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与普遍性超越

人的自然生存产生于人心，或为气质之心，或为自然意志。这种原初的心灵往往导致自然的或私意的行为。为了将自然人的生存整合为整体，人类发明了道德规则如道。道德规则通过法则的形式规范了人的行为并由此将人类整合为一个有秩序的整体。为了替道德规则进行辩护，理学家提供了超越之理，并据此证实了道的合法性。超越之理的出场将人的自然性转变为超越性。这种转变便是哲学中的超越。通过普遍之道与超越之理所组成的普遍存在，人类从自然人转变为道德人。这便是普遍性超越。普遍性超越最终依赖于个体性超越。     

王夫之《周易外传》中的“天下惟器”思想

王夫之从人的实际生存体验出发明两间为实有,进而以人物相待共生的生机天地论证"破块启蒙,灿然皆有"的器世界。他在《周易外传》中明确提出"天下惟器"革命性观点。"器"不是僵死的自然质料,"器"总是相对于人的生存活动而言。"天下惟器"肯定的是人文世界的真实性,即是人生天地之间的生存活动。王夫之"天下惟器"的思想,自人而明两间之有、即有而言器、即器而求道,通过人的实践生存活动,不仅肯定了感性世界的真实性,更实现了人性的价值并体认了道的存在。     

“易之器”论纲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周易》之中,道器并列对应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道与器在元文化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道为宇宙与人生发生与演化的道理,“尚象制器”为发明创造的哲理。《周易》在理论上把“尚象制器”列为“圣人四道”之一,要求圣人必须有所发明创造;在认识评价上,“尚象制器”的功劳可以与天地日月相并列;在实际生活中,把圣人“尚象制器”的业绩看做是头等大事。但是,秦汉以后,器在理论与实际中均失去了与道相对应的同等地位,最终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两种状态:一、发明创造长期领先于世界;二、被西方的发明创造所击败。     

范式转换视野下的道器之辨

从程朱理学到明清之际的王船山,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道器之辨实现了一次范式转换,即从程朱理学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说转换为明清之际王船山生存论范式下的"治器显道"说,而生存论范式开启了不同于伦文主义的人文主义新视野.     

论艺术对现实的超越

艺术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是建立在对现实即物理事实和心理事实的双重超越基础上的。这种超越根源于人类意识和实践的超越性,而其实现则必须借助于艺术语言(包括媒介、形式和意象)的创造。与科学、哲学和宗教等的超越不同,艺术对现实的超越并不是指向抽象的理性世界或超验的彼岸世界,而是指向感性的、经验的此岸世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的生存境界。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简论"道、器、序"

一要理性地做事,二要智慧地做人;做人做在自强不息上,做事做在尚象制器--创新与发明创造上;做人与做事都应该讲究一个"序"字,合日往月来的昼夜之序,合寒来暑往的春夏秋冬之序,总之做人做事应该合和自然之序,这是中华民族祖先为子孙留下的基本道理.这些基本道理浓缩为三个字道、器、序,并记载在了古老经典--<周易>之中.早期的中华民族是世界公认的优秀民族,优秀的祖先创造出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优秀文化又孕育出了优秀的下一代以及下几代.失传一个"器"字,变质一个"道"字,混乱了一个"序"字,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残缺与腐朽.优秀文化的失传与变质才是中华民族落后与挨打的主要原因.让古老的哲理复活并且焕发出新的活力,继承祖先做人做事的原则,变革与革新祖先做人做事的方法,是对祖先的合理继承.文化批判,一不应该"数典忘祖",二不应该"忘祖"又不"数典",三不应该见洋人而忘先人.民族文化可以交流,但民族文化具有不可代替性,否则,这个民族将不复存在.只有合理地继承传统,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这是中华民族子孙应该明白的基本道理.     

虚拟现实:从"此在"走向"共在"

"虚拟现实"是奠基在辩证法之上的,它是超越物理世界的"第二现实",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次质变.在其中,"此在"通过交互作用、沉浸性和意识具体化走向"共在",由此,开创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途径,实现了人类本质力量的历史性飞跃,成为人类迈向自由和解放的新阶梯.     

王船山“尽器贯道”的实践哲学取向

王船山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化且没有人的理解与实践参与的物性,物性一定是在人的合用性指引中向人显现。'道'乃人应事接物之道,不能等同为'理'或自然物性。'器'是在人的世界中向人显现的物,随着人生存方式的变化,才有相应之器被纳入人的视域,由此而有当然之则与器之道。天之道必待人而成之,此之谓'尽器',人接事应物合宜,道器方能会通于至诚而极尽其变化。     

人的延异:后种系生成中的发明——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解读

斯蒂格勒将海德格尔历史性的此在重新扩展为抽象的人类主体("谁"),把关涉性的操持强化为广义的技术对象("什么"),并进一步将这种对象化的技术与历史性的时间链接起来,以开启不同于生命种系发生的人类历史发生的第二起源。人的生物实在之外的义肢性文码记忆构成了一种后种系生成中的"被发明",这种在自然遗传进化终止之后出现的可激活的文码就是技术,这也是人类历史性生存在自然中的延异式到场。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为了实现现代工业文明,人类无节制地向自然索要资源,这种行为已经严重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形成了人与物是一个世界的世界观,"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超越于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文章从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天人合一"理念、"以时禁发"的休养生息途径,以及"民胞物与"的和生境界三者有机统一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进行阐释。     

道与器的曲折历程

先进有先进的道理 ,落后有落后的道理。一种原因 ,不可能会造就出先进与落后两种状态。同理 ,一种文化也不会造就出辉煌与挨打两种状态的中华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含了两方面的道理 :一、形而上的道理 ;二、形而下的道理。形而上的道理集中在一个道字上 ,形而下的道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道囊括了“宇宙人生”的哲理 ,器囊括了发明创造的哲理。道用来指导理性地做人———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 ,理性地认识人类自身 ,理性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器用来指导智慧地做事———智慧地研究理论、智慧地发展生产与智慧地发明创造。一个器字 ,失传了 ;一个道字 ,变质了。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应该是中华民族后期落后的真正原因。为了民族的复兴 ,一应该认清变质的文化 ,二应该找回真正的中华文化 ,这是文化研究者的基本责任。     

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至今还没有结论.论战双方的一个共同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忽略了,这就是双方都认为一个"玄"字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笔者认为,正如一个"科"字不能代表西方文化一样,一个"玄"字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完整的中华文化.道生万物,道玄物不玄.形上之道对应形下之器,道玄器不玄.玄妙之道,一是体现万物之中,二是体现在道器转化之中.在天地起源问题,中华先贤没有造神,而是创建了一个阴阳之道.在如何生活问题上,中华先贤没有依赖神的恩赐,而是用发明创造先进的器具来创造幸福.在中华民族开端之处,贤屯哲们的丰功伟绩大都体现在他们创造的器具之中.道在中华元文化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器具之"器"可以与"道"字相并列,从源头上说,中华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先进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应该是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遗憾的是,科玄论战的双方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正如大树不能没有根一样,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辉煌,对中华文化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论自然的系统或结构及心理自然与逻辑自然

自然包括非社会性自然和社会性自然，名为自然一般。任何意义的存在都必然是在自然界限之内的存在。在自然界限之外者是绝对的非存在。社会性自然作为人，是负荷其意识现象的主体。自然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之容观对象，与此自我意识的心理过程之统一，名为心理自然或日属人自然。但属人自然不可等同或代替自然一般。自然一般或日其共相自然的普遍规律乃贯通和普适于所有自然事物的一个逻辑先在基础。此意义上之自然一般亦名为逻辑自然。自我意识超越心理自然而达人与自然融通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人才能真正获得人之成立其为人的真实的存在和生存之理。坚执自我意识和心理自然而不能超越自身达到逻辑自然，必然导致自戕其生存之根而致非人性虚幻之境的心理主义。时下那种流行的以人或人类社会为超越自然的存在的观点乃人类中心论虚幻意识的僭妄，最终只能导致对人类存在和生存意义的否定。     

科技具体劳动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解读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域看,科技劳动是科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而科技具体劳动是指科技劳动者为了解决或解答人类在为满足其物质、精神和自身全面发展等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各种问题,能动性地运用实验技术装备、图书情报资料等手段所进行的探索、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等"实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利用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人类自身的潜能,实现与"实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并"制造"各种物质、精神、劳务等有形和无形产品即科技使用价值的活动过程和系统方式。其中,科技劳动者是其主体要素,它属于"广义工人阶级"的范畴,并且由分工与协作的关系而形成了各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群体结构;实验技术装备是其硬件要素,它是科技劳动者生产科技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手段;图书情报资料是其软件要素,它是科技劳动者生产科技使用价值的知识性手段;自然、社会、人自身所构成的"实在"世界以及人类在其中为满足其物质、精神和自身全面发展等需要所确立的课题是其对象要素,科技劳动者通过对课题的研究将"实在"世界中的"自在存在"转化为人的"为我存在",使之成为人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即科技使用价值。     

神仙的感情、胡兰成与道家的圆教——兼议汉文明道在器中、即器修道的传统

神仙非有情非无情的感情状态,与道家圆教义理相通。熟悉黄老之术的胡兰成,感情观恰与之一致。本文旨在表明道足以应物,举出道应于人事之一例,管中窥豹。汉文明中,道不仅见于人事,也见于制器、技艺,遍及百姓日用,中国人的人生因此成为修道的过程,人性的超越维度就此保住,因此中国无宗教。当下重建中国文明,应洄复日常修行这一传统。洄复的关键,并非简单复古,而是要钩沉出道究竟如何见于人事、制器与技艺?这里是一点初步的努力。     

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试论王船山对传统道器观的价值开新

无其道则无其器，据器而道存、器道相须不离的道器关系三层次，是船山在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的前提之下的道器关系。船山实现了对传统道器关系阐释的价值开新。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上)

船山关于"气"与"太极"、"诚"关系的论述,往往涉及"道"与"器"、"理"与"气"等关系问题.由于船山在语言文字表述中存在着诸如"盈天地之间皆器",或"盈两间皆道也"等命题,需要加以梳理,以明船山哲学逻辑结构.     

生态学语境中的消费主义文化审视

消费主义文化视自然为人类消费对象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和对地球资源无限的虚妄假设,给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为了可持续发展,当代人需要在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中先行植入生态学的语境,即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界,从地球的有限性出发,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从无限度的物质追求到以精神世界的丰富和道德修养的提高为取向的转变,建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     

追问技术的本质——恩斯特·布洛赫论培根的发明术与技术乐观主义

在《希望的原理》中,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围绕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新亚特兰蒂斯》等著作,全面系统地评价其发明术和技术乐观主义,创造性地阐发了自然主体、能生的自然、共同生产力等一系列生态马克思主义主题。人类唯有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技术而与自然结盟,才能创造"共同生产力",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技术的脱有机化",开辟"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天新地。这是布洛赫从解读培根的自然命题即"能生的自然"和"原因的原因"中得出的一条根本结论,也是他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主题的一个创造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