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袁世凯发展经济的实践探析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主要表现在重视经济人才、广开利源、发展工业,强调经济的发展环境。袁世凯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袁世凯手批清帝辞位诏书的发现及其对清末民初国体因革的认知意义

在日本静嘉堂文库《袁氏密函》中发现的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原件,是研究清末民初国体、政体因革问题的珍贵资料。袁世凯在上面进行手批的底稿,既非张謇拟《内阁复电》,又非张謇家藏本《拟清帝逊位诏》,由此可补辞位诏书生成史的诸多缺环。与此同时,这一发现也使诏书中袁世凯、张謇各自思想的分辨成为可能。对"逊位""共和立宪国体""完全领土"话语的发掘,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清末民初五族共和国体建构对民族边疆的统合意义。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地位和影响

文章针对学术界研究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三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论证和厘清,一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主体力量出自本土,而非外国传教士;二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文学思想日趋成熟,而非没有形成;三是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丰富多彩,而非无从谈起.在此基础上,确认了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指出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     

岑春煊与袁世凯

岑春煊与袁世凯同为清末封疆大吏,民初风云人物,曾在清末民初政坛上显赫一时。这二人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也存在不少差异。本文试图对二人的思想、行为作一粗略比较,以图对清末民初风云变幻的历史,对社会变革之际历史人物的复杂表现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众多的共同点靠父(辈)荫人仕的通家子弟。岑春煊的父亲,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同属所谓“同治中兴”名医的云贵总督岑毓英。1889年,岑毓英病死后,岑春煊靠父荫以五品京堂候补,1892年补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正式步入官场。袁世凯的祖、父辈亦颇多人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军衔制度的实施

军衔制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军队管理制度，它于清末新政期间引入中国，并在民国初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清末民初军衔制的引进、完善过程中，袁世凯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北统一后，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把军衔制视为收买人心的工具，毫无节制地封将授衔，不仅对军衔制度造成了严重损害，而且也对北洋军的管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袁世凯政府与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

袁世凯政府与民初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常全喜民国初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在清末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如此，固然与辛亥革命的推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放松对中国的控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袁世凯政府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颁布和...     

北洋集团研究的新突破——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读后

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集团势力,清末民初纵横捭阖于中国政治舞台达30余年,但长期以来北洋势力被称之为北洋军阀,北洋军阀祸国殃民,为人们所恶感.北洋势力为什么崛起、纵横于清末民初社会,北洋势力是否从产生之日起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起阻碍作用呢?实际上人们是很不清楚的,也很少有人进行科学研究,人们对北洋势力的认识长期停留在革命史观的主观臆断之下.欣喜张华腾教授新作<北洋集团崛起研究>出版(中华书局2009年版,以下简称<北洋>),较好的解答了这个问题.     

清末民初云南农业政策述论

清末民初云南农业政策述论王文成清末民初，云南农业生产一度急剧衰退，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因此受到了较大影响，有鉴于此，清末民初的两代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为恢复农业生产作出了努力。长期以来，近代云南农业生产水平的研究取得了许多...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斗争——兼论护国运动的性质

近年来,有一种“扬袁抑孙”的观点,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看作“是搞糟了”,认为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的重要原因;把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施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说成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对这种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中西璧合:民国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

晚清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帝制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体系轰然倒塌,中国政治思想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民治成了晚清民国时期精英的普遍意识形态,希望以此实现富国强兵。就民国政治学家而言,其民治诉求主要来源于下列因素:第一,晚清民初民主政治理论的历史记忆;第二,欧美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域外教育背景;第三,中国非反体制的连续性国家进化的理性判断。民国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在政治与思想上的文明璧合。但是,中国政权的风雨飘,却使他们不得不仰赖集权,从而对民治既爱又怨,形成一种矛盾心态。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汤化龙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借鉴意义

汤化龙不仅是清末民初极具影响的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容忽视的教育家。他曾担任袁世凯政府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一生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在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对推动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汤化龙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曾国藩对后世深远影响之论析

曾国藩为政上被誉为“成同中兴第一臣”，为文上被称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曾氏去世后，清廷以国葬之礼厚待，当朝权贵文士撰文盛赞其不朽功业。清末反满革命浪潮迭起，曾氏受到革命党人斥责在所难免，但文学成就仍受后人称颂，再传弟子林纾光复湘乡文派。曾国藩的丰功伟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毛泽东救国救民伟大抱负，蒋介石也以之为效法榜样来治理国家。     

清帝退位前袁世凯对北方反共和声势的因应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史上重要一环,但其实现并非易事。总体来看,清帝退位之前,全国大多数省份主张共和,反共和的省份尽管不多,但其力量及地理位置都不容忽视。面对北方反对共和的声势,为了尽快结束南北纷争的局面,袁世凯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小心试探,利用北洋集团的能量,对北方反共和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谋划,说服和软化忠清的官僚士绅和军队接受共和,为清帝退位作了外部的准备。     

御门听政与康熙之治

清朝御门听政早在顺治朝即已有之 ,及康熙朝形成定制。康熙帝每日清晨御乾清门听政 ;皇帝出巡则在行宫听政。皇帝听政时辰主要经历了“黎明进奏”与“定时视朝”两个阶段。御门听政是清朝治国最重要的措施 ,它不仅是康熙帝勤政的标志 ,更是清朝前期推行皇权统治 ,迅速走向强大统一的基本保证。御门听政是抗灾减灾 ,恢复农业经济的中枢。康熙帝建立并施行御门听政制度 ,表明他的勤政思想和坚定划一的统治风格以及修明政治 ,强化皇权 ,建立强大清帝国的决心 ,乃得“守成而兼创业”的一代明君之称号     

清末新政对民生问题的恶性操作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改革过程中,清政府面对由战争赔款和举办新政经费所引起的财政危机,通过各种额外的赋税加征,直接将经济压力转嫁给广大农民,使得农民对新政的态度由不理解、不支持转向排斥和仇视,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以反对新政为标志的农民与政府之间公开的暴力冲突。尽管农民对新政不加区分的抗拒带有很大的非理性成份,却使得新政的推行失去了执行的社会基础,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从落拓文人到报界闻人--对晚清职业报人的群体透视

在晚清那样的报界“政论时代”,与辉煌耀眼的政治家报人相比,职业报人是一个倍受偏见和冷落的群体。但是,从落拓文人到报界闻人;从困顿于生计的下层文士到自由职业者的城市中层,晚清职业报人的命运跌宕,演绎了传统士人由四民之首地位滑落被推向文化市场的全番过程。与此同时,晚清这样一个急骤变迁、新旧文化剧烈撞击的时代,赋予了新兴职业文人充满矛盾的精神内涵。爱国的本性使报人能够超越个人悲欢,汇入时代激流。强国富民、启蒙救亡成为贯穿晚清职业报人活动的一条思想主线;中国早期报业近代化的每一步履,都留下了他们辛勤耕耘的足迹。     

论孙中山民元让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以武力彻底推翻清王朝的北伐计划一时难于实行。南方的革命军力量相对弱小，要战胜强大的北洋军阀也无可能。在此情况下，孙中山毅然放弃北伐的计划，决定让出临时大总统之职予袁世凯，以便假借袁世凯之手实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这实在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切实可行的策略。一味地指责孙中山不坚持武装斗争，是不公正的，简单地把让位说成是“失误”或“悲剧”，也是值得商榷的。     

论晚清修律时期的商业立法

晚清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思潮以及清政府试图摆脱统治危机等原因促进了晚清商业立法活动。晚清商业法律的修订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而历经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初步的商业法律体系,促进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业法律现代化的历程,为中国现代商业立法打下了基础,为以后中国商业法律的制订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