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英译的关联理论评析

从关联翻译理论角度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三种译文进行比较分析,论证关联翻译理论中的认知语境、交际意图及最佳关联对等概念在诗歌翻译中的可行性,从认知语用学角度为诗歌翻译批评提供参考。     

东汉广陵郡领县确数考

东汉广陵郡,据《续汉书·郡国志》载,其治广陵,领县十一:广陵、江都、高邮、平安、凌、东阳、射阳、盐渎、舆、堂邑、海西。然据后人考证,当有海陵县的建置,《郡国志》"盖传写有脱"。但也有人认为,"海西属下邳而不属广陵",补上海陵,去掉海西,仍当领县"十一"。据史料考证,海西从未属于下邳国,而是隶属广陵郡管辖,广陵领县"十一"应为领县"十二"之误。     

广陵观潮:中古一种文学意象的地理考察

广陵观潮是中古文学常见的一种文学意象,由于地理环境的变迁,引起后人对其产生地域的争论。从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和历史地理的环境变迁等分析,广陵观潮应在扬州而非钱塘,其盛行的时间在汉至六朝,约在唐大历年间消失。广陵(扬州)作为古代的形胜之地,广陵观潮的自然景观为诸多文人所记述,而理解广陵(扬州)在古长江口的位置是揭释这一文学意象的钥匙。     

广陵琴派一代宗师孙绍陶

孙绍陶先生家学渊博，精于琴艺；于广陵琴艺衰落之时，创办广陵琴社，弘扬琴学；培植琴人，传承琴艺。作为广陵派古琴第九代传人之代表人物，孙绍陶对广陵琴派的传承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论明清之际的词曲之辨

作为清词中兴基础的明词复兴是明代俗文学复兴的一部分,它是受到曲文学的带动而出现的,并因此而带来曲化的问题。明清之际的词曲之辨就是为了解决明词的曲化问题。云间派词论的集大成者宋徵璧以雅俗之辨看待词曲之辨,以诗化对治曲化,这一理论为王士禛等广陵词人所接受,成为清词发展的基本思路,为清词中兴扫清了理论障碍。     

汪中对广陵涛研究的贡献

“广陵涛”是个有名的历史地理问题。“广陵曲江有涛”,是历史上一个很有价值的记载,对于长江古河口、古潮汐现象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自从西汉枚乘写了著名词赋《七发》以后,二千多年来,广陵涛一直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反复争论的问题。枚乘以华美的词藻详细记述了广陵涛发生的时间、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新意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首句用了驾鹤飞升的典故,赞美孟浩然像仙人一样远去,次句暗用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典故,含有以成仙和放荡称赞孟浩然的深意。唐代士人包括孟浩然在内多不谨细行,孟浩然当时又对前途充满信心,因此他与李白在黄鹤楼的相见和分别,是一次欢会和壮别。并且,李白的别诗甚少凄苦之句,而多豪迈壮逸之词。由此可见,李白此诗是以飞升成仙、富贵风流称赞孟浩然,情感的基调是开朗的。过去论者多以为此诗表达了李白送故人远行时的惜别怅望之情的说法并不准确。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多译本的翻译策略体系比较研究

文章以汉语古诗英译策略体系为理论框架,从译诗语言的易化策略、译诗形式的多样化策略、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以及附翻译扩展策略四个维度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五个代表性译本加以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译者在译诗语言、词语、形式和附翻译应用层面上各具特色,每个译本的内部策略也都各成体系。     

论社会言情小说《广陵潮》中的新式女性形象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尺,中国古典小说中女性的情感及思想变革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而近代社会言情小说家李涵秋的代表作《广陵潮》中的女性,在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通过小说中的女性,我们可以了解晚清三十年的变革,从众多女性的情感历程中,可以再现社会、时代的缩影,因此,我们以社会言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李涵秋的《广陵潮》为例,来分析过渡时期的女性形象,进而,把握社会言情小说的价值和启蒙的意义。     

王渔洋词论初探

王渔洋以“神韵”说驰名骚坛。从顺治末至康熙年间“主持风雅数十年”(《清史稿》卷二六六)。人们对渔洋多关注其诗论,而其词论成就遂被掩盖。其实,渔洋论词颇有心得,特别是他在古广陵扬州任上,“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居易录》记吴梅村语);以渔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词人群体,广陵词坛繁荣一时。他们填词论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词学主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相当影响,于清词、清词论的全面振兴有着先声之功。本文拟就渔洋词论作初步探索。     

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

明末著名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批评了当时一些教内人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提到了《证主默解》一书,并引述、批驳了其中的部分言辞。现代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证主默解》一书已佚,但通过对《正教真诠》中引述的话和现存明末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比较,可以发现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即另一位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张中所撰的《克里默解》。从而,我们可以看到明末江南地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运动兴起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的分歧和论争,而纷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穆斯林学者对待汉文化的不同态度有关。     

略论东晋南朝时期会稽山阴孔氏之从政风尚

会稽山阴孔氏是六朝时期颇为兴盛的世家大族。孔氏在东汉后期南移会稽 ,在思想文化上未受玄学新风的熏染 ,因循汉儒经、律兼修的传统学风 ,与其他江东旧族一致。孔氏子弟重视仕宦 ,为政忠直 ,“秉公不挠” ;精悉朝仪典制 ,“谙练故实” ,故多有出任御史中丞、尚书仪曹郎等者 ,在当时文物制度的创设中多有贡献     

贵州屯堡妇女服饰演变的社会透视

明洪武年间,征南大军和大批内地平民被发至贵州屯田。这些移民的居住地被称为屯堡,这些移民被称为屯堡人。他们所带来的汉民族文化逐渐与黔中特殊的自然、文化生态环境整合,形成独特的屯堡文化,成为明代江南汉文化研究的活标本。其中,贵州屯堡妇女服饰尤能体现其特色。在史料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力图勾勒明清以来贵州屯堡妇女服饰的演变轨迹,进而分析其延续和变迁的社会原因,为屯堡传统社会发展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清初渌水亭在北京出现的文化意义

渌水亭是北京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既是帝京的江南,是"城市中的乡村",又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表征着明清易代之际,满与汉、北方游牧民族和江南之间文化上的对峙、冲突和融合。微妙地折射出清初京师对江南的武力征服和文化上对江南的倾慕和向往。渌水亭在清初的出现意义重大,负载和发挥了特殊的政治和文化上的功能。     

晚唐五代时期金河黑河水系变迁与环境演变

汉代黑河(删丹河,或名张掖河,又名弱水)与北大河(金河,又名呼蚕水)交汇入注居延海,汉代以后直到唐代之前都没有记载.<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两水分流,金河流注白亭海,张掖河流注居延海.敦煌文献记载晚唐时金河与张掖河交汇流注居延海,使居延海湖面出现一个恢复期.此外,金河和黑河流域地区居民结构变化、农业人口和用水量减少、黑河径流量增加也是居延海湖面增加的原因.     

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造像与佛教初始输入的别径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大都认为印度佛教是经西域传入中原,尔后再在国内传播开的。佛教进入我国的时间则持多种说法。本文以长江中上游地区出土的大量早期佛教造像与画像砖上的佛教美术图案,结合历史文献典籍,加以分析考证,得出长江中上游地区是佛教的初始输入地,传入时间应在西汉末年。     

唐宋时期长江三峡地区军政地位之演变——以夔州治所及其刺史人选为中心的考察

汉唐时期,险峻的白帝城一带乃是三峡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其战守利害关系到长江上、中游的政局,于总体政治地理格局亦有重要影响.至唐中后期,夔州刺史多由中央官员贬谪而来,乃是峡区地住下降的前兆.而北宋景德以后,峡区中心转移到"瀼西".则标志着白帝城的最终衰落及地区政治、军事功能的大幅度降低.白帝城与"瀼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治所城市模式:军政要塞式与经济、行政功能兼具式,峡区治所在两者间的迁移可以说是"唐宋变革"在中国腹地的具体表现.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汉代"亡人""流民"动向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进步

汉代"亡人"的存在背离"编户齐民"理想社会组织秩序。作为行政管理者难以控制而实际上长期存在的社会人群,"亡人"的活动往往促成了生产技术和文化礼俗的自然传播。"亡人"的数量和流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若形成规模,也可能导致"流民"运动。分析汉代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进步的原因,不应当忽视"亡人"和"流民"的积极的推动力。     

从秦汉时期造船业看水军战船及后勤漕运保障

秦汉时期造船业 ,设有专门的造船机构 ,有中央与地方两级之分 ,皆受中央王权控制 ;造船的场地分布合理、范围较广 ,主要在关中、长江沿线、燕齐沿海、南海、洛水一带 ;造船技术得到快速发展 ;在船的性能、种类和数量上较前代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能够生产多种类型的战船 ,主要有小型快速攻击战船、大中型战船、侦察船、载重运输船等。这些都为水军装备先进的战船及军事后勤漕运船的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