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布·格里耶看"新小说"的话语构建

本文以罗布·格里耶为例，剖析了法国“新小说”在理论和文本创作中对传统小说话语的反动、话语模式的内涵、这一话语构建过程中体现的话语秩序以及话语模式对当代人文科学主流话语的整体呼应。文中认为：“新小说”在对传统小说话语反动的同时，就致力于构建自己的文本话语，而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话语构建的圈内、外控制原则；根据人文科学诸学科“知识公因”的学说，“新小说”体现了当今社会中人的矛盾状况以及陷入这一状态中的无力和尴尬。     

解读《灵山》中的"你"、"我"、"她"

不同于以往的汉语小说创作的叙述方式,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小说代表作《灵山》,不是以专有名词也不是以常用的第一人称“我”称谓小说的主人公,而是以第二人称“你”和第一人称“我”及第三人称“他”来称谓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是主人公,除极少数的传闻中的被叙述者偶尔以名字或诨名称谓之外,所有的叙述者和几乎所有的被叙述者都是以人称来称谓的。小说中主人公“你”、“我”的面前常有女性人物登场,作者以“她”来称谓这些女性人物。拙文意在通过对作品文本的具体分析,尝试解读这种全方位的以人称称谓作品人物的叙述。     

残缺人性的完美展示——浅析萧平"文革"题材小说

著名作家萧平“文革”题材小说独具特色,完美地展示了那一特殊时期的人性的残缺。这种完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真实感受的抒写,将扭曲的人性艺术地、淋漓尽致地呈示出来,在残缺中绽放了美丽;二是用“爱”来疗救、弥补残缺的人性,最终使人性走向完美。作品在反思批判历史、揭露残缺人性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美与爱的存在,这也是萧平“文革”题材小说的最大魅力所在。     

对逝去的追忆——汪曾祺的“最后一个”模式

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写作题材和写作对象三个角度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了研究,结合具体作品分析汪曾祺作品中的“最后一个”模式;《戴车匠》《鸡鸭名家》等通过对劳动者高超娴熟的传统手工艺的描写,抒发了汪曾祺对传统手工艺消失的惋惜;《羊舍一夕》等折射出人性的美,反映了汪曾祺对过去的追忆和怀念;《陈小手》等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封建旧势力与当时丑陋的社会现实。“最后一个”模式概括性地反映了汪曾祺文化小说中的独特艺术魅力与审美特征。     

刘庆邦小说《家道》的叙事特征

《家道》这篇中篇小说涵盖了“证美小说”和“审丑小说”题材上的特征,既有对美好人性的展示与赞美,又有对人性丑恶的揭露与批判。《家道》中的“我”实际上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正在经历当下事件时的“我”的眼光,也是“我”追忆岳父往事的眼光,一种是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元叙述的格调既生成了小说的内在节奏,又呼应着作品的整体结构,而且强化了小说的价值取向。     

孟子的人格美学与自主精神

孟子美学思想中最突出的是人格美学精神,他提出了“充实之谓美”,“万物皆备于我”,“仰不愧于天”、“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等一系列高扬自主精神的话语,表现出强烈的人本意识,人性色彩和人格自主的悦乐感,创造了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具有现代价值。     

人类向善求美的神话寓言──《白鹿原》主题象征意蕴探析

《白鹿原》以“白鹿”意象为中心,以白灵和朱先生形象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意味的神话寓言。从而通过神话理想与历史进程的悲剧性冲突烛照了人性的负面,呼唤着人类向善求美的集体无意识的伸张。     

小说文本"中和"之美的蕴藉——解读《天瓢》结构及形象的传统性

曹文轩孤傲地守望着纯文学园地,其作品《天瓢》渗透着传统的儒道精神。借助人物位置惯势的相对变化来剖析《天瓢》,该文本蕴涵着“中庸”和辨证法的理念,因而其结构具有“中和”之美。同时,人物的塑造因立足于作者“要把恶用美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构思而充溢着善恶交互的深刻人性,所以形象也蕴藉着小说的“中和”审美意味。     

弗兰克及其"神人性"

对弗兰克的核心观点"神人性"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将之与中国的传统儒学中的中庸作了对比,肯定了其"中庸"的特性.还就人类历史上对待"神"、"人"的态度及其结果作了简明的分析,从而否定了偏向"神"或"人"的某一边的片面的人格乃至文明模式,肯定了弗兰克"神人性"作为人格及文明模式的积极意义.     

"真诚"与知识分子人格再造--对巴金《随想录》价值的再认识

巴金的五集《随想录》无疑是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大餐,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了散文主体“非我”向“真我”的重大审美转折;二是开创了新时期知识分子人格再造的先河。     

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重"人的哲学,但它自身并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的"自我"观念,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元思维模式,没有能够以自然为镜来反照"自我",与之相对应,西方则走的是一条以自然为镜的发现"自我"之路。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道家的"天人一体"观

“天人一体”的观念主要来自于道家。道家所理解的“天”有“外在之天”和“内在之天”两个层面的含义。“外在之天”指大自然，它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不可战胜性，人在它面前只能陷入不可解脱的悲剧；“内在之天”指人的“天性”，这种“天性”源于大自然。因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与大自然具有同一性。“天人一体”就是要求人们充分认识自我的“内在之天”，即认识自我与自然具有同一性，做到从精神上向自然回归，与“天”合一，从而化解同“外在之天”的矛盾，使自我从现实困境中解脱出来。这种观念贯彻在道家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孟、荀的人格美理论和审美追求

孟、荀的美学理论以实践理性为基础。孟子把人的自然属性定性为善 ,荀子把人的生理欲求定性为恶 ,而对作为审美理想的人格美的追求却是殊途同归。孟、荀的人格美理论力图从反思人的本质来揭示美的内涵和道德美的必要性及其价值取向 ,把道德实践、审美和人生理想统一起来 ,对先秦的审美意识和中国的艺术精神均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性的回归--浅析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深入与发展

90年代“个人化写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实文学关注人性的传统从“五四”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种“个人化写作”可以看作是人性的一种回归并更加深入,在创作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从“先锋派”到“新写实主义”、女性写作和新生代的都市时尚写作等方面。尽管其中有成就也有局限,但文学对人的探索将永无止境。     

法海本《坛经》的美学意蕴

法海本《坛经》的基本佛学思想之一,是佛性说而非般若义。以"空"为执、追摄佛性圆成或倡言"空空"、无所执着,是佛性说与般若义在"终极"问题上的一大基本分野。"无念",作为《坛经》美学意蕴的中心"话题",在世间即出世间的人生领悟中,即指佛性,它是被颠倒、夸大的完美人性。将佛降格为人,等于将人与人性提高到佛与佛性的高度,这是《坛经》审美理想的曲折体现。"见性成佛"、"即心是佛"、自救"自度"、"自心"顿悟、"本性"回归,实际是以佛禅方式所表述的人的一种精神性解放。而"自度"("真度")说,不啻宣告"他佛"的"死亡",这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与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坛经》所主张的无生无死、无染无净、无悲无喜的禅悟(顿悟)境界,有如王维禅诗的禅悟与诗悟同一,是一种"元审美"境界。     

在"梦"与"魂"之间——《倩女离魂》和《牡丹亭》比较研究

元杂剧《倩女离魂》和明传奇《牡丹亭》,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最突出的是借灵魂意象来实现女主人公对礼教的叛逆和对爱情的追求。两部作品中的魂都是主人公在极度压抑人性的环境中的寄托和反抗,是主人公二重人格的体现、本我冲动的外化形式和情欲宣泄的载体;灵魂意象的深刻内涵就是,灵魂成为以情反礼的有力武器;两部作品出现的梦意象是魂意象的补充,梦体现了魂的欲求,由魂的活动引起的梦是主人公愿望的达成,魂与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论太平经的“和谐-美”思想

世界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维持着整个世界的和谐。成书于我国东汉的《太平经》,是道教早期的重要经典,蕴涵了丰富的美学思想。无论是《太平经》所言“生—美”、“寿—美”,还是“与道合一”的“道—美”最高境界,都无不蕴涵着“和谐—美”的思想。和谐是一种美的状态,一种美的境界,一种审美标准。在《太平经》中具体表现为自然和谐美、人与自然和谐美、人与人和谐美和自我身心和谐美。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