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出土文献中的古体字

秦汉出土文献中的古体字与《说文解字》中的古文和籀文等相比,有其特有的类型、结构和来源。经收录,秦汉古体字共80个,分3种类型。秦汉古体字虽然在结构上与《说文》古文和籀文等相同或相近,但字体却大不相同,呈现出一种正在由篆书向隶书转变的状态,分属多种字体。《说文》古文和籀文等与秦汉古体字有明确的渊源关系,后者源于前者。     

《说文》释义考释举隅——以出土文献为依据

运用出土简帛文献校证《说文》字义7例。有的是校证今本《说文》讹误者,有的是证明后代学者以为《说文》误而实际不误者。此外,运用出土简帛文献印证《说文》收字不误者15例。《说文》中有些字传世文献没有用例或用例晚出,无法证实这些字是汉代及汉以前的用字还是后人妄加。新出简帛文献可以提供用例证明《说文》收字释义不误。     

论《说文》中单个词的词义系统

论《说文》中单个词的词义系统宋永培经由东汉许慎对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和有影响学派的代表著作中的汉语词义，以及行用于先秦到秦汉间各地的方言中的词义，以及流传、保留于汉代的通人口头的先秦、秦汉之际的词义进行精审的总结，《说文》记载的先秦汉语词义贮...     

一部具有学术创新性的说文学史专著──评黎千驹《说文学专题研究》

"说文学"与"尔雅学"、"广韵学"鼎足而三,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中的显学,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说文学"再度繁荣和辉煌,相关专著近百种,研究视域不断扩展创新:从《说文》总体研究、部首研究、六书研究、声韵研究、词义研究、注疏研究拓展到《说文》与古文字研究、《说文》方法论研究、《说文》的文化学视角研究等,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的进展;在"说文学"资料汇编方面,董莲池主编《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网古罗今、嘉惠学林;在"说文学"学术研究史方面,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体系完备、论述简赅;而黎千驹先生的《说文学专题研究》则是一部贯通古今、史论结合的力作。     

据宋元复古类正字专书匡正《说文》传抄讹误举隅

宋元复古类正字专书根据大徐本《说文》规范字形,其中一些释义、析形源于《说文》.《说文》在传抄之中出现一些讹误.文章以陈昌治刻本《说文》为蓝本,比堪宋元复古类正字专书以及其他文献异文,列举部分讹误并加以匡正.     

《说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引《说文》研究”即借助文献典籍中的引《说文》材料来研究《说文》文本、《说文》版本和《说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文章从“引《说文》研究”的概念、历史与现状、存在的问题、价值与方法、继承与展望等方面进行了阐释,认为综合、全面的“引《说文》研究”是《说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学界应予以更多的关注。     

有意无意——《东里子论印》"古"的评判标准考释

清代冯泌在印学思想上崇古而不泥古,对古印则持"有意无意"的评判准则.冯泌将印喻作书、文、章,赋予了印章极高的历史地位.本文解析《东里子论印》中"有意无意"之说并与他人同说进行相互印证;秦汉古印存与清人印存比较研究,感怀古印的天然之妙与今印的忸怩之态.将印论中书、画的"有意无意"疏证并探寻了其印学主张与《庄子》的"天倪"之妙契.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弃子逐臣之作——《小弁》作者及本事平议

《小弁》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名作,自古以来聚讼纷纭。考察关于其作者及本事的几种观点,"伯奇"说存在着文献上的重大不足和难以自圆其说的若干问题,"太子之傅"说因缺乏文献支撑及非亲历其事的代言特点而难获认可,至于新出的"弃妇"说,也因举证不力、忽视重要文献及《小弁》中一些关键话语和情节,而形成解读上的若干盲点。从文献、文本、事理、训诂诸层面看,"太子宜臼"说最具说服力,而《小弁》也应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篇弃子逐臣作品。     

《说文解字》编排原则之新思考

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文字所从之"类"(后世称为"部首")编排的字书,是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在中国文字学、语言学和辞书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此形成了我国的"说文学"。前辈学者认为,《说文》全书仅仅采用了"据形系联"一种编排原则。据我们研究,整部《说文》包含着两种编排原则,即"据形系联"与"据声系联"。"据形系联"属于主体的、显明的编排原则,而"据声系联"则属于补充的、暗隐的编排原则。本文旨在揭示"据形系联"与"据声系联"两种编排原则在《说文》中的运用及其对后世辞书编撰、"右文"说的影响。     

秦汉史研究、古代民族史研究成果突出

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1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陈直教授,先后含辛茹苦写出《居延汉简研究》、《摹庐丛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等著作;林剑鸣教授的《秦史稿》、《秦汉史》、《秦汉法制史》(译著,主译),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过去"的性质与"信古"、"疑古"两种史学态度的扬弃(下)

文章依据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过去”（即历史）问题的看法，即所谓史学中的事实只不过是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人们对于其“将来”的规划所调节，力图揭示史学研究的一个潜在性质：无论知觉与否，“求真”之真，将随着人们对“将来”谋划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永恒的原子事实。根据这个性质，扬弃“信古”与“疑古”两种史学态度，说明“层累历史”现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肯定“层累历史”的价值。在结语部分，则逻辑地提出“基于将来的释古”的史学研究命题。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