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预言》后期创作与艾略特的影响

何其芳在<预言>后期创作了一些具"荒原"色彩的诗篇.这些诗篇既渗透着艾略特的影响,又具有何其芳自身的特色.就前者而言,何其芳此类诗作中对都市荒凉、衰败的表现与批判、对"荒原"的环境描写及其意象艺术、怪诞的艺术表现,都与艾略特有着关系;就后者而言,何其芳对"荒原"的表现与批判主要是针对当时他眼中的古老民族的荒凉与衰败的,环境表现及其意象艺术也具有北方和北平古城的地方特色,而怪诞的艺术则主要是他的梦幻艺术个性在"荒原"诗作中的体现.     

从扇上的云到地上的歌 --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

从何其芳的诗歌、散文谈起他前后期的艺术变化及心态变化.艺术的变化只是表层的,令人震撼的是何其芳怎样从要求启蒙、要求个性的小知识分子转变为自觉融入集体、融入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这具有深刻的意义,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一种警示.     

从扇上的云到地上的歌 --何其芳创作的心路历程

从何其芳的诗歌、散文谈起他前后期的艺术变化及心态变化.艺术的变化只是表层的,令人震撼的是何其芳怎样从要求启蒙、要求个性的小知识分子转变为自觉融入集体、融入群众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这具有深刻的意义,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一种警示.     

消解:郭沫若的文化宿命

郭沫若现象不同于何其芳后期现象,他们都经历了诗意的流失过程,但何其芳的失足在于顺应政治抒情传统,而郭沫若则是这一传统的建构者。换句话说,何其芳在向传统认同时丢掉了自我的主体性,郭沫若则在为新文学奠基的同时,进行着艺术个性的自我消解。对于郭沫若而言,诗意的流失是个价值迷失问题。消解,然后诗人散文化。     

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

何其芳的新诗和散文以及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成就已经成了研究者的共识。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如对新诗本体的认识,对诗歌发展道路问题以及民歌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启示性。何其芳认为判断是不是诗并不在于简单的外在的分行排列,而在于要尽可能提供感人、新鲜、深刻的内容和相当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和具体的诗人都有着个性和独特的创造,但是其共同的特征是有着形象的优美与丰富,语言的精练和谐、富于音乐性。同时,可贵的是,何其芳在肯定新民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也指出民歌体是有局限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他的新诗理论与批评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缺憾。     

何其芳的艺术典型观浅论

一种新的文艺观点的提出,往往要经过长期的争论,并得到文艺实践的检验,其正确性才能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何其芳同志在六十年代初提出的典型“共名说”的新观点,以反潮流的精神冲出了庸俗社会学的迷宫,它不仅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引起激烈的争论,而且到了今天,对它的评价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意见。因此,进一步阐发何其芳同志在典型理论研究中的贡献,无论是对何其芳同志的文艺思想的研究,还是对新时期典型理论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何其芳同志对典型理论的贡献,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的突破上。建国以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初,在艺术典型研究上流行的研究方法,是从共性和个性     

论何其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自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何其芳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1930年代无疑是何其芳在艺术上最为雕琢、用心的时期；而1940年代进入延安之后，何其芳的创作心态和诗歌风貌都产生了明显的改变，同《预言》集相比，他的《夜歌》集的确显得有几分拙朴。许多人把这种转变归咎于时代，并认为何其芳从1940年代开始逐渐背弃了艺术上的追求，在艺术上开始退步。而实际上，何其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都体现了他对诗艺的探索和追求，他始终自觉地遵从诗歌的关学要求，坚持诗歌的艺术品格，在这个前提之下来进行创作，而没有把诗歌降格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艺术自觉”的意识是贯穿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活动甚至是整个创作生涯当中的。     

心灵的歌——何其芳早期诗歌浅论

本文以何其芳诗集《预言》为主,对其早期诗歌予以重新探讨和认识。通过对何其芳与时代环境关系、诗歌内容情感的细腻绵密、传统与现代融汇的形式特点等因素的梳理．揭示巴蜀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对何其芳的影响和良性互动,从而说明其个性不尽被时代风潮所消解,其诗作堪称发自心灵的歌,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重庆时期何其芳的文学批评精神

何其芳在重庆时期的文学活动对于何其芳本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理解何其芳文学批评的前提条件.何其芳文学批评精神主要体现在他的批评有一股正气,这股正气来自于他人品的高尚、思想认识的明确,以及他的批评有真感受和真依据.其次,他的批评分寸和尺度把握好.再次,他的批评诚恳、真切、公正、平等.今天的文艺批评界需要学习何其芳的文学批评精神.     

"苦求精致近颓废"的"梦中道路"——何其芳"京派时期"创作论

何其芳作为年轻的京派文人,在其创作的文学道路上有一段可以称为"京派时期"的创作期,时间从1931年秋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这一时期是何其芳多元创作期,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有涉猎,艺术特征总体体现唯美主义,思想上把京派追求艺术独立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但在他"京派时期"的后期,思想与创作随着人生路径的曲折与外部境遇的变化在不断嬗变,从极端追求唯美主义向现实主义渐变.通过对何其芳这一时期创作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理清他走向延安革命前的思想与文学追求,有助于研究其整个文学道路,对探讨现代典型作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何其芳后期创作分裂论

何其芳赴延安之后的创作与其早期作品比较,明显出现了思想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时代的规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何其芳后期创作深深烙下了为政治服务的印记。其次是对新事物的盲目赞美。童年的苦难经历使何其芳对旧社会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强烈热爱,一味的赞美与高歌构成了他后期创作的主题旨归。三是何其芳怀有强烈的告别旧我的“原罪”意识。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身上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意识,但这种改造绝非是要通过彻底否定“旧我”的方式来实现,而何其芳恰恰陷入了这样的思维误区,导致了他矫枉过正,自我主体缺失,走上了一条思想进步而艺术退坡的路子。     

试论诗集《预言》中比喻的运用

<正> 打开何其芳的诗集《预言》,立刻进入读者眼帘的是五彩繁呈的比喻。对比喻的巧妙运用,是诗集《预言》的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法,它同诗整齐的节奏、整饬的章法,秾丽的意象、美妙的意境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使《预言》成为中国三十年代文坛上不可多得的诗作,被认为是“标志了一些新的开端。”     

论何其芳文艺思想的发展轨迹

何其芳文艺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大的自我否定,由此将他的思想的演进划分为三个时期。本文将以此为契机,大略追踪何其芳生活和思想的足印,并对其中两次大的自我否定作重点考察,从而探寻其文艺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辨认交融于其中的时代烙痕和何其芳的精神个性。一、三个时期何其芳出身于1912年川东万县一个地主家庭。辛亥革命对何其芳生长的那个闭塞的农村没有太大的影响。家人们甚至相信皇帝还会复生,因此,对何其芳继续实施封建式的教育。他直到14岁离开私塾,并于1929年去上海、北平等地求学。离家远游的何其芳还不具备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那样的自觉。不过,在那个时代,冲出封建家庭往往成为走向革命的起点。因此,它确实是何其芳在人生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是何其芳早期思想的三个基本点。这是他不满现实,急欲逃离现实,用幻想构建一个理想世界来安置他那寂寞心灵的写照。他的目光在内在精神世界     

论何其芳的艺术追求

本文系统地考察和评析了何其芳在散文创作和诗歌形式方面所作的艺术探索、引起的反响及其得失。在白话散文创作中,何其芳有意制作散文,力求散文的纯粹与完美,注重“诗意”和“意象”营造。在新诗形式上,提倡并实践每行顿数有规律和有规律地押韵的现代格律诗,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抒情散文和白话新诗的表现手法。     

如烟如梦 娇妍园融——何其芳早期诗歌艺术鉴赏札记

何其芳早期的诗歌,在内容上以表现青春易逝的悲哀和微带忧伤的飘渺幽思见长,在艺术上兼受西方象征诗和中国晚唐五代词风的影响,追求意境的幽美和意象的朦胧,其诗风如烟如梦、娇妍园融、婉约清丽。本文拟具体剖析何其芳的《预言》、《罗衫》等两首代表作,借以领略其早期诗歌的艺术风貌。     

对“何其芳现象”的思考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何其芳是一个典型式的人物."何其芳现象"不仅仅是简单的"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问题,应该多角度地看待它.本文从文学写作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性格的视角对"何其芳现象"进行辨析.     

论何其芳散文和诗歌的审美追求

本文系统地考察和评析了何其芳在散文创作和诗歌形式方面所作的审美探索、艺术追求所引起的反响及其得失。在白话散文创作中 ,何其芳有意制作散文 ,力求散文的纯粹与完美 ,注重“诗意”和“意象”营造。在新诗形式上 ,提倡并实践每行顿数有规律和有规律地押韵的现代格律诗 ,从而大大地拓展了抒情散文和白话新诗的表现手法     

何其芳论《红楼梦》研究综述（1977-2008）

改革开放以后,研究何其芳论<红楼梦>逐步走上了学术建设的轨道.何其芳是当代红学革命新"典范"的代表人物,<论红楼梦>的发表标志着一个新的红学流派的诞生.他在学术上提出了独创性的、涉及根本问题的、很有影响的红学观点,如"典型共名"说、"爱情主线"说、"双重悲剧"说、"传统"说和"叛逆"说.在他巨大成功背后是独特的值得今人后人借鉴发扬的学术品格.何其芳评红的局限性产生于他所遇的历史条件和话语环境.这个研究课题的深化,有待于继续多方面挖掘何其芳评红的文献资料,拓展学术视野;个案研究求深度,宏观研究求系统,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推出层次更高的新著.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作家的转型之路——以何其芳的转变为例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延安作家集体转型的分水岭，何其芳的转型之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开始反省自己曾经高度认同的“写熟悉的题材”思想，也不再认为“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大”。他的思想与文艺观高度认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上却出现缺失。这彰显着他从唯美主义作家向革命主义作家转型过程中充满着矛盾与复杂性。从与何其芳相关的细微材料中发现，何其芳的思想、艺术改造经历了与吴玉章相似的从“有点不痛快”到“高兴起来”再到“认真检讨”的过程。何其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对自己作品集的选编与出版隐含着他不同时期的思想与心态，但这些转变过程和思想变化学界都少有关注。对隐微材料的发掘以及何其芳自己选编与出版作品集的变化，同时关注他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文艺评论的深层次内涵，这些都是研究何其芳转型的重要途径。     

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

1938年何其芳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思考着知识分子的转化问题,这一点反映在其心态和创作道路上,则体现为告别过去和真诚的忏悔。研究何其芳这一时期以《夜歌》为代表的创作,大致可以推究其诚实、矛盾、焦灼以及歌咏和叹息的心理意蕴。何其芳在《夜歌》中表现的诚实坦白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忏悔意识,使其成为战争时代作家群落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延安后期,何其芳从一个追求文学之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政治的服从者。而在创作上,何其芳最终选择了具有"转变"性质的"暂时性停笔",其诗歌创作的"空白"更是引申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命题,进而使何其芳成为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