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基于教育社会分层视角的农村学生社会流动 与教育选择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与农村学生的社会流动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当前,农村学生在社会流动与社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以城市教育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及重点学校制度的行政约束、高等教育分层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文凭筛选功能的影响、高考和就业场域潜规则的干预和农村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制约,教育所铺架的向上流动的阶梯出现了明显的短路,农村学生不管在高等教育数量获得还是高等教育质量获得方面,均处于相对劣势;农村大学生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阶层地位仍然较低,非正规就业居多、职业地位低、收入低、被限制在边缘行业,结果导致部分农村学生弃考和辍学.     

海南黎族社会阶层分布及社会流动状况调查

对500户黎族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海南黎族的社会阶层分布呈明显的倒丁字形结构。尽管绝大多数受访者对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和收入不满，但仅有12．8％的人有流动经历。黎族的代内流动以低阶层间流动为主，所处社会阶层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流动率越低。其中上升流动率仅为29．7％，半数以上为下降流动。黎族的代际流动渠道严重不畅，主要原因在于子辈中接受高中以上教育者比例与父辈相比不升反降。提高黎族的受教育水平，改善就业环境，增强其不断流动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和进取心，是提高黎族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有效途径。     

海南黎族社会流动状况的初步考察

对245户黎族家庭的调查结果表明,受访家庭户主的社会流动率较低,向上流动渠道不畅,社会封闭现象严重,部分受访者的社会阶层不升反降.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所处社会阶层越高、越稳定,流动的比例也越低.受访群体的代际流动渠道狭窄,上升渠道单一,从事商业服务业几乎是农家子弟的惟一上升途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户主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与父辈相比并没有明显的提高.     

浅析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垂直流动

近代早期英国出现了频繁、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频繁的社会垂直流动既表现在非绅士阶层人士跻身绅士阶层、社会下层人士跻身中间阶层，在阶层的层级次序中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也表现在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向下社会流动。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主要表现在社会垂直流动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中、向上社会流动大于向下社会流动、大贵族的地位相对稳定。频繁、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影响着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进程。     

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及影响因素探析

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基于CGSS(2017)数据测算中国当前的城乡教育代际流动水平,明晰城乡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其特征,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城乡子代与父母受教育年限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研究显示,农村地区的教育代际持续性较强,而城市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农村子代与其母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而城市子代与其父亲的教育关联程度较大;农村子代的教育获得水平更容易受到父辈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的制约,而城市子代的教育成就更多地只与其父辈的教育水平高度关联。二元户籍制度是农村子代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而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的绝对弱势是造成农村地区教育代际传递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改善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状况应当协同发力,共同促进教育代际流动水平的提升,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教育代际流动：理论、逻辑及实践转向

教育作为促进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和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是提高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和实现代际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而冲突主义认为教育是优势阶层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工具。教育代际流动的内在逻辑表明,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不仅为个人代际流动奠定了基础条件,而且为社会的群体流动提供了可能的实现路径。通过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选拨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向上流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推动形成群体流动的美好社会环境。     

自我雇佣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

基于CGSS2015相关数据和有序Logit模型，检验自我雇佣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父辈学历、政治身份、机会公平感知等农民难以感知、难以触及因素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没有显著影响；自我雇佣、住房产权、原生家庭所属社会阶层等农民易感知、可触及因素则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有显著性影响。具体来看：相较于非自我雇佣者，自我雇佣者更可能向下流动；相较于非夫妻住房产权者，夫妻住房产权者更可能向上流动或平行流动；原生家庭所属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农民更可能向上流动或平行流动。公共政策应立足于提高农民从事自我雇佣过程中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并致力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义务教育法》对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

基于一套独特的中国农村家族调查数据，同时借助《义务教育法》实施时间在省份间的差异及该法对子代出生队列的外生影响，实证估计该法对于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通过区分该法的实施对实现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先天效应与培养效应产生的不同影响，分析发现，《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强化了由先天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抑制了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与机制分析中，发现由培养效应实现的农村教育代际传递的弱化，主要是《义务教育法》对于女孩群体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层次、收入水平较低的弱势群体起作用的结果。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效应——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     

农村居民代际职业流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蔡寨村的调查

通过对河南省蔡寨村改革开放以来就业的240位村民的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该村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总体水平比较高。个人文化程度、个人初次就业时的年龄和父亲的职业、母亲的干部身份对代际职业流动（与父亲相比）存在着影响;个人的文化程度及父、母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水平对代际职业流动（与母亲相比）存在着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人文化程度在较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而父亲的文化程度、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母亲的职业则通过子女受教育程度来间接影响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总的来看,农村居民要想获得农民以外的职业,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社会资本能否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基于阶层变动视角的分析

推动农民工职业流动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将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设定为向上流动、平行流动、向下流动三种类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入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运用竞争性风险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每多一人提供就业帮助，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提高1.4%,职业平行流动的概率显著降低2.3%;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提高0.7%,但不显著。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减少职业平行流动，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同时不会带来职业向下流动。替换核心变量的度量方法后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通过非参置换检验、工具变量法、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最后提出政府要畅通农民工社会资本获取的渠道，促进农民工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巩固和开发，农民工个人注重维护和积累自身社会资本的启示。     

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机制、变迁及现实

高等教育的获得通过增加个体的文化资本,进而成为影响代际流动的最关键因素。虽然该认识是确定无疑的,但实际上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远比这一简单概括要复杂得多,即二者的机理关系处于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系统"之中,并且随着社会变迁,这一作用机制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在高等教育获得与代际流动的关系上,世界主要国家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相对不公平特征,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其机理关系有着明显的过渡性特点。为促进二者作用机制的合理化,我国的政策设计除了应注重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率外,其中的城乡分化也应予以重视。     

边疆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的特征及变化

边疆少数民族妇女作为研究主体,不是一个变量;引入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边疆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的结构,不仅有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分类、婚姻状况的不同,所表现的特征也不一样;少数民族妇女流动不仅有水平流动,也有垂直流动,即向上和向下的流动,关键是教育.只有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妇女的地位.     

职业教育与我国女性职业流动探析

职业流动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社会都存在职业流动现象，女性职业流动是职业流动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合理程度的女性职业流动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虽然我国女性就业率高，但就业层次集中于低职业层，文化程度、技能水平及培训、个人抱负和风险意识及年龄是影响女性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教育能让人获得职业流动必需的文化资本，具有促进职业流动的功能，职业教育应当进行深入的宣传与教育，改变其传统角色定位，增强她们的自强意识，使女性拥有健康的人格精神境界，并积极主动提高自我素质，增强竞争能力。     

市场化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

收入流动反映长期收入差距变迁,代际收入流动更是关乎普通民众阶层跃迁,这是关系经济长期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以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和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为基础,研究市场化进程对于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期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流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不同指标,下降幅度约14%~21%;截面数据研究表明,全国层面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6~0.69,流动性较低,子代收入水平与父代收入水平高度相关。（2）市场化程度对代际收入流动有显著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区域差异非常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强,阶层固化现象越弱。（3）机制讨论初步表明,市场化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活跃市场主体增加就业流动性等渠道提高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我国跨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社会阶层流动等重要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     

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将家庭笼统地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去看待,重点讨论的是家庭发展能力的政府责任,忽视了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社会基础。通过将费孝通提出的父代对子代的抚育责任,进一步细化为基础养育责任、教育责任、婚姻责任与隔代抚养责任四个主要方面,研究发现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构成的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扶养三个维度在全国不同农村呈现区域差异分化。而在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后,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三个维度构成的代际支持力度与代际合力强弱,将会进一步影响年轻子代在参与全国性市场竞争中的家庭发展能力。依据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三个维度的强弱分布,子代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整体竞争力排序由高到低大致为:东部村庄、中部村庄、北方村庄、南方村庄和西南村庄。研究提出的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将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启发与参考。     

教育分层、阶层地位获得与阶层流动——基于CGSS2011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2011数据,本文对教育在不同社会阶层地位获得中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尽管教育仍然是社会向上流动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对于不同阶层来说推动力是不同的,在阶层固化、下层向上流动渠道变窄的社会结构下,教育在下层向上流动中的作用要比在中层向上流动中的作用更突出。继续扩大教育资源向下层的倾斜,仍是推动社会流动、缩小阶层差距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