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流动轨迹和职业向上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推进,还在于农民工通过自身力量获取支撑其市民身份转变的职业发展.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分析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职业向上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以及该群体城市就业的职业特征总体上呈倒“U”型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职业培训和“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取低端职业而对该群体从事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的实现并无显著效应.     

技术进步偏向性、技术进步速度与代际职业流动

构建技术进步通过速度和方向影响代际职业流动的理论模型发现,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增加了高技能岗位,为子代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增加代际职业向上流动;技术进步的速度通过新知识对旧知识的替代,降低父代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的影响,提高个人能力在子代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增加代际职业向上和向下流动。采用CGSS2010-2017年的混合截面数据以及各省份宏观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分析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城镇和男性父代职业对子代职业的影响,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对城镇和男性同时发挥作用,提高了城镇和男性代际职业向上和向下流动的概率,技术进步对女性和农村的代际职业流动性影响不显著。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效应——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     

外出农民工职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3市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安徽省3市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均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有显著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越大,更容易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农民工职业发展在年龄模式上呈现出"U形"分布特征,25~44岁农民工相比于其他年龄段反而不太可能实现向上的职业流动;流动经历也显著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适度的职业流动经历会促进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但过多的流动经历反而不利于农民工实现向上的职业发展。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自我雇佣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

基于CGSS2015相关数据和有序Logit模型，检验自我雇佣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父辈学历、政治身份、机会公平感知等农民难以感知、难以触及因素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没有显著影响；自我雇佣、住房产权、原生家庭所属社会阶层等农民易感知、可触及因素则对农民社会流动预期有显著性影响。具体来看：相较于非自我雇佣者，自我雇佣者更可能向下流动；相较于非夫妻住房产权者，夫妻住房产权者更可能向上流动或平行流动；原生家庭所属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农民更可能向上流动或平行流动。公共政策应立足于提高农民从事自我雇佣过程中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并致力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社会资本、非正规金融与农民工自我雇佣

文章基于2009年中国的农村─城镇移民调查数据（RUMIC2009）,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选择和自雇收入的影响,并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实现的非正规金融支持路径。结果显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实现,这主要是因为社会资本可以为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创立提供部分启动资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面临的信贷约束,并且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民工自雇初始投资中非正规金融借贷金额越大,比例越高;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自雇业的后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社会资本存量越大,农民工自我雇佣经营收入越高。     

社会流动与流动渠道:农民城市打工现状的理论解释

从社会流动的相关理论、特别是社会流动渠道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工城市流动现象,可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农民工流动绝大部分为水平流动,向上的垂直流动少之又少,其工作现状令人担忧;(2)农民工流动的渠道单一,大多仅依靠自身的社会资本,其它流动渠道堵塞,由此形成诸多社会问题;(3)农民工水平流动的渠道是社会资本,而导致其向上垂直流动的主要渠道是人力资本.     

农民工职业成长及其个体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259份问卷数据

基于浙江259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回归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个体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变量中培训次数和换工次数均对农民工被提拔次数正向影响显著;总务工年限对工资提升、岗位调整次数、被提拔次数正向影响显著。社会资本作用有限,仅亲朋好友间的联系频繁程度与被提拔次数以及聚会花费与岗位调整次数呈弱相关。韧性等心理资本因素对工资提升和岗位调整次数正向影响显著。     

黏合性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

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根据帕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分类,本文将黏合性社会资本操作化为社会组织参与和社区活动参与两个变量,并探讨了它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影响。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个人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黏合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的确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与社会组织越多,8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越强,但对9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则没有显著影响;社区活动参与越多,80后和90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均越强。这体现了黏合性社会资本在团结农民工、凝聚人心和增进社会融合方面的促进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在90后农民工中的吸引力不足也应该引起重视和思考。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珠三角调查数据的证据

农民工的收入决定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利用中山大学2008年在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收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的收入会明显高于低社会资本的农民工.以“饭局网”社会资本代替“职业网”社会资本,对性别分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均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政府应该为农民工融人城市生活、建立新的城市社会网络培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教育代际流动与就业质量:动态效应与作用路径

从代际资源优势/劣势累积的视角出发，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数据，构建了收入、社会保障、工作满意度的三维就业质量测量体系，探讨教育代际流动对受雇者就业质量的动态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相对教育水平衡量法可以将教育代际流动分为高教育稳定、向上流动、向下流动和低教育稳定四种类型，其中高稳定流动者拥有较高的代际资源优势，就业质量最高，其后依次为向上流动组、向下流动组与低教育稳定组；年轻队列相对年老队列的劳动者，不同教育流动轨迹之间的就业质量差异呈扩大趋势；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组与低稳定组的年龄累积劣势在年轻队列中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的机制分析表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与低稳定者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几率较低是其就业质量劣势的重要来源，而教育向上流动者的劣势则来源于较高的过度教育率。中国切实推进实质性的教育代际向上流动，不仅能助力教育公平发展，更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途径。     

边疆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的特征及变化

边疆少数民族妇女作为研究主体,不是一个变量;引入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边疆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的结构,不仅有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分类、婚姻状况的不同,所表现的特征也不一样;少数民族妇女流动不仅有水平流动,也有垂直流动,即向上和向下的流动,关键是教育.只有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少数民族妇女的地位.     

农民工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研究了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60%的农民工从事雇员类工作;暂时性失业或返农农民工的比例达15.53%;自我雇佣类农民工占比为25.06%;男性农民工处于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受教育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农民工进入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可能性更大;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之间呈倒“U”型关系;影响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因素会因代际、收入水平以及居住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     

子代教育、社会网络与收入代际流动性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收入代际良性流动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采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对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子代教育和社会网络均能促进收入代际向上流动,前者作用较后者更大,二者交互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子代受教育水平是城乡居民、东西部地区及中低收入家庭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而社会网络对农村、中部地区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面向教育和社会网络,城乡居民应结合地域及自身资源,充分借力教育促进子女实现收入代际向上流动;中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要提升子代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彰显度;低收入家庭亟需迈向中等收入群体,继而融合教育和社会网络力量以达到收入代际跃迁。     

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个体基本技能差异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应用二元逻辑模型分析了基本技能对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了职业技能培训对其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确实存在“基于个体能力的选择”现象，即在其他控制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基本技能高的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概率显著高于基本技能低的个体。研究结果还表明，当个体基本技能变量被控制后，虽然职业技能培训总体上能够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但是其对于参与和不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提升效果明显不同。对于那些已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培训并没有使他们的工资水平得以显著增加；而对于那些未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群体，如果使他们接受培训则会显著提高其工资水平。但是由于培训参与决策存在选择性，基本技能较低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概率显著降低，因此如何提高该群体培训参与率，应当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应政策或者开展培训之前需要重点关注及解决的问题。     

身体资本与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基于H工厂的个案分析

身体既可以呈现为主动性亦可以呈现为被动性，它受社会位置的限制却又未被完全限制。通过对H工厂几位青年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指出，对于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都相当缺乏的青年农民工来说，经由身体而展现的身体资本既是他们所能获取的重要文化资本，也是他们实现向上流动获取更高一级社会地位进而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农民工所采用的身体资本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正在进行着的一系列象征斗争，在其中，正是身体或者说通过身体，社会进行着区隔。     

浅析近代早期英国的社会垂直流动

近代早期英国出现了频繁、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频繁的社会垂直流动既表现在非绅士阶层人士跻身绅士阶层、社会下层人士跻身中间阶层，在阶层的层级次序中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也表现在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向下社会流动。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主要表现在社会垂直流动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之中、向上社会流动大于向下社会流动、大贵族的地位相对稳定。频繁、合理的社会垂直流动影响着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