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哈里曼委员会在马歇尔计划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对美国政府来说,要想推行新的援助西欧政策,能否得到国会内的共和党保守势力和民意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在马歇尔哈佛演讲前后,美国政府积极鼓动一些民意团体和利益集团,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马歇尔计划宣传攻势,其中,哈里曼委员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该委员会的作用长期以来却被马歇尔计划史研究学者忽视了.     

中国司法中民意合理表达机制的构建

在当今中国,民意对司法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一方面有利于推进司法民主,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民意不恰当地干预司法的现象。针对司法中民意表达困境成因,需要构建中国司法中民意合理表达机制:廓清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注重民意识别、明确采纳和适用民意的主体、增强司法公信力、平衡民意与法官个人道德及司法职业道德。民意合理表达机制的构建,使司法能充分发挥民意这一正当资源的作用,吸收合理民意为司法所用。     

网络民意表达的辩证分析及完善路径

网络民意表达是网络时代新兴的一种民意表达形式。与传统的民意表达模式相比较,合理的网络民意表达有利于科学决策、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及时掌握舆情和实现网络监督。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网络民意表达的非理性、反馈机制的不完善、表达主体的局限性、道德缺失以及网络水军等问题。可以从政府、媒体和网民三个方面规范网络民意表达,使之更加完善。     

网络舆论的民意属性及其诉求三维度——网络舆论民意属性的政治伦理审视

网络舆论具有高新技术性、多元一体性、影响强势性等三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民意。网络舆论的民意,在语义分析,层次性、地域性、真假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场等三个方面均可得到证成。因此,网络舆论具有民意属性。具有民意属性的网络舆论蕴含着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依据政治诉求的强度,网络舆论的民意属性诉求可划分为三重维度,即利益的申诉与抗争、政策的支持与反对、执政的监督与批评等三个维度。     

善治与民意关系浅析

善治是公共治理的理想状态和终极目标,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本文从政府善治的内涵及中国政府实行善治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善治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征集民意是实现善治的前提;尊重民意是实现善治的基础;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是政府善治的保证。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是政府实现“善治”的必然选择,亦是建设科学、民主、法治政府的重要课题。     

从冲突功能论看司法如何“扬弃”民意

刘易斯·科塞的冲突功能论为提出"司法扬弃民意说"提供了研究范式。我们从民意之于司法的角度分析其功能,包括民意影响司法理性和司法公正的负功能;民意制约行政权力干预司法、为司法提供多元参考价值、增强司法裁判可接受性的正功能;进而为司法吸纳民意趋利避害提出扬弃的策略,包括对民意的甄别、民意的引导以及与民意的交流及反馈。     

民意何以“绑架”判决

法律职业化强调法官自律,防止其司法活动被民意所左右。但司法独立并不与民意存在对立,只是如何将民意合理地引入司法程序。引入的民意在司法程序中不是恣意妄为的,民意必须被一定的法定形式和法律程序所规范才能介入到司法审判程序当中来,从而增加司法裁判的可信赖程度。     

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及协调

民意对司法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应该是在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下,吸纳民意。吸纳民意应该以间接的方式实现,即通过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吸纳民意,通过增强立法的透明度表达民意,而不是由公众或媒体直接给予司法压力。     

民意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考量——作用机理及本质探析

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意在特定条件下得以介入司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公正。法律的精神与民意的价值是一致的,依法裁判符合民意期待;但当法律精神与积极民意明显相左或缺乏有效的法律精神可资遵从时,以认真、审慎的态度依据承载积极民意的非规范性法源裁判,有其必要性。民意本身并不足以干预司法,只有为权力因素所吸收的民意才能影响刑事司法活动。在司法尚难有效独立的现状下,在刑事司法中考量民意,使司法与权力、民意之间构成三方制衡态势,或属相对合理之举。     

论司法的民意困境及其破解

民意是社会公众对某些案件大体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它在给司法带来有利作用的同时,也影响着司法的自治性、司法程序的主治性和司法裁判的既判力,使司法陷入民意困境。而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司法者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司法裁判与民意评判的形成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本质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因此,要破解这种困境,就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民意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畅通民意参与渠道。     

舆情研究与民意研究的差异性

舆情研究与民意研究的主要差别有三点,即前者在研究“社情民意”时,其研究对象更为宽泛;前者在研究“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时,着重研究民众的社会政治心理活动,着眼于调查和分析普通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各种具体问题,显得更加专门化;前者与舆情信息工作直接和密切结合,形成了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理论支撑。文章强调指出,舆情研究的许多新发展有其客观的社会背景,它丰富和壮大了对民众意愿尤其是民众政治意愿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与民意研究形成了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之势。     

新时期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研究述评

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和分析视角,当前学术界主要从舆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特征、社会转型的需要、党管媒体原则、舆论所蕴含的力量、当前社会舆论态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方面考察提升舆论引导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针对新时期舆论引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一要遵循新闻宣传和传播学的规律和方法;二要以人为今地考虑受众心理特点和社会民生需求;三要推动网络等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良性百动;四要建寺国家舆论战略,健全舆论引导格局和机制：五要正确处理舆论引导和舆论炼督的关系。当前提升舆论引导水平方面的研究,亟需在原有的新闻传播学途径基础上,引进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政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皿的视角,尤其是要结合当前中国的政治情势和国情特色,强化从执政党能力建设视野来研究该命题的学术取向和问题,加大对执政党和政府这一关键性舆论引导主体的能力结构、实践模式、运作方式等方面的研究。     

论公共领域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的影响及启示

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公共领域作为公众话语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政治参与平台,对国家政治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下中国,“私民意识”“顺民意识”和“官本位意识”等因素严重制约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产生了不利于政治生态建设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公众“在场”的参与型民主政治,公共领域就是要使决策者接受公众的审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此,党和政府应该大力提升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完善公众话语表达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主动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积极利用舆论监督优化政治生态.     

论我国时政类网络社区舆论生态及其治理

近十多年来,我国时政类网络社区发展迅猛,时政类论坛、博客、微博、贴吧等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其舆论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当前,我国时政类网络社区呈现出极为复杂的舆论生态。主要表现为网络谣言泛滥、表达方式偏激、观点针锋相对、对主流价值观叛逆、充斥牢骚和抱怨等。加强网络社区舆论引导,优化舆论生态治理,形成良性舆论环境,构建和谐网络社区,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稳定。     

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通信设施与软件的普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与引导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网络涉腐舆情日益成为微时代廉政舆论生态的晴雨表,因此,在微时代加强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很有必要。网民数量倍增、政务信息公开、移动终端网络互动、官民廉政微舆论场融合,这些都为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提供了新机遇。与此同时,网络语言暴力、新媒体用户异质性、网络政治谣言、无序"人肉搜索"等,又给新时期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带来了挑战。在推进政治新常态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网络涉腐舆情引导规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的针对性、有效性与科学性。     

舆论监督在国家政治话语中的演变与意义建构

本文以1950年以来中共中央文件和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涉舆论监督的话语为分析文本,对作为国家政治话语的舆论监督及其意义演变和建构进行了探讨。认为舆论监督在国家政治话语中经历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协商对话、权力监督、民主政治权利这四种话语类型的演变。从初期作为一种改进工作和防止官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到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民主政治权利,舆论监督的所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下国家政治话语对舆论监督的意义建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舆论监督具有广阔的学术话语空间和新闻实践话语的可能。     

网络流行语与舆论形成和显化的关系

针对流行语的演变过程,证实流行语对社会舆论的作用。流行语的产生就是舆论从潜性走向显性的过程,是社会舆论显化的重要特征。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流行语,不同的流行语又是不同时期舆论的体现。随着近几年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流行语更是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当代社会舆论的表征。     

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的内在逻辑

由于互联网所具有的自由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征,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网络参与的兴趣和热情,从而形成了网络公共领域,并进而导致网络舆论的产生。网络舆论突破了传统媒体由于时空间隔而造成的信息传输的种种障碍,赋予其巨大的整合功能。网络舆论将一系列公众诉求通过政治输入系统进入政策过程,政府不断回应产生公共政策输出,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之间存在某种互动,如何有效把握这种互动成为提高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     

电子政务环境下的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在电子政务环境下应对网络舆情时存在许多问题：对网络舆情的综合治理能力不足,政府网站在网络舆情引导和控制方面的作用不大,如政务信息公布不及时,更新速度缓慢,在线服务功能发挥不足。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从服务型政府、政务公开、新型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提出应对网络舆情的策略：兑现服务型政府承诺,积极引导网络舆情;切实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府信息透明度;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网络舆情危机的预警、处置机制。     

网络舆情对建构网络行政问责的建设性意义

网络行政问责是一种新型政治监督形式,网络舆情对于问责方向的指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网络舆情不仅是民意的晴雨表,透过舆情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民众的情绪和需求,为政府工作的改进指明方向,还能够促成网络问责机制的形成。在舆情压力的迫使下,政府介入事件的处理,使问责得以生效。网络舆情现象警示政府需要准确定位其职能和角色,改变工作作风和执政思维,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速度,加快网络行政问责机制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