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思路、出路或末路

跨文化形象学起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揭示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而提出"三组课题"。按三组课题清理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研究思路与体系,可发现第三组课题留下的理论困境: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还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和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可能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认,即使是用后现代的话语理论解构西方现代性,质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他者,也最终会落入后现代的话语理论的陷阱,因为没有他者便没有自我。第三组课题出现的理论困境,将直接质疑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跨文化形象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解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解构这套解构理论,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性,更无法由此通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这是跨文化形象学的根本困境,因为它可能否定了跨文化形象学的前提与自觉使命。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之所以出现,与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中国形象的生成,到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时隐时现的始终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深植于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风靡一时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或许能"解构"西方文化霸权,并不一定能"解放"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这一理论工具既未面对"中国问题",又未能解释"中国问题"。倘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前提与方法下进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至多是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它最终会误导"中国思想"迷失了"中国问题"。     

中国文化形象的世纪性转折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自我反省和不断批判之后,中国文化的形象日渐地“矮化”和“空洞化”,逐渐疏 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机勃勃的现代性文化之创造,而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和片断性的残梦旧影。在“欧洲中 心主义”的强力冲击和全面影响下,中国文化的声誉不但在本土一落千丈,就是在西方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转折, 使得中国文化的形象长久以来变得非常微弱和模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日渐强盛,中国的地位正 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也为其文化形象的重新塑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究竟以怎样的“形象”来面对当今的 世界,已成为对中国文化之复兴的重大考验,也孕育着一种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方式。     

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下）——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位置：世界秩序原理批判 也许，我们应该足够重视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周宁的这样一段经典表述：1750年前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确立，成为改变中国形象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现代作家群体生态与“中国形象”结构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催生下诞生的,异域文化渗透与本土文化承传交互作用下的现代中国作家群体生态赋予"中国形象"以多元化的观照意义。现代中国文学社团或流派的"中国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其他形象、语境中重构而来,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其生态结构的构成创造了一种概念的、空间的、存在的多种形象互动影响的文化对话新平台。     

在批判与建构之间:跨文化形象学的两张面孔

在批判西方中国形象中隐含着"东方主义"情结的同时,周宁尝试着提出了两种建构性的解决方案,笔者称之为"与权力联姻"及"超脱于权力"的进路。之所以提出这样两个貌似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解决方案,其原因是在于周宁本身在建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本文从对"同情式理解"的视角出发,对跨文化形象学这两张相异面孔进行了一个评述。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

七个世纪西方不同文本塑造中国形象,相互参照、彼此引证,已经形成一种观念传统,其中有连续与承继,也有变异与断裂,探讨这一形象传统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不同的意义侧面,提出1250年作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作为重要转折点,分析中国形象的思维方式、话语体制、权力结构,及其乌托邦或意识形态意义,最终描绘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域,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提供一份地图.     

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下)——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位置:世界秩序原理批判 也许,我们应该足够重视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周宁的这样一段经典表述:1750年前后,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确立.成为改变中国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启蒙运动中完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自由、文明为价值尺度的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人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野蛮或文明的对立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在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其优胜劣败的等级,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专制中的民族.是野蛮和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成为自由、进步、文明的‘正义'工具……这种意识形态改变了西方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期待视野,中国形象也成为停滞、衰败、专制、封闭、愚昧、野蛮的东方帝国的典型.     

“文化中国”重构的知识资源与本土境遇——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为视点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本土中国"的文化重构和文化启蒙,为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提供知识资源和思想策略。但是,对"现代化"中国的期待、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新的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往往面临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权力话语的压抑、在少数族群和主流文化之间建立"文化认同"时洞见与盲视等问题,使"文化寻根"在重构"民族文化"与建构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时遭遇了重重的困境与悖论。     

两种西化与两种西方美学——中国美学西化的运作机制

西方美学挟强势文化背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美学西化无法避免,并因面临西化挑战而激活本土传统的某些方向和侧面。中国美学西化,首先是中国美学在中国本土范围内的西化,这是中国美学西化的主流。中国美学西化其实不限于中国本土。中国美学传到西方世界之后,也随之改变自己的存在样态,以利于西方学界的理解和接受,这是中国美学在异域的西化。西方美学进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两种西方美学的分野:一种是存在于西方的西语西方美学,中国人没有也不可能对它进行任何加工和改造,属于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种则是存在于中国的汉译西方美学,它表达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诉求,并被过滤和改写,成为中国传统的延伸。西方美学"化中国"和中国美学"化西方"的双向逆行,由趋同性话语而走向普适性理论,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对于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美学研究,对于以东西方多元美学为共同基础,使美学超越特殊地域范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学科,解构"西方中心论"并建构普世性美学理论,均具有示范意义。     

郭沫若《女神》中的“西方形象”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中有一个不为学界所置重的现象,即它以拼音文字、文化先驱者、民族国家和地域名称以及其他文化标签等"西方意象","塑造"出一个特别的"西方形象"。诗人对真实的西方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与体验,那些"西方意象"来自课堂与书本,不具备日常性、鲜活性与体验性;抒情主人公往往在认同中以比较的方式和张扬的语气言说"西方意象",将赞美"西方"与阐扬民族文化精义结合起来;书本性也影响了文本的"艺术安排",诗人充分地掌控着那些"西方意象",使它们成为张扬抒情主人公自我主体性的语码,于是文本中所生成的"西方形象"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性格逻辑,具有书本性,是一个充分郭沫若化的"西方形象"。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写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中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国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后殖民理论的考察

在全球化时代,西方的话语霸权带来了"中心/边缘"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了第三世界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危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重建本土文化身份的途径在于:认清中国当代文化身份的"混杂性"特征,突破传统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积极开拓文化"接触区",构建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以期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身份.     

中国龙形象在西方文化中的重构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符号象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被赋予了高贵与吉祥的美好含义。然而,西方国家对龙的主流翻译是dragon,西方文化中的中国龙形象也因此打下了邪恶的dragon的印记,中国龙被西方人错误地理解成了邪恶的妖物。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传承性,承认世界文化的交融性与多元性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原则,因此,在西方的文化意涵中重新塑造中国龙形象、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民国学者引入西方高等教育知识的心态变迁

学界关于早期西方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多局限于精英人物和制度实践,对民国学者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心态变迁这一重要问题有所忽略。由民国学者在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有关西方高等教育的译介和评论,可见其心态经历了从对西方的情绪性盲目崇拜,至渐趋理性的批判认知,最后归于参照西方回归本土的变迁,突显了西方始终是民国学者心态变迁背后挥之不去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