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论法官能动司法的功能和规制

能动司法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司法能动主义的源头在美国,与其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紧密联系。在中国,能动司法是由决策者自上而下、回应社会需求而提出的,并贯彻到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活动中。从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来看,关于能动司法的概括或解释是多元化的。在我国司法大改革的背景下,法官发挥司法能动性有利于填补法律缺陷、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司法公正和树立积极主动、司法为民的基本理念。但是,也必须正视法官能动司法的两面性,可以通过完善立法、构建司法能动制度和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来规制法官能动司法的实施,以保障司法公正的最终实现。     

“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修复的法律规制转型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已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体系与制度安排,启动法律规制体系的气候变化应对转型。流域是社会经济生态的综合系统,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功能。目前流域生态修复形成基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行政修复与个体担责的司法修复两条进路,但受还原主义规制逻辑影响,流域生态修复法律规制体系不仅与流域整体性特征冲突,行政修复与司法修复也相互割裂,且司法修复有倒置成为主导的趋势,忽略了行政机关的核心修复职责。为契合“双碳”目标对过程与结果的双重要求,明确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定位,流域生态修复需要从立法目的、规划目标、修复标准以及规制逻辑等方面转型,激活流域气候变化调节功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未来应通过行政主导、司法补足的地位分配实现流域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的衔接,进行气候变化适应性调适,并协调生态修复与发展权的关系,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打造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保护的中国方案。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     

现代化治理视域下的刑事政策导向——能动与有限的分野

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当前改革施政的总纲领。法律治理与政策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技术进路。在犯罪治理体系中,刑事政策兼具法律规则与公共政策的双重属性是现代化治理的理性工具。面对现代化治理的具体诉求,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公共政策运行三大方面均表现出良性的助推功用。从宏观叙事到具体用力,我国当前刑事政策在治理情境中不能实施从头至尾的积极考量,而应当严格区分立法与司法两相操作之间的路径差异,在区别对待中努力构造能动之治与有限之治双向分野的刑事政策治理图式。     

民族自治地方能动司法与法律变通

能动司法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司法政策.能动司法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遵循司法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运用多种方式方法解决矛盾和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法律变通是基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平等的法律制度安排.在变通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民族自治地方能动司法具有广阔的空间.     

“双碳”视阈下碳税并入环境保护税的制度证成与立法安排——以《环境保护税法》修改为依归

“双碳”目标是我国应对环境问题、坚持绿色发展的重要决策。“双碳”政策工具尚不完备,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局部调节乏力,且规制碳排放的财税制度缺位等多种问题叠加,为“双碳”政策优化留久巨大空间和潜力。碳税制度的生成既能协助应对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威胁,又可完善我国税收政策体系,还能与碳排放权交易协同配合,最终有效回应新时代新征程以财税政策促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要求。要想构建符合法理并兼顾社会实际的碳税制度,则需立足于政策指向、社会可接受性及立法成本的三维因素,以“单独式”“并入式”以及“综合式”立法路径进行可比分析,进而考察碳税制度与环境保护税、资源税及消费税之适配性,以碳税并入环境保护税为最优解。据此,可以相机修改《环境保护税法》,以温室气体为新增独立税目,并构造过渡性的税率与计税依据方案,明确纳税主体的阶段性排除与税收优惠的谨慎适用,同时对附表条款进行相应更改。     

大数据司法监督机制研究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带来的司法权力扩增,司法权的监督成为重点。当前,司法责任制带有结果主义导向误区,传统监督机制功能日趋虚化。大数据则为司法权的监督提供了新路径,体现为基于数据采集的实时监督机制,基于数据画像的业绩考核机制,基于知识图谱的证据审查机制以及基于法律推理的偏离度预警机制。大数据司法监督具有全景式监督、预防性监督及算法监督的特征。同时,要注意大数据司法监督中的数据风险和算法风险,防止“监督”演化为“监控”,防范大数据对司法裁判权的过度干预。     

交通强国建设背景下中国“双碳”法律制度构建探析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双碳”目标，既是交通强国建设下的绿色交通发展新要求，也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从立法、执法与司法层面指出当前我国现行法与政策间缺乏对“双碳”目标协同增效、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智慧执法能力不足、执法主体权责不明、司法审判机制建设不完备等问题。对此，提出我国有必要建立法律与政策的衔接，制定专门法搭建法律框架；提高执法人员的智慧执法能力，建立健全执法制度；强化审判体制机制建设，提高司法专业化水准，培养信息化智慧司法服务能力；多元并举保障“双碳”目标顺利达成。     

中国环境司法乏力的制度原因与因应策略

环境司法对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增强政府环保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然而,中国环境司法在实践中正面临着“无动力、无压力和无能力”的乏力境地.环境司法受行政权力的不当制约,环境司法的程序特殊性缺乏保障和环境司法相关配套制度严重缺失是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重要制度原因.故此,可从以下方面完善中国环境司法制度：完善司法主体制度,增强能动司法力度;拓展环境司法功能,完善环境司法程序;明确环境案件管辖,完善环境审判制度.     

刑案民意的回应之道：两大主要方案的反思与未来路径的选择

当前学界关于刑案民意回应的两种主要方案均存在不足，其中通过陪审回应民意存在手段与目的不匹配的问题，而通过能动应用司法技艺回应民意则存在着罔顾制度条件的缺陷。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早已存在一种程序性的民意回应进路，这一进路不仅与中国的制定法传统和法院现状更为契合，而且组成相互支持的系统。在刑案民意回应上，未来中国刑事诉讼应当以此程序性进路为重点，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程序建设和制度完善。     

迈向回应型法:转型社会与中国观点

如何建立能包容更多社会需求和因素的法律范式,是法律体系乃至转型社会不断追问的话题.作为能动司法的学术回应,回应型法是开放、参与、更具张力、更能反映社会变革所需的法律范式,是法之“应然”与“实然”结合的产物,并促使新型的普遍服从的文明秩序的建立,契合了中国法律范式的发展要求.只是,中国仍处于从压制型法向自治型法过渡的阶段.尽管存在人为导入回应型法因素和直接从压制型法过渡到回应型法的契机,但这却不利于整体法律建构.因此,中国欲迈向回应型法,需要切实的法治秩序建构.     

中国国际私法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国际私法典的制定

中国国际私法是从西方引入的，过去深受西方的影响。现行立法存在的一些不足，又带来了“司法立法”现象。将来国际私法典的制定宜分为总则、冲突规范、附则三编。总则除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等一般原则外，应对管辖权、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作适度规定；冲突规范规定各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其中应以住所地法为属人法之原则；附则应对该法典与其他相关法律的重叠和矛盾之处加以处理。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理论命题与实践品格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应有之意，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习近平法治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命题，丰富了司法改革的理论内涵。在人民司法领域形成了"人民司法观"，从司法权的根本属性、行使目的，以及运行效果方面充分诠释了人民司法的核心要义；在公正司法领域形成了"公正司法观"，通过彰显司法中的公平正义、监督制约等价值，树立了司法权威，获得人民对司法的认同；在司法治理领域形成了"司法治理观"，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司法的定分止争功能，以司法公信力建设为引领提高司法治理的有效性，使司法的保障功能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以满足新时期人民对司法的需求；在司法监督领域形成了"司法监督观"，创新提出了新型司法权制约监督的理论，以党内监督为核心，实现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效贯通，创制了多种监督司法的手段实现监督司法的目的；在司法职业领域形成了"司法职业观"，从司法职业队伍建设、领导干部的职业能力、司法品德等方面入手，力求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通过对五种司法观的创制与凝练，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建设公正权威高效司法制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建立在我国长期司法改革实践基础之上的，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司法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探索建立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相关制度机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品格。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观是推动我国司法改革纵深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遵循。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制保障体系之重塑

随着“双碳”目标战略的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实现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调整升级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也要随之调整和升级，以满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需求。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立法目的的局限，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将“降碳”问题纳入其中，与“减污”问题作整体考虑和协同安排。应以《宪法》规定的“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美丽中国”等法治思想为指引，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目的性条款，从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增强主体责任原则出发，夯实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的制度基础，重构以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总量协同双控、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中央环保督察、协同管理体制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探索制定《碳中和促进法》,并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其中，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为实现协同增效提供制度保障。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

与传统语境下刑法解释“价值无涉”的特性不同，网络时代刑法解释呈现出价值判断介入过多的特点，虽然其有效回应了公民权利保障的诉求，但也埋下了“新刑法工具主义”的法治隐患。从原因论的角度来说，刑法解释扩张化的初衷在于弥合高速变动的社会情势与立法滞后性之间的差距，但在刑事政策过度司法化、刑法解释论的内在缺陷等因素驱使下逐渐异化。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困境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自身原因，因此解决路径也需要兼顾两者。在刑事法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下，应当树立刑罚有限主义的理念，重视立法层面犯罪化的内容与限度，整合司法层面刑法解释与刑法论证的适用，进而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化。     

论能动司法的本土资源

司法能动主义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它要求法官超越传统的被动、中立的角色设定,积极主动运用司法权力回应社会现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特色的司法能动主义（即能动司法）的兴起,既和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相伴而生,又具有深厚的本土根基。充分发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因子,有助于实现司法工作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司法的本质目的。     

略论"直接适用的法"--以立法与司法实践为视角

“直接适用的法”是当今国际私法中一个新的理论问题，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目前，许多国际组织在起草国际公约、许多国家在制订其国际私法立法时，已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体现“法律直接适用”思想和精神的务款。通过比较研究，为“直接适用的法”在中国的立法模式及司法实践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在目前国际私法典的设计工作中，对直接适用法的规范及适用有所体现，实现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的正义进阶

生态司法修复基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方案。《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长江司法保护是回应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宏观目标的有效路径。近年来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大量设立,以生态空间为中心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衔接并作为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场域。作为司法能动的体现机制,其反映了长江司法保护从“纠纷解决”的形式正义向着“以生态修复为中心”并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实质正义进阶。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实质正义进阶实现包含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目前虽然满足了初步要素构造,但在程序与实体的深层价值实现都存在提升空间。未来长江司法修复基地应当细化程序构造并衡平实体利益,秉持程序正义的稳定性与实体正义的开放性结合特质,实现立体化的长江生态保护。     

秦淮法院：服务大局 执法为民

近年来，秦淮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主动作为、服务大局、贴近群众，努力为区域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坚持能动司法，出台《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八项措施》等12项制度，在社区和企业建立“司法服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