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开拓与现象研究的深度契合——简评朱德发教授新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

有人把文学系统比作一棵大树,树叶代表单个作家,而文学流派就是这棵大树上的枝枝节节。这一比喻尽管失之简单,但却形象地说明了文学流派在文学史研究出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对中国新文学流派的研究还滞留在对个别流派的分析、评价阶段,那么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步入到一个崭新的台阶,尤其是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和殷国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发展史》等都上升到“史”的高度进行宏观的审视和把握。但对新文学流派的系统研究仍是一个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一方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流派发展史有主潮也有分支,有急流也有沙滩,时     

文学知识的制度化与精英秩序的建立

现代文学如何被知识化、经典化和制度化,并由此构建起新的精英秩序,形成新的文学传统,使之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从现代文学知识的制度化过程,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制度”的“非本质主义”的特征,它恰揭示了新文学经典和精英秩序的历史性与建构性。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建构的角度,梳理19世纪末以来新文学知识的经典化、制度化和现代精英秩序的形成之间的关系,从而尝试把“现代性”问题置于“制度”层面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论新文学史观的发展之路

文革之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成就卓著。这与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论进行有效的改铸大有关系。这包括“指导思想”层的史实性考察，也包括现代文学多元格局的认定，更是指现代文学主题面的思想性提炼。有些研究者带着新时代思想启蒙者的自信与勇毅，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贯通主题提炼成“改造民族的灵魂”，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所进行的大胆的改铸及修正，但似乎不能在现代文学史现象研究中得到流利的贯彻、后来迅速流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与此正相呼应。这一概念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容易引起非议的，不单是它对“五四”的意义强调不够，而是对中国新文学的“新”的传统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确认、匡定中国新文学学科基本格局当然有许多角度，但其主脉应是寻索贯穿其整个历史的新文学传统的确立、定型及基本完成的过程。新的文学传统的形成自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一传统面临巨大的历史冲击和变更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综结。     

“两个翅膀论”: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再致范伯群先生

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翅膀论”,支持、呼应者颇多,但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论。为什么说它似是而非?因为两个翅膀比一个翅膀好,这就是它的“似是”,它的幌子,而它的实质则在贬损、否定“五四”新文学,为“鸳蝴派”翻案,拉中国文学向后转。其次,“两个翅膀论”故意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与低俗文学之间制造混乱,故意曲解“五四”新文学一步步民族化、通俗化,雅俗共赏的历史,为低俗文学鸣锣开道。     

电影文学:现代文学史研究不能忽视的领域

本文针对长期以来电影文学被现代文学史所忽略和遗忘的现象,提出了恢复其应有地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电影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文学样式,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主流形态不仅与“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对新文学作出了特殊贡献。只有恢复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才能完整地再现中国现代文学的本来面貌,并推动这一学科的研究工作日趋深化和不断拓展。     

香港现代文学(1919—1949)概貌

香港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大河中的一条重要的支流。本文所说的“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时间概念:1919—1949年。香港现代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与英国殖民当局统治下的香港的社会属于相似的社会制度。而“香港文学的起头”,则“是拜大陆南来知识分子之赐”。确切地说,1919—1949年的香港文学实质上是中国新文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香港的中国新文学。”     

鲁迅与屠格涅夫文学创作的比较

从“五四”新文学诞生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俄国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的影响尤为深远,经久不衰,一直受到中国现代作家的热切关注和衷心的爱戴。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与俄国文学的渊源关系和创作思想上的维系,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他与俄国作家之间的文学关系也曾为不少论者述及。但是鲁迅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之间的文学关系,却往往不被人重视。人们更多地把眼睛盯在鲁迅与果戈理、契诃夫、安德烈夫等人的关     

新潮社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雏形

如果说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成熟的文学社团 ,新潮社则已具备了现代文学社团的雏形。在这一意义上 ,将新潮社与新青年社放在同一类型中审视并不妥当。新潮社虽然同新青年社一样广泛涉及到新文化运动的各个方面 ,但它比新青年社更注重文学 ,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对于新文学的此后发展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 ;它的运行方式及其呈露出来的种种现象 ,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社团起到了某种先导性的启迪作用。     

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雅俗两种文学的分与合

文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有雅俗之分, 文野之别。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规律也是雅俗两种文学“二水分流”。中国新文学发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夜,从它发生之日起,就注定是雅文学或者叫严肃文学,也就只能被民族群体中的先进分子和较高文化层次所接受、所欣赏,其读者群只局限在城市小资产     

漫论鲁迅与茅盾的小说

鲁迅和茅盾是我国新文学战线上两面光辉的旗帜,他们为新文学开拓、奠基,披荆斩棘,成就是多方面的、辉煌的.在创作的初期他们都以杰出的小说蜚声文坛,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典型.阿Q、吴荪甫等的形象,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读者中也是著名的人物.鲁迅的小说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到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前夕的中国现实生活,茅盾的作品则描绘了“五四”到抗日战争后期的历史画面.它们各有侧重,又相互交错,共同揭示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在展现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的同时,在创作中也清晰地留下了他们的思想发展变化,不断求索的轨迹.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同志都知道早期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了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而鲁迅和茅盾却正是这一发展过程中两位卓越的代表.鲁迅的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茅盾的小说却奠定了革命文学的基础,如果说鲁迅是文学革命的英勇旗手,那么茅盾便是革命文学的一员主将.我们说鲁迅的小说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不仅是从“五四”时期新旧文学斗争这一特定历史情况来评价,而且,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它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也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我国小说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世纪末反思: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与新文学命运

现代学术文化所具有的科学性、真理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与功能,对新文学创造者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文学观念及行为模式的现代化进行调整、驱动和制导,能把“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现代学统内化为文学创造者的文化人格,这是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深层机制。现代学术文化兴盛,中国现代文学就繁荣,现代学术文化衰微,中国现代文学就不景气,故现代学术文化兴衰与新文学历史命运休戚相关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重要的历史经验。     

略论五四新文学与辛亥革命之关系

三十年代学子对新文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注意了作为社会现象的新文学的历史渊源。他们的看法尽管不尽合理,但毕竟注目于远因和近因了。而五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新文学史版本,却截然以“五四”为界,勾划了新文学运动三十年(1919至1949)的模样,不免使人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突如其来”之感。到七十年代末出版的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又都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但也仅在《绪论》或《导言》中作简要的说明。最近,樊骏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那些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应该如何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历史特征”的问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1.)笔者在本文中,试作五四新文学与辛亥革命关系的探讨,旨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应该如何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历史特征”。     

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寻的艰难之旅

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对“现代性”孜孜以求，艰难寻觅。它既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优秀作家、作品，也促使了中国文学走出国门，与世界文学进行了多方的融合、交流和接轨。但从整体表现上，它还很难与世界文学比肩，同中国古典文学的成熟相比，也显得幼稚。中国新文学的路还很长，它只有走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新文学。     

现代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问题

现代中国新文学中，小资产阶级一直是一个“问题场”。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视野。可以考察中国文学中小资产阶级形象谱系的特征和嬗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新文学的内在演变。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

中国新文学与现代文学不是等同的概念.新文学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而现代文学则始于20世纪初,因为从20世纪初至1917年文学革命以前的文学中已经出现了与新文学的主要特征相通的因素.与此相关,本文对于把1840年至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作为"近代文学"的文学史分期法也提出了商榷.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一些因素 ,已经难以从作为其合法父代的新文学小传统即“现代性”传统中找到其变化契机 ,并以现代文学合法性资源为依据对之作出有效阐释。九十年代文学变化中的种种迹象显示 ,中国文学史上的“二十世纪文学”和“现代文学”很可能是一对可以互相取替的等值概念 ,其恰当的下限 ,应判定为二十世纪末     

拓荒者的壮歌——略论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探索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它虽只有短短的十年,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并在诗歌、小说、“美文”诸领域都创造出了一系列足为后世楷模且至今难以超越的典范。不仅如此,这些可敬的新文学园地里的拓荒者们还在创造出五光十色的各体文学作品的同时,又对一些文学的基本性质、基本原理、文学的语言、感情、思想以及文学的社会职能等理论课题,作了严肃而认真的探讨,从而构建起了与五四文学创作成就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基础理论与批评标准。这是新文学在与旧文学的生死决战中最初谱写的慷慨激越的壮歌,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拓荒时期特有的初生性与简陋性,但它不仅对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且至今闪烁着不可磨灭的理论光彩。相对而言,目前的研究界对于五四时期的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