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孙中山货币思想比较研究

梁启超和孙中山针对清末民初财政困难,币制混乱的状况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主张,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货币思想。由于社会经历和认识角度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异同。梁启超和孙中山在货币本质认识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关于中国究竟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本位制问题,梁启超前后多变但总体能够抓住货币本位发展的趋势,而孙中山主张学习日本实行金本位制,但实际却提出缺乏可行性的实物本位制构想;梁启超对纸币的态度是消极的,而孙中山则准确预见到货币发展的动向,积极主张发行纸币。     

从追求功名到职业立身——王韬教育经历与教育思想简论

王韬是中国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群体中极具个性的人物。他独特的教育经历和中西互译的著述实践 ,使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优于同期的其他教育改革者。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起始期 ,他对西方文化与教育的介绍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知识背景。尤其是他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 ,虽有激进 ,但不走极端 ;虽有保守 ,但不顽固 ,为后人正确对待“古今”、“中西”教育问题留下了创造性的思想方法。他的教育经历和主张 ,为中国传统文人从求学、治学的功名模式向求学、治学的职业模式转变 ,树立了一个新的“学贯中西”的文人典范     

梁启超“新民思想”评议

本世纪初,梁启超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新民思想”曾经风靡一时,梁氏被称誉为“言论界之骄子”。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受了梁启超以“新民”为宗旨的启蒙宣传的影响,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胡适曾说,“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革命)岂能成功如此之速。”梁启超在“新民思想”中,提出了“国民性”改造和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重构的文化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不乏借鉴意义。当然,梁启超的主张也存在着唯心主义的缺陷。本文试     

孙中山人民监督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人民监督思想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权力的归属及人民与政府官吏之间的关系上 ,主张“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 ,“人民为一国之主 ,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 ,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 ,确立了人民监督的理论前提 ;二是设计了人民监督的理想模式 ,主张用人民的四个“政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 ) ,以实现“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指挥     

国家主义：解读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密匙?

“功利文学观”是学术界对梁启超前期激进文学思想的基本定位并得到广泛认同,然而对造成其“功利文学观”的思想根源的探究却颇为少见,而它正是国家主义。20世纪初期国家主义曾被梁启超作为救国良方而大力宣扬,其时间长达二十余年,其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以至于国家主义成为梁氏一生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国家主义作为梁氏一生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对其文学实践影响巨大。事实上,梁启超对于国家主义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其文学思想的价值取向,导致前后期文学思想呈现出截然异面的风貌。因此,国家主义成为深入解读梁氏前期激进文学思想亦或是后期文学思想转向的密匙。     

百变不离其宗:梁启超宪政思想新论

梁启超的具体宪政主张因时而变,但其宪政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宪政实现途径的过渡论和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究其原因有二:梁启超将救亡图存作为其宪政思想的目的,将具体的宪政主张视为手段;梁启超的哲学思想深受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的过渡论呼应了他所处的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最为遽烈的过渡时代。国体与政体关系的"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论融贯了他所谓的"保守心"与"进取心",既保持了其思想的连贯性,又能与时俱进。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近代进化论的发展及其作用研究述评

近代进化论思想的传播阶段有三分法和四段式之区别,但共同之处在于肯定了进化论思想在清末民初之际的积极作用。不论是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维新志士,还是章太炎、孙中山等都对进化论思想趋之若鹜。对于进化论思想的评价原本都是异口同声地赞美,但近年来却出现了理性的批判。     

进化论与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

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在进化论思想的洋为中用上．梁启超、王国维产生了分歧。梁启超奉行经世致用的思想,他用进化论宣传生存竞争的道理,希望借此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王国维主张学术独立,学无中西,借鉴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进化论问题上,梁、王二人虽有分歧,但他们的观点均具有现代性。     

孙中山法律思想

本文论述孙中山先生的法律思想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在中国法制史上有重要地位。说明孙中山法律思想来源于他对政府与人民关系定位的构想,要“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主张将创制权与复决权给予人民;提出刑罚目的在于维持国权、保护公安,刑罚程度“以足调剂个人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之平为准”;确立近代中国司法体制的格局:废除刑讯,建立常任法官制、上诉制、律师制和辩护制。     

试论孙中山的“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提出的解决当时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当时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这一基本原则虽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到1920年以后,孙中山便扬弃了它,但作为当时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要内容,作为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解决国内民旗问题的纲领,孙中山主张的“五族共和”是有着深劾的历史背景的,同时在我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应有一定的历史地位。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了解孙中山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思想,对于我国民族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是不无裨益的。     

梁启超民权思想论略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巨人”、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民权观是戊戌维新时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其变法维新思想的核心。梁启超借鉴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其民权思想。包括民权与国权、君权、女权的关系,民权与自由的关系,民权与民智的关系,民权与绅权的关系,民权与宪政的关系,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民权理论的构建者。     

近代救亡意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民族主义——以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为例

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各自提出了救亡之策。梁启超排斥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溶化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内事务来处理，但只有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李大钊的救亡之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近现代国民性改造思潮评析

在中国近现代,面临国家百疮千孔的现实,以严复、梁启超以及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寻求救国之道,曾兴起了一股国民性改造的思潮。     

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与近代侠风

在近代“救亡”的背景下,清末知识精英掀起一股尚侠思潮。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在鼓吹侠风的同时对侠的人格进行重新阐释,努力将侠改造成为国为民的英雄,使人们相信侠能够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在他们尚侠的背后,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谭嗣同主要在于对墨侠实践精神的推崇;梁启超用侠来塑造“中国魂”;章太炎高扬侠风,则将之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     

以译举政——梁启超译介行为价值取向论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通过系统考察梁启超的译介活动,指出他译介西方学术思想,旨在开启民智,服务于政治改良;泽介西方文学作品,旨在表达政见,实现民族救国。他的译介行为鲜明地显露出“以译举政”的价值取向。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     

梁启超“国报”思想与《清议报》的停刊

《清议报》是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在海外的重要机关报,它的停刊,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办报思想从办“一党之报”到“一国之报”的变化。“一国之报”要为“国民公益公利”服务,《清议报》已经无法承载梁启超新的办刊理想,火灾则为停刊另办提供了契机。梁启超的“国报”思想,始于戊戌维新时期,吸收了近代国家思想,在《清议报》时期逐渐形成。庚子事变后,梁启超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和政府“不足与图治”,加速了梁“国报”思想的成熟。梁实现新的办刊理想的愿望更趋强烈,最终导致《清议报》的停刊。     

"人民"词义的变迁——政治术语"人民"之历史文化考察

“人民”一词的词义经历了从古义到今义的流变。“人民”的古义为“人类、百姓”或“糊涂无知的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经过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阐释,“人民”一词的词义有了新的拓展,它包含了“权利、参政、当家作主”等新内容,“人民”词义的这种时间向度上(古今转化)的演化,向人们昭示着中国思想近现代转型的历史轨迹。     

论梁启超在中国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从戊戌变法前传教士和中国学人与其后的赴日学者传播西学的比较看，梁启超的西学传播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然而，提及西学传播的重要贡献者，大家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严复。当然，仅从西学传播的“第一时刻”，严复当之无愧为“第一”。但若从西学传播（特别是哲学）的时限、数量和影响度上比较，梁启超却不逊于严复。因此，梁启超与严复同样拥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