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观与市场调节观——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的一种解读

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是经济法的基本分析范式,本文以国家干预观和市场调节观作为两条主线,以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两大经济思潮的理论演化为论述起点,在实践层面,分析评价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并进行了反思;在理念层面,阐释了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的法律的理论命题;在制度层面,提出了对国家干预进行宏观调整和微观重构的理论构想,旨在对国家与市场分析范式进行系统解读,寻求经济法的合理内核,实现国家干预权的正确行使.     

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加以保护的自由。国家干预是实现经济自由的手段,但它应被置于宪法和经济法的授权范围之内。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的平衡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其实现路径就是有限政府和经济法治。     

国家干预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基于经济法的认知视角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运用法经济学范式分析国家干预行为可以厘定国家干预的合法性、干预方案的选择、干预的范围和限度。国家干预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具体包括国家干预行为成本与效益理论分析、国家干预行为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分析和国家干预行为均衡理论分析等。     

转轨经济中的国家干预——回顾与展望

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一直是转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引起了中外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政府究竟应该在转轨国家经济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经济运行,这些问题在理论与现实中都还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本文试图以转轨国家干预理论的沿革为线索对这些学者的研究加以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对转轨经济中国家干预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加以评价.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国家适度干预

人类社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经济与“法“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历史.而任何社会、国家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对资源的配置,并都面临着如何使各种生产要素形成合理的组合,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的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同时对资源的配置、经济的发展起调节作用,因此在很多时候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形,从而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市场经济本身应该是有序的经济,而一些经济主体的非秩序行为往往导致无序,因此我们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市场行为的主体包括国家、法人(企业)、其它经济组织及公民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加以规范,维护市场秩序,惩罚和禁止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而经济法就是国家实现经济干预的法律表现形式.     

外部性问题与适度政府干预

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核心,在现实世界里,外部性现象引发人际冲突与社会矛盾,常常导致一种非最优的资源配置.利用政府的力量和活动去矫正和弥补市场外部性的同时,必须时刻防范和矫正政府行为的负向外部性.在现代法治社会,为了减少政府干预行为的负外部性,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使政府能够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无可替代的资源,需要通过经济法律制度,严格界定政府干预边界,规范政府干预行为.同时,为更有效地解决公、私利益矛盾,并为解决政府非适度干预行为导致的公共利益损害问题的进-步滋生和蔓延,有必要在我国建立公共利益诉讼制度,为我国公共利益救济问题提供法律支持和制度保障.     

论经济法中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优化原则

政府经济管理行为优化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其内涵在于经济法要赋予政府依法干预、管理社会经济运行的职权，强化其权威，同时依法限定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这就要求经济法要为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要具体规定政府干预和管理经济的法定次序和范围以及越权干预的法律后果，要明确规定对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的监督和补救措施，为政府合理、有效调控经济运行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以获得最优的经济管理效益。     

论建立新的政府干预制度

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政府干预制度无疑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要求,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十年改革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表明要想真正解决政府干预制度中的问题尚有许多困难,需要采取一些新的关键性的办法。不过,有一点是明确而一致的,如果不从根本上变革政府干预经济的传统形式,那么有效率、有活力的经济运行体系的建立就将是没有可能的.     

论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经济”原则的正当性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意志和协调全社会经济利益目标的体现,国家、社会二元分离为“国家适度干预经济”原则提供正当性前提,“有限理性”社会理论为“国家适度干预经济”原则提供正当性认知,“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理念为“国家适度干预经济”原则提供正当性进路。既应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又要限制其弊端,确保该原则在经济法中的正确定位与运用。     

我国政府干预金融危机绩效评价与对策

应对金融危机离不开政府干预。金融安全、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以及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等是评价政府干预绩效的主要指标。据此评价，我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救市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存在一些失误与问题，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干预绩效。     

中国历史上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考察

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管理市场自古有之 ,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及对贸易的参与方面。其中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主要包括 :建立城镇市集 ,划分销售地区 ;规定贸易时间 ,限制夜市交易 ;推行抑商政策 ,加强商人管理 ;严查商品质量 ,不许伪劣入市 ;调控市场物价 ,严格物价管理 ;利用税收政策 ,调节社会经济 ;统一衡器币制 ,方便货物交易 ;制发契券票帖 ,规范贸易行为 ;缉盗贼防火灾 ,保证财货安全 ;制订交通规则 ,维持市场秩序。政府对贸易的参与主要表现在官营贸易及官吏经商两个方面。通过历史上政府干预经济问题的考察分析可得出结论 ,政府要“适度”干预经济。     

政府干预与压制型立法:成因和绩效

政府干预及其相应而采取的压制型立法 ,在中国是非常突出而普遍的现象。压制型干预立法往往并非基于经济动机 ,而是政府政治逻辑的展现 ,过多地使用会有背离市场自身轨迹的危险。这种措施通常是在政府缺乏有效资源可以利用时所采纳的 ,一旦采纳又会有压抑知识资源生成的危险 ,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压制型立法导致了过高的社会防范成本和社会后果 ,通常是不效益的。     

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

经济学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主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构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基础: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形成了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流,它成为后来以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建立竞争市场均衡及其效率模型的分析工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以非充分就业均衡提出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一整套财政和货币政策.20世纪70年代之后,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学派应运而生,并在一系列背景下在实践中被推至极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矛盾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论是信奉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强调政府干预,他们的理论都不能回答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中的财产权分配和由此而来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分配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实际上制约着所谓市场均衡的实现和经济的有效运行,这正是当前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     

雅典国家形成时期的社会经济

雅典国家形成时期的社会经济是奴隶制的私有经济,提秀斯的宪法和格梭伦的改革为奴隶制经济的确立、发展繁荣提供了保证.是奴隶、平民和所有劳动者创造了雅典的社会繁荣和文明.     

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转型,从经济领域起始,进入社会领域,最后坐实在政治领域.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遭遇到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阻碍.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应当呈现出一种超越完备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的中立性,从而具备整合国内多元文化价值偏好的个人与群体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前提.对一个多元社会的稳定来讲,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平等对待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国家才能发挥出为社会解压、稳定秩序的强大作用.     

智库主动介入与被动介入政策过程的比较分析

主动介入和被动介入是智库介入政策过程的两类方式,相对于直接介入与间接介入,或者自下而上介入与自上而下介入,这种分类方式更加具有实质意义。不论是在议程设置阶段还是在方案设计阶段,智库的主动介入都抓住了有利的介入时机,能够有效影响政策制定者咨询需求的形成和满足;智库的被动介入则错失了有利的介入时机,无力影响政策制定者咨询需求的形成和满足。对主动介入和被动介入两种介入方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新型智库建设和智库影响力提升提供有益启示。     

国家起源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及其管理组织或政府的社会,是最大且最高的社会。因此,一方面,从人的社会本性来看,国家必然起源于每个人对于社会最大化的需要和使各种社会成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需要。这是国家的内在的、间接的和终级的起源。另一方面,从国家实际的产生状况来看,任何权力无疑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属于权力范畴,因而必定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任何两个以上的人就某种利益交换关系所达成的同意无疑都是契约。于是,最高权力或国家便必然直接产生、形成和起源于契约,起源于社会成员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所缔结的契约。但究竟起源于何种最高权力契约则是偶然的:唯有起源于民主地缔结的民主的最高权力契约,才是善的、应该的和道德的;否则便是恶的、不应该和不道德的。这是国家的直接的外在的起源。     

"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本文认为,在当今"回归国家"的学术热点中,一种是向传统国家回归的价值取向,一种是重视国家研究的政治学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进路,应该着眼于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相对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具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民族-国家,一是民主-国家,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非均衡性,及由此引起的政治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矛盾.认为依靠历史记忆和"祖先崇拜"的国族建构并由此向传统国家回归的思路既不现实,更不合理.对于处于现代化全球化浪潮中的当今中国来说,更主要的任务是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     

养国青铜器与养国历史考察

养国是周代的一个小诸侯国,它与江、黄等同为嬴姓,夏王朝以前主要在山东地区,后来逐渐向中原迁移,夏商时期主要活动在河南平顶山地区的汝水两岸,因养水、养陵而称为养氏。西周时南下淮河上游的桐柏地区建立养国,春秋前期归属于楚。养国贵族养由基在楚国为官,被封于今河南沈丘与安徽之间,称养邑。养国一直存在至春秋战国之际。考古发现的养国青铜器,不仅可以证实养国的族源、历史,同时也可以透视养国文化的特征。     

国家利益浅析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作为国际主要行为主体的国家所开展的一切国际活动 ,其目的只有一个 ,即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可谓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 ,古希腊的城邦安全与维护思想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耕战思想、墨家的“兼相爱 ,交相利”思想、六国为了对抗秦国而实施的“合纵外交”等等都体现了国家利益问题。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问题是在 17世纪欧洲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之后才逐渐得以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理论。 19世纪在英国主持政务和外交达 2 0年之久的帕默斯顿说过 :国家没有永久的朋友 ,也没有永久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