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治理框架建构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呈现出更具信息敏感性、危机传播及风险传播的比例升高、污名与谣言传播数量增多、信任与共情传播为基础的互通机制匮乏等特点。媒介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分支,旨在以跨文化协商、协调、共治的多元机制化解全球化危机以及构筑新媒介图景。"一带一路"倡议以整体全球化理念,刷新国际社会对于国家间关系及世界格局的认知。媒介治理框架下的媒介政治治理、媒介规制治理、媒介文化治理、媒介健康治理是"一带一路"传播治理框架建构的可能路径。在当前掀起的"中式全球化"浪潮的背后,也应理性反思其话语根源,方能避开话语陷阱,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赢得先机。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以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为例

21世纪以来的日本媒体的中国报道,呈现出一个以"中国威胁论"为终极目标的趋同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不管什么样的中国报道,日本媒体皆通过想象乃至编排中国,营造出一种挑战世界秩序、冲击全球经济、干扰地域格局的"中国威胁论"的氛围。我们需要一方面秉承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努力提高自身实力;一方面亦要深刻把脉日本媒体的潜在意图,有力地展开话语批评与形象宣传,加强中国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文化传播力的建构应当从创立文化传播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培养文化传播中的叙事技能、提升文化传播中的整合传播力等三个方面着手,积极推动媒体宣传,正视来自日本、美国,乃至世界媒体的报道乃至挑衅,正面积极地宣传自己,加强文化传播力的建构,树立起中国在整个世界的大国国家形象与话语权力。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系列研究立足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使其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被重新组装利用的可能。因此,其系列研究呈现为一个缜密的推导式论述结构,并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的处理,其学理依据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带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混杂并置是文化间对话的基本风貌。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西方源点并不存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图式也是非线型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中国形象之间的互塑及其构成的过渡性空间的内在结构辨析,是跨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另一重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不完全具有适切性。只有站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对自己的思考本身进行"再魅"和对象化,使其避免与本土的某种权力结构达成无意识的共谋,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才能成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中国梦”的国际话语体系构建与对外传播

"中国梦"的话语体系分为主权国家话语、民族文化话语和社会个体话语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话语构建方式,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应不同的传播策略。"中国梦"话语存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两个维度,分别具有不同的传播"偏向"特性。"中国梦"在国内与国际两个不同场域中传播,在国内传播话语日臻完善的同时,更要突出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在对外传播中,"中国梦"既要适应国际话语语境,也要保持中国话语的特色与"硬度",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与对外传播能力。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从软实力到“暖实力”: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创新的话语、维度与愿景

国际传播理论与生俱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烙印在当前全球传播生态变迁和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逐渐式微。由于缺少共情话语与观念生产的能力,加之“中国威胁”话语建构日趋复杂,我国国际传播策略与效果层面的短板尚未克服。“暖实力”的提出,有利于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方法,打造既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亦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的新探索。全球信息传播所遭遇的传播折扣因素、“暖实力”的价值升维要素、“暖实力”编码/解码、中国形象建构以及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宏观技术路线,构成了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以战略传播理念构筑“暖实力”国际传播内核,以新技术赋能“暖实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以中国善意聚合“暖实力”国际传播内在动力,以“对话人格”形塑“暖实力”国际传播行动框架,有望成为中国“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国家形象的提升与演变——以当代“中国形象”的广告语变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形象是当代广告话语体系中重要的表现主题。中国形象在当代广告话语中主要呈现为四种不同的形态:物态隐喻、政治表达、地域展示和民族情感,这四种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展演变。构建国家品牌是当下广告话语塑造国家形象的新动向。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当代广告话语必须通过跨文化沟通的形式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西方汉学著作对中国版图的误解与曲解

西方国家经常在中国边疆、边界问题上寻衅滋事,这与西方汉学著作在西方构建的中国版图形象密切相关。这些汉学著作囿于客观局限和主观偏见,对中国版图的描述存在诸多误解和曲解。西方汉学著作在误解传承的基础上演绎出"中国本部"一词,用以指代明朝中后期行省管辖的区域,继而又从西方殖民者的角度,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曲解"中国本部"与中国其他疆域的关系,在西方刻意塑造了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的中国版图形象。由于缺乏来自中国学界客观有力的批驳,致使这些错误观念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对中国领土、疆域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因此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一方面,中国学者应促进相关学术成果国际化,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疆域的正确信息,批驳和纠正西方先前的错误观念;另一方面,还应揭露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性,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观念的合理因素,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制造共识:“像化”中国形象的建构策略

全球化语境下,探索一套以中国实体形象为基础、以政府宣传为主导、以国家意识形态为牵引的"像化"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策略尤为重要。"像化"中国形象要以富有活力的意义形式来重新描述时间和空间,重新阐述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重新表征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典型场景,才能构建表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神话",再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塑造典型"像化"形象、提升情感关注度,突显"像化"形象刺点、强化情感体验,消除"像化"形象歧义、构建情感认同,是"像化"中国形象的基本塑造策略。采取适宜的传播强度、促成认知接受,选择恰当的传播时机、形成认知关注,建立多层次传播渠道、构建认知空间,拓展互动传播平台、增强认知理解,是"像化"中国形象的基本传播策略。     

民族复兴“中国梦”:一个全球式命题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解读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向度。纵览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大多数人会囿于"国家"和"民族"的视角,但事实上,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宏大叙事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它有着放眼全球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有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愿景,有着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与走向和平繁荣的大目标。因此,民族复兴"中国梦"不仅是一个中国式命题,也是一个全球式命题:在"中国梦"的内涵方面,它的表述、核心主题和所秉持的价值观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在"中国梦"的国际话语传播方面,它一方面呈现出国际社会在其理解上的多维性和地域差异性,另一方面因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话语陷阱和话语误读,国际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歪曲、抨击和丑化"中国梦"的情势,因此应不遗余力地提升和强化"中国梦"的国际认同,并不断更新传播理念,创新传播模式,优化传播内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范式和传播概念,实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和传播策略的科学化;在"中国梦"的价值和意义方面,其全球性更为明显,它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要有"筑梦"的勇气和实现梦想的实干精神,它用巨大的发展成就为世界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和平和文明的多样性贡献着中国智慧和力量,它用不断成功的实践为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和模式的借鉴,促进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国家认同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经历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之严峻局势的威胁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逐渐萌生。在他们的构思中,为挽救国族危亡,亟需打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以应付内忧外患,而落脚点则在于塑造出理想的现代国民。然而,在这个重塑国家主体的过程中,代表着过去与传统的成年人被视为已经失去了参与再造国家未来的可能与资格,承载着民族希望的是拥有素质可塑性与无限未来的青少年们。这种"少年论述"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并流传甚广,到民国时期已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流话语模式。利用从晚清至民国的一些时人言论可以分析这类话语模式的缘起、内涵及其与近代国家认同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崇新重少"倾向。     

西方话语输入与“中国模式”建构——“中国模式”建构的话语背景

中国模式建构与西方话语输入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密切联系。一方面,西方话语输入在当今中国有普遍性的影响,人们的日常思维已经普遍性地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模式建构又必须抵制某些西方话语而保留足够的中国特色,中国主流政治话语明显表达了抵制西方分权话语的意志。中国模式建构与西方话语,既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又无法完全融合而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相互排斥。但就总体而言,中国模式的建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西方话语的继续输入,一定程度的相互排斥也是以一定程度的输入为前提的。     

出场、演变与形塑：现代化的概念史考察

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概念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经历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的形塑与赋义,在跨文化话语旅行中不断生产新的语义。概念的出场、演变与形塑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变革,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变迁亦见证着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见证着中国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事实发生而凝练提升的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核心话语。围绕“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道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话语表达的外化,将现代化的书写由被动转为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建构。     

文化符号在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中的有效运用

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话语建构,即本国自我话语描述和他国话语描述相互博弈的结果。作为话语建构的重要载体,文化符号对外传播的效果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建构的成效。当前,中国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应体现“和平发展、求同存异、负责任大国”这一国家形象战略传播目标,采取整合策略,一以贯之地向外传播。     

异域中国文论西化的两种途径——世界主义文论话语探究

与全球化相伴而行的是极具活力的世界主义话语的发展,而文论中的世界主义话语则构成了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具有丰厚文艺传统的中国文论,已经介入这个历史进程中并留下了自己的辙印.百余年中西文论冲突与交汇的历史经验,可概括为"两种西方文论与两种西化".中国文论在西方异域的西化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诗人和作家自觉地接受中国独特的文艺思想,有效地运用于文艺创作并产生重要影响;二是学者和理论家们从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并尝试采用适当的译介策略,让西方学界理解中国文论.摆脱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观念,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民族的跨文化资源,是通向世界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文论在异域的传播并富有建设性地融入西方文论体系,在世界主义文论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论中国比较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建构

中国比较文学自产生发展至今,在学科史、话语权力、形象学、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比较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步性推动了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民族国家的转化.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重构学术话语有利于提高民族国家在世界上的言说能力.中国形象建构源于民族国家在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和较量中对自身形象的重视.文化研究则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提供了精神食粮.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要积极地以学科发展的方式寻求民族国家建构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