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来促进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已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阐述了东西方社会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强调了居民参与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论述了社区社会组织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提出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的措施,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建构

基层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主体,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基层。以对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考量作为切入点,对促进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进行思考,即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功能,促进基层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形成合力,增强服务对象对基层社会组织的认同感等,进而提出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支持机制、引导机制、管理机制、培训机制等对策建议。     

特大城市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机制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既提升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执政水平,同时又给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了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质量的优劣。基于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这一现实背景,本文以社会组织的组织治理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建设为核心,分析了由基金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能力建设具体技术,操作型社会组织参与能力建设这一社会组织能力建设过程,以小额资助项目能力建设的实质效果为考察对象,从而提出了一种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机制。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可以从放宽注册登记管理制度,主动寻求与支持型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多方面的支持、重点培养潜在优秀的社会组织,注重地区性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网络的建设等角度对社会组织进行能力建设,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地参与社会/社区治理。     

社会稳定的合作治理研究

政府、市场、社会以不同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治理。政府凭借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力对平安协会的发育与成长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市场通过自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通过志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借助平安协会这一平台,社会组织、企业、公民能够参与农村社会治安的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打破了传统政府管理的一元格局,形成了多元合作治理格局,推进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组织只有保持与政府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为自身赢得更多发展资源与空间。社会组织自治力量的成熟,不会形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     

嵌入与交换：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

基层治理水平的提高要求构建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过程是企业与农民、村集体以及地方政府的互动体现。通过长期频繁的互动,在文化、社会、政治方面形成嵌入机制,这是企业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形成机制。而要维持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还需要有动力机制。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企业会在组织利益与治理参与间建立交换机制。嵌入机制与交换机制相互强化,不仅促使企业有效参与村庄治理,也可维护企业利益,为其参与村庄建设提供基础。研究发现企业的治理行为与盈利行为有机结合才更具现实可行性,这为厘清企业这一主体如何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效能。     

基于社会组织层面的分析：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的作用。一方面,社会组织能与社会进行有效沟通,激发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整合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有效地弥补了政府失灵,补充政府力量。然而当前,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也存在着一些困境,如自身能力有限、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专业化水平低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新时代,社会组织应通过完善自身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培养,主动独立参与社会治理,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功能与限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合作治理理论证明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理论可能性;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组织自身优势的发挥为其参与社会管理创造了现实可行性。当前我国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政府社会服务购买的重要承接主体,并将在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以及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能力、扩大公民参与上发挥着积极功能。然而,囿于不健全法律的体系,较为低下的政府服务合作管理能力以及志愿失灵等因素,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领域和功能仍然受到一定限制。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面临的现实利益矛盾和问题也更为多元、复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为一项重要现实课题。社会参与是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社会参与的内生力不足、社会参与的制度平台功能缺失、社区志愿服务处境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核心在于“共”,需有效提升社会参与度。为此,要明确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系,强化社会参与制度和组织构架在城市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功能,注重共同目标认同和满足居民需求的工作导向,增强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化运用能力。     

政府购买服务:一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不断探索实践,政府购买服务不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体现,更重要的是一项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政府购买服务中涉及的公共服务、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本位等内涵,标志着政府购买服务是一项创新的社会治理机制。这项机制的形成表现在培育社会组织、引入社会工作、推动社会倡导、公众受益、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若干层面和方面。同时认识和分析制约政府购买服务发展的因素.有利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近期和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工作。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城市基层党组织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层党组织在这一格局中的职能定位应该体现在领导、协调、保障、激励这四个方面.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推进社会治理的职能,必须从组织建设、工作方式、党务干部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反思存在的问题,从而加快实现基层党建由单纯强调组织覆盖向各方面工作全覆盖转变,由执政党单方面治理向社会各个主体共同治理转变,由单一的应急治理向全面的科学治理转变.同时,进一步从思想、作风、能力、制度四个方面提升基层党务工作者水平,从健全体系、培养骨干、强化职能、加强监督四个方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试论我国教育范式的转变

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包括社会文化价值、教育体制机制的整体性转型,即教育范式的转变.它是以理论创新、文化更新为先导的.为此,需要深入的社会动员和广泛的公众参与,凝聚改革共识,探索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知识生产和社会创新的新特征,重视自下而上、在基层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需要进一步落实和放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机制,通过改善政府治理,简政放权,激励地方和基层创新,培育学习型个人和学习型组织,形成上下结合、多方合力的新局面,推动教育范式的整体改变.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基于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样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立足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场域,考察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践,发现其主体多元性、行动协同性和能力聚合性,可以有效适配和契合公共安全问题的来源广泛性、影响扩散性和应对复杂性。同时社会治理共同体结构能够通过能力汇聚机制、规则约束机制和价值引领机制的运作过程形成治理合力和共同行动,从而有序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但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际建设当中,仍面临着主体能力有限参与不足,规矩约束不及不适和价值导向多元无序的现实困境。有鉴于此,可以采用激活培育治理主体、创新完善治理机制以及营造优化治理环境来进一步发挥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基层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协同作用。     

共青团参与基层治理的探索与精进

共青团是我国青年团体的群团组织,在基层社会中具有广泛性与支撑性,因而具备参与基层治理的可行性。同时,基层治理的复杂性对共青团的参与能力提出了挑战。文章基于共青团基层治理参与,结合当前基层治理需求,分析组织参与治理的现实状态,剖析参与状态特征,探究问题显现的原因。从而梳理出共青团参与基层治理的逻辑,力图改善组织的脱嵌及功能错位,从四个路径柔性融入基层治理,优化组织功能,促进共青团自身的发展,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完善治理机制提供助力。      

基层避责的内涵属性、表现形式与生成逻辑——基于基层政府减贫实践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有效克服以问责治理避责的单向路径依赖,需要正确认识基层避责行为的双重属性。基层避责包括履职避责、压力避责和风险避责3个方面,其生成并不仅仅是组织或个体基于利益得失判断而作出的经济理性选择,深层原因在于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某些可能不足。具体而言,基层避责行为受到科层体制、目标责任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条件的综合影响,基层多元主体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避责策略组合作为对制度压力的响应。因此,需要在刚性政策规制和弹性政策执行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从而克服基层避责的积弊倾向,疏导基层面临的多重压力。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

开展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社会参与机理的探讨,关键是认识两个问题：一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为何需要社会参与;二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能够实现。就第一方面来讲,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和功能发挥无疑都离不开社会参与。就第二方面来讲,社会中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人是网络风险最广泛的承受者,但他们独自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聚群应对,同时,他们具有的慈善情结、自愿意识也能激发出社会贡献心理,从而产生参与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行为。据此,要实现网络风险协同治理,关键要明确协同治理需求,形成社会参与共识;建立协同治理体制,确立社会参与职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社会参与动员;创新协同治理组织,拓展社会参与方式。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