好”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这一作用规律对当前金融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对扩大再生产两种形式的探讨

（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企业一般不会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对此马克思曾从内含与外延两个方面分析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也就是说，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指单纯依靠生产要素（劳动力、生产资料等）利用的数量来扩大生产的规模；而内含的扩大再生产是依靠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高来扩大生产的规模。马克思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     

低碳划分标准对异质企业碳排放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

综合考虑产品低碳水平和消费者低碳偏好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建立考虑产品低碳水平和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异质企业博弈竞争模型，研究低碳划分标准与消费者低碳偏好间的关系，及其对企业产量、碳排放和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低碳划分标准和消费者低碳偏好会影响行业竞争态势和碳排放效果，其中消费者低碳偏好是实现碳减排激励的关键动力，但作用的方向和强度受到低碳划分标准影响；低碳划分标准可分为严格型和宽松型，仅严格型低碳划分标准具有双向激励作用并能够缓解“搭环保便车”问题；消费者低碳偏好向低碳行为的转化受到产品的价格体系的显著影响；在低碳划分标准和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共同作用下，行业能够实现降低平均单位碳排放的目的，但不能降低总排放；同时指出低排放企业碳排放量需求增加的内在原因和传统减排机制的不足，从理论上为我国减排政策制定和企业生产决策提供参考。     

减税降费背景下中小企业纳税筹划问题探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在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的政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企业积极关注国家税收红利政策,以减轻资金压力,纳税筹划工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重视。文章针对中小企业纳税筹划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析,并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以期对中小企业的纳税筹划工作有所裨益。     

国内生产网络与间接出口外溢：基于客户——供应商关系的证据

与直接出口相比，虽然大多数企业自身无法进入国际市场，仍然可以通过成为出口企业的供应商来实现间接出口，但这一重要现象较少受到研究关注。基于2009～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客户—供应商数据，研究发现：（1）间接出口行为同样可以带来显著的出口学习效果，而且这一收益主要体现在自身缺乏直接出口能力的中小型企业；（2）知识传递、规模收益以及质量提升是间接出口外溢效应产生的3种作用机制；（3）间接外溢效果沿着生产链衰减，水平溢出效应同样存在，并且主要存在于共享供应商关系中；（4）企业从较新的间接出口关系中获得的生产率溢出效应更显著，网络边缘地带和搜寻效率低的企业从间接出口获益更大；（5）间接出口企业同样会受到出口企业负向需求冲击的上游传染效应，而且通过间接出口学习能够提高转化为直接出口商的概率。本文研究证实了在日益错综复杂的国内生产网络中，间接出口关联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分工的重要价值。     

人民币国际化、银行业开放与商业银行效率

本文基于2011年至2019年中国商业银行季度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模型测算中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对中资银行效率的影响并分析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结算业务规模与股权结构不同的商业银行产生差异化影响。另外，银行业对外开放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为中资银行“走出去”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外资银行“引进来”强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促进作用。     

中国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评估——基于微观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数据的视角

研发加计扣除是政府激励企业创新的重要举措。通过手工搜集2500家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首次采用微观企业研发加计扣除数据大样本考察了研发加计扣除政策的实际运行效果。结果显示：（1）企业实际的研发加计扣除率为法定标准的67%，表明企业尚有33%的研发支出未被税务部门认定。（2）上述发现主要源于税法对研发支出的认定口径较窄。高素质税务人员对研发支出的严格审查也是原因之一。但税务部门“放管服”改革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研发被税务部门认定的比例。此外，相较而言，国有企业的研发加计扣除程度要低6.3%；有研发操纵嫌疑的企业研发加计扣除程度要低3.3%；而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加计扣除程度要高18.9%。（3）虽然税务部门未认定企业的全部研发支出，但其认定部分对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是未认定部分的26倍，表明税务部门具备筛选高质量研发的能力。进一步，税务人员素质越高，这一能力越强，且“放管服”改革在增加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并未损害这一能力。不过，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使得税务部门认定的研发支出质量下降，进而弱化了税务部门的这一能力。在中国着力推动以创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与政策...     

执行时间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激励政策优化研究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中国需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而激励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鉴于此，本文采用实物期权方法评价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分析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经济性，提出模型假设，接着构建并求解实物期权模型。为更直观地评价激励政策效果，本文利用最优执行条件求解项目预期执行时间和不同技术水平下的激励政策最优值。最后，以光伏发电项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目前，中国光伏产业还难以独立发展，仍需国家政策的支持，但现行或曾实施的光伏激励政策存在超额激励现象。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为鼓励投资者及时投资，政府需提高激励力度。③从政府支出、政策效果和技术影响三个角度综合分析，单项激励政策中上网电价政策效果最佳，但政府支出较高；价格补贴政策效果偏弱，但政府支出较低；与其他两项政策相比，成本补偿政策效果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