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职业学校搭建家校共育桥梁

在2018年9月10日举行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习总书记的讲话高度概括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新时代,家校协同育人成为教育强调的重要内容.然而,家校共育面临着意识薄弱、认知不深刻、沟通不畅通及共育模式单一等问题,阻碍了家校协同育人效果的发挥,不能很好地助推学生综合素质水平提升.因此,需要探究更有益的解决办法.     

教育质量公平主体的缺失与构建

教育质量公平不仅是教育结果的公平和教育公平在质的层面的反映,更是以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为内涵、有效促进社会和谐公平的重要内容.教育质量公平主体表现为教师、学生、学校、家庭、社会和政府六维主体,主体的缺失缘于教育对人的自由自觉发展的忽视、教育目的价值取向的缺失、管理机制不健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只有树立师生双主体观、构建实践主体的主体间性,创新家校协同方式、加强潜在主体与现实主体的合作,创设良好环境、提升外在主体的整体形象,落实教育法规、建立责任主体的问责机制,才能形成实现教育质量公平的路径.     

山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研究

当前山西省正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历史交汇区和政策全面接续期。通过对国家和山西省市相关政策文件和研究资料的分析，对山西省11地市抽样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政策规划、体制机制、参与主体和资源要素四个方面，厘清了山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了推动山西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建议，即制定前瞻性政策规划，强化政策统领作用；创新体制机制，接续提升治理效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格局；加快城乡融合，破解资源要素困境。     

对接粤西乡村振兴需求的“校村共育”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以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面对粤西乡村振兴存在的无法留住应用型人才、产业对接缺乏平台和文化缺乏引领和推动等亟待解决问题,坚持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办学功能,发挥地方高职院校在乡村振兴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优势,对接粤西乡村振兴,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战略的"校村共育"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刍议辅导员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的关键作用

新形势下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要求,切实提高工作亲和力和针对性,重点强化学校、家庭、社会多方面联系与协作.本文以构建"家、校、社"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前提,以形成一体化、全方位、广渠道的高校育人体系为目标,从辅导员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身媒介作用、桥梁纽带作用以...     

协同育人视域下家庭教育的离场与复归

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组织化教育的原型,家庭教育在较长时间内是人类社会主要的教育形式,肩负着培养儿童成为社会人的职能。但随着社会发展,家庭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代性浪潮的冲击,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种动力机制作用下逐步向学校教育作出让渡,出现了“脱域”,其“在场”的教育意义被虚化。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家庭教育重新返场,在“结构—制度—文化”动力框架作用下“嵌入”到教育场域中,为教育之现代性“隐忧”祛魅。构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在场”的育人共同体,是家庭教育的发展愿景：以共建逻辑型构家校育人制度共同体、以共享逻辑培育家校育人理念共同体、以共治逻辑形塑家校育人行动共同体、以共鸣逻辑筑牢家校育人情感共同体。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与培育路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农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进度。当前农民的有限主体性不能够满足乡村振兴要求,农民主体性发挥不足受到主观认知因素、组织因素和体制因素的制约。为此,要构建与乡村振兴要求相匹配的农民主体性,唯有破除制约农民主体性发挥的障碍,构筑乡村情感共同体,加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乡村文化建设;打造农民利益共同体,强化农民主体性培育的组织保障;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增强农民主体性培育的政策嵌入,从而促进农民主体性意识的激发、主体能力的提升、主体作用的发挥,以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高职教育政校行企协同创新的实现路径探析

基于高职教育具有的开放性、职业性和实践性等特征,其人才培养质量有赖于政府的统筹、行业的指导、企业的参与。从系统学视角看,政校行企多个主体参与共同构建一个复杂的协同创新人才培养系统,是一种创新的人才培养理念。本文系统的分析了政校行企协同创新系统中各个主体要素(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的角色与定位,协同要素(目标、组织、制度)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政校行企协同创新共育人才的实现路径,即协同目标的共聚、协同组织的构建、协同平台的打造、协同机制的完善、协同团队的共培。以期为高职院校协同创新育人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社会创业的经济学分析和转型比较——基于乡村振兴的实践

社会创业作为社会价值优先并兼具市场化运营的创业方式,为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提供了新思路。相比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创业行动将乡村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纳入收益考量,通过增加乡村产品供给改变市场供求关系,大幅增进了整体社会福利和广大农民在参与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鉴于社会创业的比较优势,商业企业、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新创社会企业等乡村振兴主体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着眼补齐或增强乡村社会(环境)价值创造能力和乡村经济价值获取能力,遵循不同路径开展乡村社会创业行动。未来在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中,应注重鼓励多元乡村创新模式,推动乡村制度完善;培育乡村社会企业家群体,鼓励乡村市场开发;加强乡村社会创业顶层设计,构建合法性机制。.     

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障碍因素与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主题。随着“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高质量发展具备了新的内涵、特征和优势条件，同时在市场调节、政策导向、要素融通、改革协同等方面仍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以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生产结构、强化监督管理、培育主体品牌为着力点，不断强化规划引领、投入保障、评价考核、人才支撑、执法监管，构建激励约束相容、多方协同的政策支持体系。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及其实现路径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长期性、艰巨性的任务,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关键。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三大挑战,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政策体系,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当前,主要可以从三个方向来把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一是进一步完善反贫困战略的"补弱"机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二是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战略的"做强"机制,在产业振兴、金融支持、生态振兴等关键环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积极构建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的"拉平"机制,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效促进城乡融合。     

“十四五”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机制及图景——基于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考察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丰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路径。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口和资源外流加速，文化传承的主体、机制和动力缺少，文化发展动力不足，直接影响农民的文化生活、公共秩序及社会联结，文化振兴势在必行。老年人作为乡村社会的坚守者，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乡村，他们关心村庄发展和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应对乡村文化转型之困的重要主体。可借鉴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实践，通过老年人的组织化找回乡村振兴的主体，回归乡村振兴的本质，推动文化资源整合、价值塑造和组织重构，铸造新的文化生态和公共规范，增强社会关联和合作能力，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文明传承提供坚实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基础。     

“三生教育”德育实践中的社会共同体建设

社会共同体建设是＂三生教育＂德育实践目标实现的基本途径之一。＂三生教育＂德育实践不仅要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凸显家庭的协同功能、加强社会的历史责任,更为关键的是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德育实践共同体。     

乡村振兴视域中的农民主体作用、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基于湖南岳阳乡村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因素,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当前农民对乡村振兴关注度和支持度较高,农民的主体作用发挥成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但现实中,农民主体作用也受到诸如农业综合效益较低、农民自身思想文化和能力素质不高、管理机制滞后及基础条件薄弱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需要党委、政府综合施策,采取完善乡村治理、健全政策扶持、建立引导机制、补齐短板缺陷、加强培育培训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尊重、引导、激励和支持农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激发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培养时代新人的理论内涵、目标要求与实践路径

培养时代新人就是培养在新时代能够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时代新人的目标要求是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敢于坚守、勇于创新、乐于奋斗的新时代中国青年。培养时代新人,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共青团对时代新人成长成才的指导作用;要加强家校合作和社会支持,构建全社会协同育新人的良好环境;要加强青少年自我教育,调动时代新人成长成才的主观能动性;要加强文化建设和网络管理,发挥文化育人与网络育人的功能。     

乡村文化振兴:现实困境与实践超越

当前,农村地区精神贫困问题已成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制约因素。振兴乡村文化对于消解农民精神贫困和助推乡村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振兴乡村文化离不开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但重要主体是农民,因此,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不仅要体现农民主体地位,更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解决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乏力、竞争力不足以及受关注度不够等现实难题,就需要在主体维度合理调动内生动力和外在激活力,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提升农民的文化发展能力;在客体维度积极消解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冲突,推进乡村文化现代化;在载体维度尊重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广泛开展农民文化活动,加大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外源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L基金会的案例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潜力已经形成共识,但作为外来力量如何与乡村在地主体建立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是现实中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并以L社会组织为研究个案,能够细致刻画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乡村振兴合作网络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包括动力和控制两种机制,动力机制通过利益赋予提高合作意愿,促使合作行为产生,控制机制通过引入规则削弱合作风险,保障合作关系稳固。2)外源型社会组织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中采取了“问题识别—利益赋予—招募—风险分析—策略选择—动员”行为逻辑。3)在“动力—控制”双重机制下,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的新型乡村振兴合作网络呈现出“卷入—吸纳—团结—激活”的发展路径。这一案例研究不仅从理论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新内源发展的理念内涵,还在实践层面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     

乡村教育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其路径选择

乡村教育振兴不仅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统领，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乡村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乡村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从宏观层面来看，乡村教育振兴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逻辑蕴含着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在价值逻辑上彰显着为农而教的价值立场、承载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承诺、充盈着传承创新乡土文化的价值情怀、诠释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乡村教育振兴在目标上要满足乡村振兴战略新要求、在理念上要彰显乡村学校教育新理念，在方式上要构筑乡村教育新格局，在机制上要创新人才培养新体系。推动乡村教育振兴需要从乡村教育经费投入、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乡村学校结构布局优化、乡土文化建设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来选择最优路径，为乡村教育振兴发展提供最佳方案，从而不断深化乡村教育改革，以乡村教育振兴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新发展阶段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势必要寻求新动能。数字经济在乡村产业专业化、融合化、信息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能从效率提升、产业变革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存在着数字化转型能力不强、要素协同运转不通畅、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以及产业衔接不充分等制约。因此,需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乡村产业数字化,提升乡村产业要素协同度和乡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健全乡村数据分享机制,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有效衔接,进而有效促进乡村产业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