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崇拜与文化象征:对"嘉绒十八土司"历史文化内涵的探讨

"嘉绒十八土司"被视为是一个关于嘉绒藏族历史地理范围的表述,但在具体理解上却存在不少分歧,且各有不合情理之处.从"十八"之说广泛存在于苯教文化体系,以及象雄苯教与嘉绒地区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来看,"嘉绒十八土司"很可能源于苯教关于"十八"的数字崇拜及相关的象征文化,"十八土司"非实指,无关嘉绒藏族的地理范围.     

论嘉绒藏族土司祖源的四种文本及其文化特点

在嘉绒藏族土司的祖源问题上,嘉绒土司、苯教学者、藏传佛教僧侣以及中原史家这四方从各自的角度分别进行了解答,因而相应地产生了四种不同的历史文本,即:“琼乌卵生说”、“琼部东迁说”、“四(六)氏族说”和“皇帝册封说”.通过对这四类历史文本的解读,不仅可以厘清嘉绒土司与临近藏区和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而且从中也能反映出嘉绒地区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元素互相碰撞、融合、共存的历史文化特点.     

论四川嘉绒藏区铠甲舞的藏传佛教文化背景

一、嘉绒地区藏传佛教历史与地理环境关于“嘉绒”一词的由来 ,学术界争论颇多。所谓“嘉绒藏族” ,实际上是 1 954年在民族识别中将原有“嘉绒族”归入藏族后才出现的称谓。① 而对“嘉绒”一词的解释 ,目前较有代表性的是 :“靠近汉区的山谷地区的通称。”② 从实际的地理状态来看 ,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故而有学者认为 :“‘嘉绒’一词并非族名 ,而是对一个地区的泛称。”③ 也有学者认为 :“‘嘉绒’表示了汉藏两族文化交融汇合的意义。”④“在藏语中 ,‘嘉’为汉族 ,‘绒’为溪谷之意 ,联称即为靠近汉族的溪谷居民。”⑤ 从历史上看…     

人之历史与历史之人——评《我的阿爸多吉巴桑(苏永和)》一书

<正>引言在高山峡谷、四面环山的嘉绒地区,以嘉绒十八土司为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从作为象雄文明符号的琼鸟信仰,到墨尔朵神山崇拜,从赞普赤松德赞(755-783)时期的毗卢遮那大师流放到嘉绒,到11世纪从阿里邀请赞普后裔统治嘉绒,这一藏文明的边缘地区始终保持着极具特色的文化属性。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及人文环境,嘉绒文化多元,教派齐全,开放包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一特色从象雄的琼部落迁     

试论清代乾隆年闻的杂谷事件

杂谷土司曾是清初嘉绒各部中势力最大的土司。乾隆年间发生的清地方官员灭杂谷土司的杂谷事件,不仅对第二次金川之役有一定影响,而且对“理番四土”土司的最后形成及嘉绒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都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介于两次金川之役之间的杂谷事件,无论耗时、耗资都远不及金川之役,所以一直未引起史家们的重视。本文在此拟对杂谷土司世系及杂谷事件的影响作一探讨,以期引玉之效。     

民居接待产业化:嘉绒藏族牧民增收的一条新途径

嘉绒藏族属于藏民族的一支,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嘉绒”是“东方嘉尔木察哇绒”的简称,意为藏区东部与汉区的结合部,世居此地的藏族被称为嘉绒藏族。嘉绒藏族世居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的15个乡镇,总共有5万多人,长期以来与汉族、回族和羌族等民族杂居,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最近在藏民族地区的实地考察发现,嘉绒藏民族利用其特有的民居建筑———碉式藏寨———这一独特的人文资源,发展“民居接待”的特色旅游业。这是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增收方式的一次重大创新,是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民居接待产业化”发展模式值得推…     

象雄王朝在青藏高原西北部的终结与在东南部的延续

通过对象雄与嘉绒的族源关系、嘉绒口语中的象雄语活态词汇,以及象雄文化在藏青藏高原东南部边沿遗存等诸多事实的考察发现,象雄十八王国作为象雄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其历史在青藏高原西北部被终结的同时,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得到了延续,最显著标志史称嘉绒十八王国。象雄王国的空间地理范围,尽管各个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不尽一致,然而有一条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无论象雄王朝的历史有多么悠久多么漫长,无论象雄王朝涉及的疆域有多广变化有多大,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象雄王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始终在青藏高原,其历史舞剧的影响力时而远及青藏高原西北部边缘的广泛地区,时而远及青藏高原东南部边缘的岷江上游地区。今天的藏东嘉绒地区、岷江上游,乃至于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仍然有不少远古象雄文化的印记。一句话,象雄文化最能反映藏文化的整体性特点。     

试论明至清初中央王朝对嘉绒藏区的经营

明代至清朝乾隆年间对嘉绒藏区的治理主要体现在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建立土司制度,通过对土司及宗教上层的控制来实现。文章透过明清时期对嘉绒藏区主要土司的设置情况来探讨明清中央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政策。     

卓克基土司及土司官寨──兼谈嘉绒藏族民族建筑的一些特点

卓克基上司官寨座落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卓克基乡政府驻地背后山腰的台地上。官寨左依连绵起伏的高山，正对着钢足沟的涓涓细流，隔沟相对的是西索村——“卓克基官寨的哨兵”——林比鳞次的嘉绒传统民宅村寨，梭磨河宛如一条银白匹练自背后绕右侧将其紧紧环抱。卓克基，部分史书亦称为“卓克采”，嘉绒藏语的汉语音译，意为“像桌子一样的地方”，来源于卓克基土司官寨所处的台地地貌。卓克基土司始于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286年）。此前，卓克基属梭磨土司辖地。至正二十三年，卓克基地区的小头目们集体商议，准备迎请一位吐…     

卓克基地区土司文化与旅游发展

卓克基土司是四川藏区著名"嘉绒十八土司"之一,也是"四土"的主要部分。在长达600多年土司的统治下,由于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特点,卓克基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文化,其主要内容有:以土司官寨为代表的建筑文化、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活动和独特的民间歌舞——四土锅庄。虽然土司制度不存在了,但土司文化在卓克基地区还广泛地存在着,并成为了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通过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保护和发展卓克基土司文化;大力促进土司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开发民族节庆旅游,增强游客的参与性、互动性和娱乐性,有利于提升卓克基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实力和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四川藏族地区土司制度概述

土司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政治制度。四川藏族地区在元、明、清时期曾比较普遍地设置了土司,清代以后尽管多次推行“改土归流”,而多数土司却未能废掉,成为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中保存土司较多的地区。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材料,对四川藏族地区土司的设置,封建王朝和诸土司的关系、土司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作一个粗浅的概述。     

试论清代金川战争后大小金川人口的异地安置及其影响

清朝金川战争后,为了防止大小金川土司势力再起,维护嘉绒地区的稳定,清廷对两金川地区土司及部分民众采取了异地安置的措施。文章通过梳理清朝中央政府对两金川地区不同层次人员的异地安置史实,探讨异地安置政策对清朝中央和两金川地区的影响。     

历史民族地理视域下的西南土司研究

正在兴起的土司历史地理研究从学科属性上说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围,但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特定的研究对象。土司历史地理着力于解决土司政治空间形成的背景、土司政区的地理分布与变迁,土司辖区与行省所属州县辖区的分界线勘界交割问题,土司所辖府、州、县的界线、唐宋羁縻府州与明清土司区域的衔接与过渡、土司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等,这些都为传统土司研究所忽略。土司制度及其“改土归流”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因地而异。土司地理在研究方法上要充分借鉴历史地理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个案分析法与文化比较研究法。     

改土归流与康区社会(上)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各族首领世袭官职管辖地方、藉以实现间接统治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分封制,它与历史上裂土封侯不同的是以当地现实的势力划分为基础,是承认事实的分封。这种制度,是“羁縻”政策的发展,为中央政权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施政。对于巩固祖国的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土司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嘉绒藏族婚仪与原始苯教仪轨

嘉绒藏族是藏区的一部分，嘉绒藏区本部在今四川省西北高原之大小金川流域。嘉绒藏族举行婚礼，其婚仪的内容极为丰富，尤以礼仪中的颂辞最为精彩。长期以来，嘉绒藏族婚仪仅被视为民间习俗，很少有人对它从历史和宗教的角度去进行深入地研究，更不知道它的渊源何在。笔者在撰写《金川县志》的“民族、宗教”篇时，查阅了部分藏、汉文字资料，又到嘉绒藏区调查考证，发现这些地区的婚仪与苯波教的婚姻仪轨在很多地方相一致。苯波教是中国藏区古老的原始宗教。在世俗眼光看来，藏区的宗教典籍中不可能夹杂婚仪内容，可是，在苯波教大本营嘉绒…     

历史再“叙述”与历史分析——读《嘉绒藏族研究资料丛编》

<正>嘉绒是藏族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地理概念,嘉绒指嘉绒藏族居住的地方,即嘉绒藏区,主要包括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金川、小金、汶川、理县、黑水、壤塘、松潘、阿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色达、道孚、康定、泸定、炉霍和雅安专区的宝兴县等的部分地区。作为一个族群称谓,嘉绒指生活在以墨尔多神山为中心,大、小金川流域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嘉绒藏区处于"藏彝走廊"地带的特殊地理位置及汉藏民     

试析大小金川之役及其对嘉绒地区的影响

“嘉绒”为藏族的一支,分布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黑水、理县、金川、小金、汶川、茂汶等县及雅安专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清代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嘉绒地区进行了两次金川之役。大小金川之役不仅是乾隆“十大武功”中耗时最久、耗资最巨的战争,而且给嘉绒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     

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初探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各地土司和土司地区民众进行治理的制度,土司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诠释。在“制度治理”语境下,元明清土司制度遵循制度建构——制度改革——制度运行——制度效益等一整套制度逻辑,并始终遵循这个制度逻辑和理路渐次展开,为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元明清中央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教等五个方面着力,以此充分显现国家治理能力。从土司制度治理的实际情况看,渐次从元明两朝的“因俗而治”逐递向清代“依法而治”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虽然在不断丰富完善、充实优化,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尚未达到土司制度治理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并不是什么先进制度,最终不得不改土归流,由中央政府流官治理土司地区。     

金川勒乌摩崖石刻的初步研究

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勒乌摩崖石刻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苯教母续和大圆满在嘉绒地区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显示了象雄文明在嘉绒藏区遗留下来的深层的文化积淀。通过仔细的研究和缜密的考证,文章对摩崖石刻的内容、历史年代和文化价值作出了判断。     

国家认同:土司研究的新视角

土司是元明清等朝利用少数民族首领代表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进行间接统治的产物,研究我国历史和民族史的土司问题应以国家存在为前提.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通过土司制度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历代土司逐渐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观念.在封建王朝强调的治统一贯中,历代土司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内化”、民族地区的“内地化”和政治一体化;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文化共享中,历代土司通过文化交流和兴学启智促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进程和文化认同;在封建王朝推进的民族一体中,历代土司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活动参与并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和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