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文化传播背景下世界商业文化传播

在世界商业文化跨地区、跨国度的传播历程中,商人是传播主体,商业精神是文化传播的灵魂,商业繁荣则是其文化传播诸多成果的外在表现.商人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明进步的推进者,中外商人所推崇的商业理论及商业信条,并由此而凝聚成的商业精神,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繁荣是社会稳定与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重要标志.世界范围内商业文化的有效传播,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明清商人捐资助学的社会动机探析

明清时期,商人捐资助学的现象非常普遍.明清商人捐资助学的动机可归纳为六种心态:攀援士人阶层以谋求政治靠山;转换经济资本以规避商业风险;追求社会认同以扩大家族影响;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满足经营需要;从众心理与被迫资助;自我实现需要与"尊学"心态.     

郑光祖杂剧中儒士文化的心态剖析

以王粲、白敏中、王文举三人为例，剖析郑光祖杂剧中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传承京商文脉创新现代流通

"商"是中国一种传统而古老的职业,士农工商,尽管商为四民之末,但中国历代都有很多有作为的商人,如子贡、范蠡、吕不韦等,他们都曾或多或少地影响过历史.商业文化也随历史的滚滚车轮在辗转相传中不断弘扬光大,商业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将地域特性和不同的人文风骨融入商业文化中,就使商业文化具有了地域特点.著名的徽商、晋商,近现代的宁波商帮等,都因为其强烈的人文和地域特点成为典型的商业文化代表.     

京商研究中的主体性和个性化问题

明清扬州商业繁盛,除去盐业和水运之利以外,深层原因是远离封建统治中心,商业自由,因此私商得以自由发展,商业和文化呈现个性化和多样性.古代京商,商人主体表现不充分,因此经营没有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才能张扬个性.主体性、个性化的真正彰显,是北京现代商人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徽商文化与高职商科院校校园文化的融合——以安徽部分高职商科院校为例

徽商文化是古徽州商人在长期商业活动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业文化,至今影响深远.将徽商文化与高职商科院校校园文化相融合,对高职商科院校人才的培养和健康、和谐、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的培育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通过“进出”结合、主题活动、专业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等途径实现徽商文化与高职商科院校校园文化的有机融合.     

《威尼斯商人》与《一文钱》的比较

将英国莎士比亚早期喜剧<威尼斯商人>和中国明代文学家徐复祚杂剧<一文钱>进行比较,从人文背景、文学形式、风俗人情等方面折射出同时代英、中两种文化的趋同与差异.     

《当“良心”》：表现中国商业文化传统的民间故事

《当“良心”》故事突出特点表现在商业文化色彩方面。无论其所表现的商业氛围还是商人形象塑造以及商业良知．在中国故事分类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明清商人文化的特点

明清商人文化在明清主体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但同时又是明清商人商业实践的产物,它具有重利尚义、崇人文重自然、迷恋权力,僭越礼制四个特点。其成因极为复杂,主要如下：（1）明清封建教育制度的发达;（2）儒士经商;（3）传统社会中官本位的存在;（4）传统经济结构的制约;（5）商业活动自身的需要。明清商人文化的这些特点对明清商人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地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元杂剧的市民话语体系解读

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研究元杂剧的语言,可知元杂剧形成了一套与士大夫阶层的话语不同的市民话语体系,如“造反者的话语体系”、“青楼话语体系”、“商人话语体系”等,它吸收了宋元以来的民间文学、市民文学的话语养分,具有鲜明的市民话语特征,反映出元代市民在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诉求,是元代民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唐诗看唐代中后期的商人与商业

唐朝中后期,随着商人经济势力的膨胀以及商贾向政治势力的渗透,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与商业有关的事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受到正面宣传。唐诗作为当时重要的一种文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现存唐诗中不少篇章反映了商贾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了解唐朝中后期的商业与商人有重要的作用。     

越商的企业家精神透视

绍兴有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但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商人群体。改革开放以后,绍兴涌现了一大批成就事业的绍兴商人,人们称之为越商。作为浙商的一支劲旅,越商以其雄厚的实力和可持续发展受到世人的关注。越商的成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传统的越文化所富含的商业文化基因,改革开放的制度都是促成越商崛起的重要因素,但关键的原因还是浸透着越文化精神的越商所具有的炽热的企业家精神。越商群体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既有企业家精神的共性,又深深地带上了越文化的印记,具有鲜明的个性。     

论徽商的文化理念

徽商的兴盛、发展与徽商的文化理念有着直接的关系,徽商的文化理念主要表现为:崇尚儒家文化、信守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道德、重视文化教育、追求高品位的艺术理念。     

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再探

商业文化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商业特质的文化现象。明清时期汉口城市迅猛崛起,从芦苇丛生的河滩废壤一跃而成为“四大名镇”之首、“天下四聚”之一的商业巨镇,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与其繁荣的商业相适应,汉口也有它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消费文化等是明清时期汉口商业文化的主要构成。     

诚信、勤俭与进取——从明清小说看我国古代商人的经商之道

我国明清两代,商业得到空前发展,描写这种大背景下的商人和商业行为的作品增多。明清小说中的许多作品展示了我国古代商人特有的经商之道,其中所体现出的“诚信是为商之德”、“勤俭是经商之本”、“进取是经商之道”等进步的商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清山西商业教育摭论

明清时期 ,山西人把从商看做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因而重视商业教育也就成了明清晋商最主要的选择。在新的道德价值观树立上 ,在道德伦理教育上 ,在商业人才选拔和培养上 ,在商业知识与技能传授上都给予十分的重视 ,形成了重视商业教育的浓厚氛围 ,为山西商人驰骋商界五百年培养了大批的商业人才。     

论胡商形象出现于唐人小说的商业原因

胡商作为崭新的文学形象最早见之于唐人小说,与唐代商业的各个层面紧密相关。唐朝国内经济繁荣、市场稳定,激发了胡商来华的热望;唐政府对外开放的商贸政策和积极招商的措施,使胡商来华经营的各种条件得以具备;而当时的商业观念,又主导了小说家们对胡商形象的具体描绘。     

唐肃、代、德宗朝商业政策干预模式之转换

肃、代、德宗之际是唐后期商业政策用商型干预模式的形成、确立时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财政危机之中,利用商利来维持国家财政是唐政府调整商业政策的根本动机。唐政府优先发展官营商业,引商人、商人经营方式入官营商业领域,并借助商品经济的自然法则及价值规律改进官营商业运作模式。唐政府对非官营商业,则以开征商税、苛征与掠夺等方式,变商利与商人财富为我所用。据此,单一农业型财政被农商混合型财政所取代,商业成为唐政府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     

秦汉市场商品来源与商业形式

秦汉市场经济较繁荣,商品丰富,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小农的农产品及家庭副业产品,二是私营手工业者生产的手工业产品,三是官营作坊生产的工业产品,四是周边各少数民族及外国输入的商品。而商品流通的形式主要有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