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突破式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细分专利和数字化转型数据,分别利用发明授权专利数量和质量衡量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提升,且对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南方地区及沿海地区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竞争强度行业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显示,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主要是由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研发强度增加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引起的。进一步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外生冲击,发现其有效推动了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的提升。基于专利质量的拓展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突破式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上述结论为企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获得突破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为了探讨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以企业创新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采用文本分析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果和赋能机制,并采用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中与数字化相关的资产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重重新度量数字化转型、排除反向因果关系以及采用Bootstrap检验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有显著的赋能效果;数字化转型会加大企业对高水平劳动者的需求,实现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数字化转型也能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企业声誉,促进企业加入绿色投入,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也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绿色发展市场资源,最终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政府部门应当引导市场资源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同时培育数字化领军企业,形成示范效应,通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力度不同阶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寻找政府支持的合理区间。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政府支持力度低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正向关系。政府支持高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负向关系。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门槛效应依然显著，小规模企业则不再存在门槛效应，为企业和政府推动创新效率提供了相关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面对当前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结合国泰安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对于高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高市场规模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研发创新效应带动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所采用的数字技术中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边际成本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助力创新效率提升;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效率的潜在路径在于缓解融资约束、升级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知识溢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提升效应在CEO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明显。拓展性分析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创新质量。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效率的作用路径与边界,对于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效能,增强企业实质性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韧性和环境不确定性视角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从反弹和反超维度检验组织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中介效应,探讨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组织韧性,且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组织韧性促进企业创新,即反弹韧性、反超韧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发挥中介效应;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间的作用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与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因此要在充分考虑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的基础上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增强组织韧性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加大对非国有和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行为——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研究

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机制。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的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标，实证分析了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创新水平，并且不仅体现在创新投入上还体现在创新的结果产出上。机制检验支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的信息质量渠道，但是经营杠杆渠道没有得到有效的数据分析支撑。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型公司中更为显著，并且其效果随着公司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有所降低。以上结论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政府不仅应竭力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税支持力度，努力降低企业面临的转型成本，激发数字化转型对于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同时还应秉持分类管理原则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与不同分类指导和跟踪服务。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绿色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视角检验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重污染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具体来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促进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仅在国企、大规模企业和东部地区成立。这为环境信息披露政策的制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和推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创新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创新指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城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和投入产出关联效应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不同城市规模企业创新、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创新、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对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     

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方式:从信息披露到创新驱动

企业数字化对于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双化协同意义深远。选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资产视角和经营业务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生产、污染治理及研发创新的影响,进而明确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的机制。研究指出：(1)无论是资产视角还是经营业务视角均显示,企业数字化降低了企业披露绿色生产(环境管理和环境信息)和污染治理方面(环境负债和环境业绩与治理)相关信息的概率及公开程度;(2)企业数字化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从资产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利于研发创新投入的增加,从经营业务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促进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整体上,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其方式是创新驱动而非信息披露。提出应加快企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充分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     

数字赋能“有效论”: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向效应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然而,数字赋能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样本企业广泛分布于倒“U”型曲线最高点的左侧;管控投入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府补助能够显著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媒体报道较多的企业中。这说明,“技术驱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过度数字化会诱使企业陷入“技术鸿沟”,不利于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的协同推进。因此,重污染企业应找准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点与着力点,政府可以利用补贴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数字赋能绿色创新。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研究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可以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内生性处理后估计结果依然显著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能力、结构优化和资源利用这三种途径助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规模大、非高技术和ESG责任高的制造业企业内实施数字化可获得更大的促进效应。深入揭示数字化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为数字经济与绿色制造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环境偏好、市场竞争与企业绿色创新

消费需求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市场竞争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使用2011—2020年各省份百度环境污染搜索指数、公众环保诉求指数和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等数据,研究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共同影响,结果发现：消费者环境偏好和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均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二者相互补充,共同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激励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在所有制方面,环境偏好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更强,而市场竞争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区位方面,相较于东部地区企业,市场化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的边际影响更大;提高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和市场化程度比以行政处罚为代表的环境规制更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政府应推出更多提高公众绿色消费意识的措施,从需求端和市场化角度引导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     

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市场价值

“双碳”理念下,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已迫在眉睫。企业ESG表现关乎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而绿色创新是实现绿色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探究ESG表现、绿色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机制,对鼓励企业践行绿色理念有着重要意义。选取2012—2022年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华证ESG评级得分对上市公司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表现进行衡量,并据此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ESG表现通过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来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影响ESG表现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过程中还具有门槛效应;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公司治理维度在ESG整体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中发挥的作用最大。     

数字化驱动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研究

突破传统农业发展困境,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为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驱动力。在对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数字资本概念,探讨数字资本通过提升资本禀赋驱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机理。理论分析认为,数字化通过传播教育功能,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知识效应和学习效应;数字化通过关系纽带功能,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数字化通过信息匹配功能,提高农户的自然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数字化通过金融杠杆功能,提高农户的金融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金融集聚效应和创新效应。综上,数字化能够突破农户资本禀赋不足和信息闭塞的约束,为农户“认知→意愿→行为”的行为逻辑注入新的动力,驱动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     

城市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地级市、人口普查、工业企业及企业专利数据,从“城市—企业”视角研究城市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揭示了城市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及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并通过多种回归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市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呈正向关系,基于Heckman和2SLS结合的实证结果显示城市人力资本提升1%,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约0.77%;不同规模、不同行政级别以及不同区域分布的城市,其人力资本会对不同行业和所有制企业的创新水平产生异质性影响;城市人力资本行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以及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都具有正向作用,其中行业内溢出效应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

政府征收环境税是解决企业环境污染外部性的重要规制手段.文章探讨了环境税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导向和信息导向机制,通过选取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环境税征收水平下,企业对于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有着不同的偏好,具体而言,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存在"U"型关系,当环境税数值位于2.201～11.291的区间时,能够对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产生正向影响;高水平的政府质量能够强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推迟环境税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倒"U"型拐点的到来,同时弱化环境税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消极影响,促进环境税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U"型拐点提前到来;高水平的绿色购买能够显著提升环境税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积极效应.因此,制定合理环境税征税区间,提高地方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力度,对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SG表现能否增强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ESG表现是实现“双碳”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对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甚为关键。本文基于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增强企业绿色创新,对绿色实用专利创新表现出更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对于非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提升作用明显强于国有企业,对于成熟期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强于成长期和衰退期;ESG表现通过降低企业资金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并且ESG表现会对企业未来生产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及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传统生产方式对资源的过度耗费，为提升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分组回归模型，验证了数字经济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积极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但其生态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与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相比，数字经济对财政收入较低城市的生态环境改善作用更为明显；绿色技术创新仅在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因此，对于财政收入较高的城市，应以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为抓手，引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才能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而对于财政收入较低的城市，应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重点增加数字化转型投入，进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