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角下的民意与管治

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民意在社会管治中的地位与作用迥异。一般认为,民众对政治文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本信息与受众既有观点的吻合程度。以民意为依归正在成为中国决策层的共识。畅通言路、尊重民意、践行“王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民意测验

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民意测验并不只是反映民意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着民意.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对民意测验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外交政策和民意关系的认知.他们不会盲目地遵从民意测验的结果,而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整民意,为其政策服务.在美国外交决策制定中,民意测验有时反映的与其说是公众的态度不如说是政策制定者的偏好.     

试论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和作用——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

在梳理并重新界定“民意”概念的基础上,本文以2005年反日“入常”事件为例,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意对中日关系的杠杆推动作用。从这一作用也可以看出,中国民意已经具备了国际影响力。当然,这种民意外交影响力的增强给中国公共外交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进一步加强中国公共外交工作必须重新审视中国民意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建立与民众信息交流和反馈的有效机制,拓展民意表达渠道、提高民意的外交影响力。     

中国语境下民意与死刑适用的互动

民意在死刑案件审判中的实际作用逐渐受到关注，然而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对民意本身的分析与批判，忽视了中国语境下民意的独特内涵与影响，在消除民意对死刑案件审判不合理影响的手段上缺乏可操作性。在中国语境下，民意与死刑案件审判处于互动关系之中，其产生、作用和影响与西方语境下的民意有很大的区别。民意既有有益的一面，也存在负面影响，严格遵循司法程序应该是引导民意的最佳途径。     

月览

继续深信“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已在可控情况下着陆;“中国比美国更容易走出危机”;七城市市长民意支持度调查     

中国司法中民意合理表达机制的构建

在当今中国,民意对司法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一方面有利于推进司法民主,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民意不恰当地干预司法的现象。针对司法中民意表达困境成因,需要构建中国司法中民意合理表达机制:廓清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注重民意识别、明确采纳和适用民意的主体、增强司法公信力、平衡民意与法官个人道德及司法职业道德。民意合理表达机制的构建,使司法能充分发挥民意这一正当资源的作用,吸收合理民意为司法所用。     

战略经济合作：增进美中关系

假如中国成为一个全球大国,那美国应如何应对？这是下一任美国总统所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的威胁,美国必须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部分美国人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美国是利大于弊,美国应当增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笔者认为,美中经济合作才是符合两国利益的明智之举。     

论美国政府对待民意的态度

美国政府对待民意的态度具有两面性,这是由美国政府的民意观决定的。深入分析其实质,对于客观认识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重要启示。     

影响法官裁判的民意因素分析

从法理上讲,法官往往被认为是民意的代表,应倾听民意;实践中,我们的法院也把"人民满意"作为评价司法工作效果的标准.可见,在司法过程中,民意是影响法官裁判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在保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倾听民意以体现民意,并最终促进司法公正,是当前困扰法官的一个现实问题.     

从美国大选看大数据与网络舆情研究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的意外当选让传统民意调查陷入尴尬境地。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大数据方法对了解民意尤其是网络舆情似乎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否因此可以认为民意调查的传统方法已经过时?文章从2016年美国大选出发,基于对传统民意调查方法和大数据分析优劣势的比较分析,认为在分析社会舆情时,一方面应该加快发展大数据方法以把握网民心态,另一方面也应借鉴传统民意调查方法的逻辑和抽样原则,以回应网络舆情无法囊括的群体及相关问题等。     

刑事司法视域中的民意及影响

近些年来,因受到民意的影响而导致诉讼结果出现巨大转变的案件不在少数。民意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它具有难以控制性和易变性等主要特征;民意之所以能够影响刑事司法,影响诉讼进程的各个环节,主要是由于我国司法体制不完善以及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为了更好的维护司法公正,有必要采取有效举措以使民意有利于刑事司法实践,促进司法公正。     

从西蒙斯案看美国司法体制中民意与司法的和谐

西蒙斯案件的最终宣判使其成为2005年美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案件。该案件集中反映了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民意参与以及民意对案件审理结果的巨大影响。在美国司法体制中,法庭之友制度、陪审团制度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三维组合使得民意能够充分地引入司法过程中,与司法达成一个和谐的状态。国际舆论的压力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并成为一种趋势。     

儒家对民众政治地位的设计及其现代转化

儒家政治思想不仅重视君主一方的修养与责任,而且对民众一方也有一定的阐述。儒家政治思想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提升与规约。在政治现实中,民众是被动的一方,但儒家赋予民众有人人为政的主动性一面;在政治现实中,天意不可违,人们要服从天意,接受天命,但儒家认为,民意决定天意,在君王的更替与治理中应服从民意;在具体的政治治理过程中,有无限权力的君主视民如草芥,但儒家却认为民贵君轻,应重民、养民、富民、教民。对儒家的民众观进行现代解读,对当代中国关注民生、推进民主、提升民众民主意识方面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

死刑民意是可以引导的。引导死刑民意就是要剔除死刑民意中的非正确成分,就是要引导死刑民意摆脱情绪化的反应向理性化的方向转变。当代中国死刑民意的理性引导分为三大方面。一是刑事立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死刑替代措施和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二是刑事司法方面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民意参与死刑案件审判的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信息公开机制、构建死刑案件的交流反馈机制、适当的时候暂停死刑执行。三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外的死刑民意引导,主要措施有构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思想启蒙与死刑知识的提供、以死刑个案与错案为突破口、构建民间的死刑改革推动机构。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试论网络民意监督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民意”是近年来中国中国社会的一个热门词,它能起到舆论引导扣监督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网络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现。本文以此为视角,首先梳理分析了出现网络民意负面表达“热”现象的三个原因：即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冲突的激化,道德教育地位的扭曲变形和现代人承受过大的生活压力;接着论述了这种现象对大学生的深远影响;最后探析了网络民意监督视城下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     

媒体的传播力

转型时代舆论的力量不容小视,而传媒作为舆论的引导者,其影响力可想而知。当此之际,《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的出版对于政治传播的话题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目前民意影响公共政策尚未形成制度。若要使民意对公共政策起作用,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值得关注。众所周知,民意若只是在街谈巷议中存在,力量是有限的,但若通过媒体集中表现出来,效果就会成倍地放大。媒体的传播力将民意上呈至政府,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趋于透明,进而影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阅读此书,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中国的现状。因社会转型和经济接轨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司法裁判吸纳民意的程序机制分析

保持司法的人民性要求司法裁判吸纳民意,而司法裁判吸纳民意需要相应的程序机制。陪审制度的本旨在于掖助司法裁判对民意的关照。然而,中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已远离了陪审的本意,沉沦于三方诉讼构造,无能于有效传达民意。只有本诸陪审之本旨,解构现行陪审制度,实现人民陪审员的解放、司法裁判权的释放和人民陪审员选任权的下放,从而转换诉讼构造,才能形成司法裁判吸纳民意的程序机制。     

在交往和代表的循环中发现民意——微博“围观”引发的思考

"微博"成为民意聚集的平台,反思它聚集和表达民意的方式,本质上是民众对社会事件进行的"围观"。它固然是民意最直接、最自发的表达,但缺乏整合,尚不能说形成了对制度化的"表达"。这种民意机制产生根本冲击的力量,甚至在补充"代表"作为民意机制不足的方面也效果有限。从出现的合理性来看,"围观"通过民众自主交往表达民意,是民主实践对"代表"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必然结果;从其效果而言,要真正实现对"代表"这种民意机制的补充,就要对"围观"这种自发的民意表达机制进行法治整合——其中,"交往"作为"围观"等民意自发表达过程最核心的行为模式,正是法治整合的对象。总而言之,要使自发的民意表达能够有效地促成民意实现,就应当将"交往"和"代表"两种民意表达方式在法治框架内实现整合。     

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及协调

民意对司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应该是在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吸纳民意。吸纳民意应该以间接的方式实现,即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吸纳民意,通过增强立法的透明度表达民意,而不是由公众或媒体直接给予司法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