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透视

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然而,用文化研究的观点着力于分析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在我国着实是做得很不够的.因此,本文试图对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行一次文化意义上的剖析.一、《临时约法》的内容和精神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以民国第一届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公布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共7章56条,初步奠定了中华民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础,孙中山也正是这样来理解和寄希望于它的:"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约法》总纲共4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1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2条)."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     

《鄂州临时约法》新论

在中国近代史、法制史、宪政史研究中 ,人们多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阐幽发微 ,论析详明。而对比其早近四个月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以下简称《鄂州约法》或《约法》)则鲜有论及。即有论者 ,也是一笔带过 ,人们常常以“带有宪法性质的重要的文件”、“不过是一纸空文”作为通行的历史评断。言下之意 ,其算不得真正意义的宪法 ,因而也无足深述。详读《鄂州约法》 ,揆诸史实 ,笔者认为此说过于轻谩。故不揣浅陋 ,略加探讨 ,权充引玉之砖。一“宪法者 ,一国之根本法 ,又人民权利之保障也。”① 以此为标准 ,《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堪…     

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国初年法统问题述论

民国初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际上是民国的法统,是否遵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其规定的体制也就是继承法统还是废弃法统的问题。法统问题反映出二十世纪初年西方宪政理论的中国化出现的问题和民国初年中国宪政环境的缺乏。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临时约法》是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主要蓝本,同时根据当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特殊需要加以改造而成.《临时约法》之所以选择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主要蓝本,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出于“以法制袁”的考虑;二是受法国宪政史的启示.     

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确立的政体认为是责任内阁制。从其条文入手 ,通过与实行典型总统制政体的美国及责任内阁制政体的英国的比较 ,可以确认《临时约法》所确立的政体实际上是兼有总统制和内阁制因素的混合政体。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近代中国的宪政走向——基于法律文本的分析

1912年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它成功地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宪法理论转化成近代中国宪法的基本原则;首次实现了中国政体由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初步构建了公民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精心设计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临时约法》的颁行是中国近代宪政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法制实践。     

试论法制现代化的途径

人类历史发展表明,市场经济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法制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保障.回顾历史,清政府20世纪初的修律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中华民国宪法》法律不是被作为工具,就是被废弃,     

李大钊与孙中山的护法斗争

李大钊与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究竟有何关系?这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至今人们尚未提到的问题.历史事实说明,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护法斗争,曾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支持. 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是指袁世凯死后特别是张勋复辟以后,孙中山领导革命民主力量对袁世凯的继承者军阀势力所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从1917年7月孙中山正式以“护法”为号召算起,到1923年年底国民党“一大”之前结束,历时达六年多.所谓护法,就是维护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充分地吸取了其他先进国家实行民主政     

辛亥革命与地方政制变化

<正>武昌起义的胜利及随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从武昌起义时期颁发的《鄂州约法》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规,确立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公民有参政权等资产阶级民主法则。从理论上说,在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已无可置辩地以宪法形式确认为国家的政体。封建专制的统治方式已被抛弃。武昌起义后清朝中央集权统治体系崩溃。如何构建一个符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精神的新地方政制就摆在革命派面前,舆论界也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     

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析论

19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郑观应同孙中山有过颇为密切的交往。他们之间无论在家庭、教育、经历乃至年龄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他们都诞生于商品经济发达与对外开放的珠江三角洲,较早地从故乡走向中国和世界。他们都满怀爱国救亡的热忱,中法战争及其失败给予两人以极大的刺激和策励。这种差别和相同,决定了他们之间只能是短暂的友谊。郑观应称赞孙中山“少年英俊”,积极支持他北上投书李鸿章以实现改革救国的抱负。孙中山与时俱进,使他与未能同现存政权决裂的郑观应分道扬镳。他们后来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只是郑观应晚年曾经斥责袁世凯以御用的《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算是其友谊在20年后的唯一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