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内容简介

汤一介在《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一文中认为,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中国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对造就中国现代企业家是否有意义,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义、利与爱:企业家慈善行为的伦理考察

中国企业家的成长重塑了中国的慈善事业.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从根本上说,出于他们的伦理动机.在当代社会,慈善行为作为企业整体行为的一部分,对企业的营销、企业形象的培育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是企业的总体的追求利益行为的一部分.这是企业家慈善动机的利的部分.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家在社会责任心的驱动下,以回报社会为目标,受"纯粹利他"的自我实现动机推动,这是企业家慈善动机的义的部分.现代慈善文化还受儒家以"仁爱"核心的慈善传统的影响,企业家慈善行为也可在中国伦理传统中找到思想基源.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先秦儒家法的内涵、性质及其伦理精神

先秦儒家法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法的理论源头与文化基因.在理论内涵上,先秦儒家法是"礼"与"刑"的统一体;在性质定位上,先秦儒家法是一种"伦理法";在伦理价值上,宗法伦理是先秦儒家法的伦理精神.深入理解先秦儒家法思想的理论内涵、性质定位及其所蕴含的法伦理精神,无疑是我们把握秦汉以后儒家法思想和法律制度体系的关键,同时也是构建现代法律伦理学体系的重要资源.     

功利、正义、良知与法律文化───一个道德哲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化或者说道德化问题,是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学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学科不同,学者所做研究也局限于各自的已经领域.以伦理学为视角,依伦理学上的功利、正义与良知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涉及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关方面的进行分析与论证是十分必要的.东方儒家伦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有其共同的属性,但由于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不同,因此,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也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伦理根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之"仁爱",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精神弥漫;基督教伦理与上帝"救世"的情怀相联系,侧重于原罪的理论,并与古典文明相呼应,闪耀着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光芒.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建设开放、立体的伦理体系——新时期中国伦理建设问题之我见

反对物质主义而倡导精神价值,反对宗法主义而倡导独立人格,是中国伦理现代化建设所应该解决的基本任务.今天,"革命伦理"对于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已经失去魅力,而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又排除了将某一种伦理"定于一尊"的可能.因此,新时期的中国伦理体系只能是开放的、立体的.应以宽广博大的胸怀接受、容纳各种优秀文化,要容许不同的人群持有不同的伦理观.儒家伦理、西方个人主义、中国佛教的修习主张、道家式"个人主义"乃至屏除"阶级斗争为纲"内容的"革命伦理",只要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中国国情而做出适当调整,就全都对于培养现代公民、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国家应以郑重的政治文件来肯定中国与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价值.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原则与西方伦理精神进行探讨,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即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所共同具有的伦理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作出当代的阐述。通过研究表明西方文化精神有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传统的影子,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同样包含着西方的秩序、民主、法治、科学精神及平等、个性等内容,两者不存在绝然的对立,而是相互融通的。我们应大力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精神,而不是盲目引进西方的伦理观念。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儒道释伦理精神与当代社会和谐交往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工具理性至上、唯科学主义思潮泛滥、信仰和理想失落等问题,无论是宏观的社会交往还是微观的人际交往都受到了一定的侵蚀.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儒家、道家、佛教都有着丰富的交往伦理思想,儒家的"仁爱诚信"、道家的"自然无为"、佛教的"慈悲利他",三宗交往伦理精神在互动中相融互补、共生共长,可以为当代社会交往问题的解决提供价值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