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什么书和读什么书

一个作者写书，要写什么样的书呢？顾炎武的说法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见《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接着，他举了实例：“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其实他自己的这部《日知录》，也就是他“以一生精力成之”的“后世不可无之书”。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上自劳军”中的“上”为谁？

“上自劳军”一句，出自义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周亚夫军细柳》一文，文中及书下注释标志：“劳”军之“上”是汉文帝（刘恒）。而正在热播的历史大片《汉武大帝》第三集中。却是汉景帝（刘启）由他的“智囊”老师晁错陪同去检阅周亚夫的细柳军（剧情细节与文中描写无异）。归来后信心十足地实施了“削藩”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怀着对教材与电视剧内容相异的疑问，笔者粗略地翻阅了《史记》，肯定地说：“劳军之‘上’”。文帝也。     

明道·传道·学道——研读韩愈教育名篇

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成为历史上的卫道巨擘。《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在《原道》中他提出了“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原性》中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作为学习仁义道德和“明先王之道”的理论依据;在《师说》中强调了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以重振儒学之尊;在《进学解》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儒家之道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研读以上教育名篇,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必有启发。     

一串生命的音符——读弓木的诗随感

“雪地上／一串生命的音符／演奏活着的旋律”。这是弓木《活着》一诗中的诗句。我把她单列出来，是因为我认为她极其生动准确地展现了弓木充满了生命灵性的小诗中那无法拒绝的如歌的生命。读弓木的诗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首先就来自于他的这种融人天地、物我两忘的生命境界。在弓木的笔下，生命是宇宙的核心，是万物的精华。“生命的故事悬挂一树／把这世界装点成童话”（《雪》）。于是，他在“骆驼，驴，马，胡狼……／来来去去的脚印”中，寻找大漠中的“生命之源”（《脚印》）。他“给孩子一双发现的眼睛／寻觅生命的精彩”（《寻觅》）。     

新发现的南社诗人张素小说作品

《远东报》是晚清东北地区最早的中文报纸，其“文苑”专栏所刊载的大量文学作品，至今尚未引起学界关注。当时主持《远东报》笔政的乃是南社诗人张素，他以“婴”或“婴公”为笔名，在《远东报》上刊发了他的长篇小说《最新之儒林外史》和若干诗词作品。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搜集与整理，丰富了我们对这位南社诗人的认识。     

《永别了，武器》中的《圣经》情结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一书中明显表露出《圣经》情结。他把女主人公凯瑟琳塑造成了耶稣基督的化身．多次用《圣经》中常见的“尘土”意象作为象征性的背景。他还借男主人公亨利由恶到善的思想转变过程，揭示了由于战争的罪恶人类注定走向毁灭．只有弃恶从善。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一深刻主题，从而在作品中“复活”了《圣经》一书中对人类“救赎之途”的期望和探索。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欲”之误读的几点商榷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以《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玉”作为叔本华唯意志哲学中“生活之欲”的代表，认为《红楼梦》提出并解决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问题，且《红楼梦》创作的主旨精神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之道。这与曹雪芹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不完全相符合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宝玉之“玉”和宝黛爱情是持肯定和褒扬态度的，他所舍弃的是过度的贪欲。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马氏文通》引书分析指瑕五则

本文指出了《马氏文通》中五则引书分析方面的错误。它们是:一、“地”“日”等“假为外动字”并非“《公羊传》之特笔”。二、《公羊传》中“问句煞以‘也’者”,并非“未之见也”。三、《孟子》之后,连词“斯”在结果分句中并非“用之者仅矣”。四、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为”“所”连用构成的被动句。五、《说文》并非“无无解之字”。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无为与无不为——韩非《解老》、《喻老》对《老子》的法家解释

文章试图从解释学角度阐述韩非《解老》、《喻老》解读《老子》所带有的法家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家解释，指出韩非的解释实际是借“无为”之名，发挥“无不为”之术，其解读特点是“以刑名为道德”、具有指实倾向，并阐述其启示，即本文与解释的关系。     

论谭献词学“正变”观及其对常州词派的推进

谭献词学的“正变”观念是对周济“正变”观的一种反拨。不同于之前学者讨论词学正变多从词体发生的角度立论,谭献更注重词的功能。他认为词是古代乐教的重要载体,故而,言志之词是为词的“正声”,永言之词是为词的“变声”。具体而言,表现手法疏越、显豁之词为“正声”之词,表现手法含蓄、婉丽之词为“变声”之词。谭献不仅以其“正变”观建构唐宋词史的体系,而且用以建构清词史的体系,这体现在他的《复堂词录》和《箧中词》两部词选中。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辨正

姚铉《唐文粹》未收录王勃《滕王阁序》，历来不解其意。宋人认为是因为“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有重复之病，而南宋叶大庆以为其中“时维九月”句之“月”为“日”之误，与“三秋”并不重复。但正仓院藏《王勃诗序》中则写作武周新字“■”，为“月”字之有力佐证，且《新唐书》以前，史籍并无记载王勃作序的具体时日，“月”字无误。至于“三秋”，今人大都解作“九月”，但考之唐前诗文，“三秋”并无此用例。蒋清翊注引梁元帝《纂要》，以为“三秋”乃秋之别称，当从。因而可以断定“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并无前人所说的“重复之病”。《唐文粹》不收《滕王阁序》，主要与不选骈文有关。     

钱澄之对《庄子》的佛学解读

明末遗民钱澄之在《庄子内七诂》中引用佛教的话语对《庄子》中的文句进行训诂.他将《逍遥游》视为《庄子》继《易》的集中体现,将《齐物论》视为是对“物论无端”、“物化无常”之真理的揭示,将《养生主》视为庄子对追求长生久视的反驳,将《人间世》视为是对众生福报寡浅、充满各种痛苦的证明,将《德充符》中“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解释为禅宗所说的“绝后复苏”,将“圣人将游于物所不得遁”解释为佛教的“从众生异类中行”,将《应帝王》中壶子与郑成斗法解释为佛教所说的“他心通”.钱澄之对《庄子》的训诂反映出明清之际的学术追求由体验心性自我向重视考证本意的转换.     

也谈于连和杜洛阿──兼论《红与黑》与《俊友》的鲜明政治色彩

《红与黑》和《俊友》从表面上看似乎都是写男女秘事的言情小说，实质上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红与黑》中的于连是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一种典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悲剧是一个出身贫贱的人在贵族复辟时代无以发挥才能、不能实现理想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俊友》中的杜洛阿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和恶棍的典型。他不学无术，纯粹靠投机钻营来生活。他是集一切贪婪无耻、卑鄙下流之大成的资产阶级流氓和恶棍的化身，是社会腐败和罪恶的果实。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