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生存论解读

《悲剧的诞生》可从生存论角度解读。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探讨了悲剧的诞生、灭亡、更生;同时,尼采阐发了他的悲剧观,其中包括艺术的形而上学性质和酒神智慧,尼采的悲剧观其实是一种生存论。尼采的生存论不仅指涉个体的人生在世,也指涉民族的生存。尼采揭示了希腊人的艺术化生存,他提出向希腊人学习。     

《活着》，由“荒诞”与“非理性”构成的现代悲剧

悲剧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生存的悲剧意识则是贯穿文学的一个经典主题.余华是一位充满悲剧精神的作家,而对作品的荒诞和非理性化处理是他表现生存悲剧意识的有力手法.余华的代表作《活着》,传达出强烈的人类生存悲剧意识与荒诞境遇,并且试图以道家式的"忘"来消解人类的生存悲剧.     

论北宋词的审美悲剧意识

北宋词具有浓郁的审美悲剧意识 ,其生存样态包括词人的生命悲剧意识、词体的生存悲剧意识、词学主体的情感悲剧意识。产生这种审美悲剧意识 ,主要是时代悲剧心理、词体对悲情的宣泄功能、悲音为美的美学传统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以对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传达了对个体生命的生存寂寞、生存痛苦、生存恐怖的深刻感悟和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并由此标示出一种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以人本主义为基本出发点,既与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悲剧理论有一种内质的契合,同时又深受传统文化泽被和民族审美风格规约。     

柳永生存悲剧之因探析

本文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探析柳永生存悲剧的内容、成因及时代意义,认为人们通常所公认的人品和文品并不是其生存悲剧的症结.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柳永所代表的俗艳文化和士大夫阶层所代表的正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这种冲突和对抗就演绎成他的生存悲剧,也因而使他个人生存悲剧有了时代性质.     

悲剧精神：从至善追求到本真生命的实现——亚里士多德与尼采悲剧思想的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从人的伦理视野来规范悲剧的基本内涵,这对西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尼采在反对西方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把悲剧理解为出自生命形而上学的生存游戏.在尼采看来,亚里士多德把悲剧这种伟大艺术定位为一种审美的摹仿活动,导致了西方悲剧精神的没落.尼采认为,真正的悲剧艺术不是人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所进行的审美摹仿活动,而是在生存痛苦的深刻体验中出自生命整体的万物欢唱.     

试论国民性的悲剧结构——以《阿Q正传》为例

本文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运用层层剥离的结构分析方法,以鲁迅 阿Q正传 为例,解剖了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悲剧情境,认为中国人的悲剧情境表现在三个层面,即精神或道德悲剧、爱的悲剧、生存悲剧。     

论李少红影视剧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李少红是第五代导演中的杰出代表,她自觉地把女性悲剧意识融入自己的影视创作之中,不仅弥补了以往众多影视文本中女性悲剧意识的缺失,而且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成功地塑造了不同语境下的多种类型的女性悲剧形象.她以独特的影视叙事风格从性格、爱情、生育以及生存状态等方面分析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表达了她自觉而深沉的女性意识,体现了她对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和多重思考.她所执导的影视剧不仅具有感人的艺术效果,而且具有深刻的悲剧审美意蕴.     

论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世界中的生存悖论与悲剧人生观

作为20世纪现代英国小说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以一种新颖的结构和独特的风格反映了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两极,展现了现代人生存不可摆脱的一系列生存悖论。在展现生存悖论的同时,伍尔夫最终找到了悲剧主义和悲剧的人生观作为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尼采悲剧哲学的生存可能性

尼采以希腊的悲剧精神读解人生、诠释生命,把人的生存置于崇高的艺术审美境界之中,昭示了悲剧哲学审美的生存可能性.尼采赋予艺术以形而上的性质,认为艺术与哲学同根;审美的生存方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给现实人的存在提供合理的生存价值取向.只有在艺术审美的生存方式中人与世界的存在才是合理的相互交融.     

管理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建构

管理伦理的逻辑中心在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建构。道德主体是道德内化与外化在管理活动中的枢纽，是“善”的本质的体现。管理伦理中道德主体的建构路径有三：道德认知形成，即对道德内涵和规则的学习、体认和理解，对道德善、恶的一种自我知觉和体认，对道德目标、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运用；道德情感建构，即主体对管理情境的情感直觉与体验，以及对管理角色的情感想象与理解；道德目标实现，即管理目标实现。其意义在于：重构管理者的道德精神本源，增强对管理道德情境的适应功能，实现管理过程中的道德作用。     

对绿色生态的思索与追求

生命与自然界的内在关系揭示了绿色生态及其功能的和谐运转不仅是大自然的本质要求,也是生命孕育、创生、发展的根本所在;人类自产生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认识、改造、利用自然,人类的生产实践给自然界及其自身带来了许多灾难,如环境问题、工业问题、人口问题等严重影响大自然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鉴于此,探讨了绿色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实践的客观要求,呼吁当代人类应该保护自然资源,保护自己的家园,创建一个和谐、稳定而美好的生存环境.     

在经验与先验之间——兼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在探寻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获取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的过程之中,如何既避免“理不离境”的经验主义错误,又规避超越时空的先验主义谬误,显然是迄今为止在学术界仍未得到明晰的认知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经验论一样,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先验论,无疑偏于极端和绝对。将经验与先验相统一而形成的有机认识论或普遍主义认识论,或许是更为合理的认知门径。而对于这一门径的找寻,正是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群体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社会职责和独有优势,在于它以必要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前提,超越经验知识,通过知识占有和因此获得的思想力量,以先验与经验有机结合所获取的洞察力,批判性地洞悉、预判事物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前景作出必要的预警和展望;同时,在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之中,探求、发现与抽象出远高于具体经验知识的共同经验知识及文明成果,也即体现事物发展之真理性的普遍性理念,最终积淀而为超越时空的共通性文明成果,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2019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为回顾和概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技术的革新应用、舆论生态的多元复杂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技术革新的演变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语境,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学科理论建设、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人才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开拓国际视野,也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趋向;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格局,受众的地位不断被强化,与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的内容质量成为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以理念更新为前提,加强顶层设计方案,构筑传统与新兴媒体协调互通的全媒体矩阵,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舆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网络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舆论场域愈加复杂多元,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短视频发展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主体更多元化,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引导和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家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和制度建设,但数字版权问题不断涌现,表现为立法、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的不成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网络版权冲突成为新的路径;技术逻辑主导下,需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应对新闻伦理风险,通过提升新闻质量,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发挥新闻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全媒型人才,聚焦中国问题,打造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评介

俄罗斯科学院信息科学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际信息科学学会(ISIS)主席,康斯坦丁.科林(КонстантинКолин先生的著作《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对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对信息科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范围、学科地位、体系结构、领域和方法,信息科学教育,信息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信息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信息科学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这本著作中,科林先生不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科学观和哲学观,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观和教育观。科林先生所代表的俄罗斯学者的相应研究和工作,一定会给我们诸多启发,值得我们借鉴。     

悲剧精神的正义论

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由于正义愿望与历史阻力之间的永恒冲突,正义蕴含着悲剧精神。首先,在发生论上,悲剧滥觞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悲剧常产生在人的命运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具体表现常演化为哲学家对正义问题的思辨及论争,文学家以悲剧形式对正义价值进行追问,两者殊途同归;其次,在形式论上,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并在这种非理性的超越中实现人的卓越性,这种非理性的特性在形式上表现为悲剧式的酒神精神的狂热和迷醉;最后,在效果论上,悲剧是对正义的理性反思,它旨在培养人的正义理念,构建正义与悲剧同构同属的理性基础。在人类本体论的视域中探究悲剧精神的正义论,能给予我们生存论上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当代创新

当前共同富裕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要求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共同富裕内质意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发展历程的考察,厘清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来龙去脉、发展创新,从而丰富和发展共同富裕思想,启发和指导实践政策的制定。研究认为,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实现“所有的人富裕”的合规律性设计;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实质是社会财富共享,出发点是社会公平正义,前提是生产力不断提高,保障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对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遵循社会主义应有之义提出共同富裕理念,基于现实国情辩证把握共同富裕内涵特质,在不断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更加突出共享的特征;中国实践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和适度差距的统一,是共创财富和共享财富的统一,是远景展望和分步实现的统一。     

论丹道修炼的逆与返

丹道修炼讲求顺、逆、返、还功夫,顺能生生,逆成仙圣,原始返终,还虚合道。丹道的哲学意义,在于生命本源之追寻。道生万物,道为宇宙创生本体,道法自然,生生不息,从无到有,由生至老,可谓顺着成、住、坏、空历程而下,生老病死,终至于无。故悟道体道,即在于归根复命,回归自然清静大道。丹道的修炼意义,在于性命双修,与道合一。其功夫境界,借由守中抱一、虚极静笃之无为法,以常保精气源源不绝之能量,从而导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之有为法功夫,此即逆、返之道的探求与实践。修炼丹道可趋吉避凶,能养生护身,达到性命圆满,回归本体,证得“我命在我不在天”之圆足小宇宙,达到超越形神、久视长生的境界。     

消费的对象性结构与意识形态

消费通常被理解为不同主体的物质交换，其出发点是主体的需求和劳动产品，其终端则是需求的满足和发展。然而，市场又不仅仅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也是一种足以激发出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环节。要理解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联，不能止步于对拜金主义的道德指控，而是要回到消费行为最初的主体性结构中。在消费的一般对象性结构中，主体既是购买者又是销售者。在交换中，商品作为具有有用性的物品，是意志和欲望投射的对象，契合了主体的需求。商品作为消费品，成为消费主体的有机或无机身体，实现了主体与对象的统一。在消费社会，由于一般等价物和商业的中介作用，作为劳动对象的商品与劳动主体相对立。等价原则的普遍化形成了资本逻辑，使得商品成了确认社会身份的符号载体，进而形成了个体化表象的生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