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圣""君"立法思想及其法伦理意蕴

在先秦儒家看来,只有先王与君主才拥有立法权.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为"先王以明罚敕法",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矫正层面上体现为"暴君放伐".先秦儒家认为,只有先王与君主所创制的礼法才是良法,而暴君所创制的礼法则是恶法.因此,从法律伦理角度看,所谓"圣王立法"、"法自君出"和"暴君放伐"思想,不仅彰显了先秦儒家立法主体的伦理品格,而且包含有"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思想.     

功利、正义、良知与法律文化───一个道德哲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化或者说道德化问题,是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学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学科不同,学者所做研究也局限于各自的已经领域.以伦理学为视角,依伦理学上的功利、正义与良知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涉及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关方面的进行分析与论证是十分必要的.东方儒家伦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有其共同的属性,但由于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不同,因此,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也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伦理根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之"仁爱",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精神弥漫;基督教伦理与上帝"救世"的情怀相联系,侧重于原罪的理论,并与古典文明相呼应,闪耀着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光芒.     

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吗?

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看到了儒家伦理所具有的独特性,不主张用德性伦理学等西方传统的范畴定位儒家伦理思想的性质,而是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基础,将儒家伦理命名为"角色伦理学"。这一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儒家伦理的性质,这样既不符合儒家伦理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还有使儒家伦理陷入非普遍化的外在规范的危险。     

伦理维度：评康有为的主观唯心论

主观唯心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理论归宿和基本形态。康有为的主观唯心论以其浓厚的伦理学倾向而别开一境。他一方面从先秦儒家的"不忍人之心"入手来挖掘人先天善性中的主观精神,另一方面又赋予"不忍人之心"以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内涵,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向封建伦理纲常和旧制度公然宣战,在中国近代社会吹起了一股思想的飓风。戊戌政变以后,随着康有为由积极的改良派转向反动的保守派,他的主观唯心思想又成为历史的绊脚石。     

论儒家伦理优势的生成--基于历史的道德分析

内容架构的合理性、功能定位的适度性以及寄生场域的全面性,是伦理优势的确立基础.本文基于历史的道德分析,认为儒家伦理优势的生成,主要得益于先秦儒家伦理在内容上体现出的类公正与阶级公正、汉代儒家伦理从"以德主政"向"以德辅政"的功能转换、汉及其后儒家伦理在学说场域、法权场域、世俗场域的全面演进.尽管儒家伦理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生存缺陷,但却总能通过另一继生优势加以弥补,所以儒家伦理总能立于不败之地.对儒家伦理优势生成的分析,可以为现代儒家道德的生存与发展提供路向指引.     

儒家伦理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价值

"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的自然主义品质

伦理学奠基因其所归依的本体论前提性质的不同而呈现伦理自然主义、伦理直觉主义、伦理宗教主义三大谱系。儒家伦理学“德基”的结构和要素的自然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整体上的自然主义品质。而这种自然主义又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因为儒家伦理在其自然主义的德基之上开出了直觉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德基体系与奠基其上的法则体系的异构,恰是儒家伦理的悖论和困境所在,也是儒家伦理的亲和力、包容力和同化力之源泉所在。     

关于宋代新儒家伦理论中“诚”的概念

从先秦儒学到宋代新儒学 ,其思想继承的核心内容基本是围绕伦理理论中人的本性这个问题展开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说”以及作为其逻辑根据而提出的天人合一理论 ,成为宋代性理学成立的决定性基础。宋代新儒家在自己的伦理理论体系中努力探求规范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相关关系。为此 ,他们关注先秦儒家的“诚”概念 ,并把它作为天人相关的媒介进行深入阐述。宋代新儒家们以“诚”为媒介将“性”与“命”相统一 ,从存在论上保证了他们的伦理理论根据。朱熹认为 ,“诚”并不是道德的抽象性 ,而是实在的“理” ,用“诚”来概括天理的必然性。这表示宋代新儒家的伦理理论彻底上升至存在论层次 ,意味着基于不变权威的中世纪道德至上主义的萌芽     

荀子的礼法之治——解析荀子政治伦理思想中“儒”与“法”互补与融合

在儒家的思想脉络中,荀子一直显得较为另类,特别是在其政治伦理中所体现出的"隆礼重法",在政治实践中的"杂以王霸",使其思想显示出典型的经世致用的特点。而且,荀子也是先秦时期的学术总结者,他将"儒"与"法"结合起来审视社会现实,并且提出更为有效的治国方略,对于当今时代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因此,分析并诠释荀子思想的这种独特性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理念,并寻求有益于当代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哲学体系中道德-法律生态互动的价值资源难题

本文认为 ,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相协调” ,实质是伦理—政治生态 ,尤其是道德—法律生态的问题。必须找到道德与法律的同一体和统一的形上基础 ,这一努力只有在法哲学的体系中才能完成。无论在法哲学的逻辑体系还是历史体系中 ,家庭伦理都在深层次上关联着道德与法律。在法制化的进程中 ,家庭伦理和家庭伦理精神 ,构成道德体系与法律“相协调”的源始性价值资源难题     

超越概念化：法治思维视角下的法律职业伦理研究路向

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正处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到全面建设法治体系的过渡阶段,法治建设瓶颈的突破,有赖于法律职业群体的培养和壮大.构建我国法律职业伦理体系是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共同价值观的要义之一.在我国当下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语境之下,职业伦理应该成为调整法律职业层面各种交叉与循环关系的指导性理论,而梳理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发展的脉络,我们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法律人正在苦求着定位与突破——何为法律职业伦理的正当性以及如何辩明法律职业伦理的研究路向.因此,从“人本诉求与生态伦理”的视域来建构法律职业伦理正是我们当下最为迫切的任务.     

功利、正义、良知与法律文化——一个道德哲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伦理化或者说道德化问题，是清末以来中国法律学人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学科不同，学者所做研究也局限于各自的已经领域。以伦理学为视角，依伦理学上的功利、正义与良知等基本理论为基础，对涉及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相关方面的进行分析与论证是十分必要的。东方儒家伦理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有其共同的属性，但由于产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不同，因此，建立在各自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也有很大的差异。儒家伦理根源于农耕文明，与宗法血缘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律渗透着浓厚的儒家之“仁爱”，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精神弥漫；基督教伦理与上帝“救世”的情怀相联系，侧重于原罪的理论，并与古典文明相呼应，闪耀着理性主义、平等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光芒。     

佛教伦理:朱熹的认知、偏失及其教训

佛教伦理在中国儒家学者的心中从来就难获认同,在朱熹这里也不例外。朱熹对佛教伦理的审查结论是:在认知上是"不识天理"、在实践上是"不守伦理"、在目标上是"自私其身"、在特点上是"无缘之慈"、在后果上是"绝类止善"。然而,朱熹的这种理解和评判并不尽符合佛教伦理的本貌,与佛教伦理的特性相去甚远。因此,朱熹既不可能准确积极地诠释佛教伦理,也不可能将佛教伦理真正引入其思想世界,更不可能展开所谓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融合之实践。     

略论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强盛不衰的生命力,从古至今文脉不断,主要在于儒家伦理所提倡的仁爱精神一直是其主导思想,它已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关注个体道德人格生成的儒家美德伦理又是其伦理的主体.儒家伦理不仅仅是一套理论,更是一种信仰系统和价值体系,所以它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曾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多个盛世的出现,至今仍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然而儒家伦理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只有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沃土,成为我们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     

先秦道家与六朝道教慈爱思想发微

在世界诸文化体系中,尚善与慈爱是共同的伦理价值取向,作为文化核心的宗教,尤其凝聚了人类慈爱伦理的精髓,并以此构建此岸或彼岸的大同理想社会.先秦儒家、道家等,都发挥了中国文化中深厚的慈爱思想,迨至道教的诞生,继承了先秦道家"尚善"、"慈爱"的伦理思想并付诸实践,尤其是六朝道教大乘思潮的盛行,更丰富了道教的慈爱思想资源.本文试梳理先秦道家慈爱思想之渊薮、发掘六朝道教慈爱思想之归旨,以发明"中华道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慈爱思想资源.     

礼法、刑法与道法:先秦法思想的三条路径

先秦法思想有礼法、刑法与道法三条发展路径.礼法思想是中国古代法思想的起源,基于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宗法伦理是其核心要义.刑法思想是在解决战乱的社会需要中,以内刑外兵发展起来的以法治国的法治理论.道法思想是哲学意义上的法律发生学,道生法,以王霸杂之为社会治理的内容.先秦法思想演变的不同路径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必然性.     

孔子"正名"思想的逻辑观评价

在先秦逻辑思想中,孔子正名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正名以正政"是其逻辑前提和逻辑结果的统一,体现了求真与求善的两种精神.求真精神追求了正名思想的"逻辑真",求善精神追求了正名思想的"伦理真".孔子正名思想的逻辑观有着鲜明的伦理化倾向及特殊的历史作用,对构建当代合理的国际关系与文化交往,也有着不可忽略的时代价值.     

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和”与“分”

"和"与"分"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在政治生活中,"和"可具体化为"人和"、"政和"与"共和","分"可操作化为"名分"、"职分"等。"和"、"分"看似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实则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相似的人性假设以及一致的客观效果。它们是先秦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思维理念的集中体现。其内含的真知灼见,对当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道学女性伦理观与儒家女性伦理观的对立及融合

由于思想主旨不同,道学与儒家在女性伦理上存在各种对立。对于女性的地位和价值定位,儒家强调"男尊女卑",道学主张"阴阳并重";对于女性的人格,儒家持"女人祸水论",道学持"女性崇高论";对于女性的贞节及两性交往,儒家过于强调女性贞节的畸形伦理观而实行"男女之大防",道学较为宽容而倡导自然健康的两性关系;对于女性所循人伦礼节,儒家重文轻质,道学重质轻文;对于女性道德监督机制,儒家诉诸于人的作用,道学主张人神并用。然而,由于道学为了扩大其影响力而不断吸取儒家思想,这又使得道学与儒家在女性伦理上存在融合,它们都奉行尊卑等级观念、倡导"贞顺"之德、重视"孝亲"思想及推行"五常"之道。     

论宋明儒家"生"之伦理的言说特色

较之其他儒家,宋明儒家对"生"之义理作了高度思辩的理论发微,从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生"之伦理思想.他们通过对性与天道问题的周延论证,清晰而透彻地说明了"生"之本源依据;通过"为天地立心",特别彰显了人道之"生"的意义;通过"万物一体"的生命情怀,表达了"生生之境"的终极伦理追求.其"生"之思想的根本在于从深层次上确证人的伦理性存在的意义,提升整体人类的伦理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