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诗:命名与阐释

自"第三代"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被广为人知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它的命名与阐释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本文试图回到历史现场,考察"第三代"出现之初和之后一段时期内诗人与批评家们在命名和阐释这一诗歌现象时的差异,借此反思当代诗歌批评的傲慢与偏见、错位与失语。     

北宋人蜀文人地理分布与北宋文化状态分析

巴蜀地域在北宋统治地域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当时全国各地深具才干的文人纷纷被派入蜀.北宋入蜀文人主要来自福建、江苏、浙江等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入蜀文人已低于南方地区.北宋入蜀文人的地理分布情况,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在北宋时期的发展状态.     

现代主义诗歌批评的体系建构与话语转型

现代主义诗歌批评已经走过百年历程,从最初阶段的片段、零散式的诗歌解释逐步发展成为有着完备诗学理论、诗歌批评、诗歌史写作构成的批评体系;现代主义诗歌批评顺应诗歌发展的潮流,完成向先锋批评话语的转向,为诗歌批评找到全新的理论增长点;新世纪诗歌正在转入常态化写作,必然要求诗歌批评在坚守批评伦理的同时,发生相应的话语转型.     

无根的批评与无边的探索——当代诗歌批评的若干问题与实践

从目前的研究看,讨论诗歌批评的著作与文章并不少,大多集中在批评的意义和评论诗坛现象上,缺少对诗歌批评的历史观照和互动考察,忽视批评实践的体验与总结.当代诗歌批评是否有传统可循?当代诗歌批评是否真正介入诗歌写作或诗歌事件?当代诗歌批评该从何处展开?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对中国诗歌批评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勾勒,指出当代诗歌批评具有无根性特点,它在借鉴中外批评传统的同时,仍然在摸索新的批评方式,是批评大树上的一枝.当代诗歌批评介入诗歌写作和诗歌事件的力量不足,面对诗坛问题缺少锐气与勇气.诗歌批评是无边的探索,大学是诗歌批评教育的发生地,多种探索与实践有利于培养具有专业品质的批评者,促进当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良性发展.     

明代古诗选本与评点批评——以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为例

南宋以来所形成的古诗评点批评形式,发展到了明代蔚为大观.评点批评不仅在诗歌领域,而且在小说、戏曲、散文等方面也形成风气.明代古诗选本中,选评者借助于评点批评的各种形式元素,表达自己流派的批评观念,成为明代诗歌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总的来看,明代古诗选本评点批评一般局限于对于一首诗歌的批评,缺乏理论上的概括力.但作为一种批评形态,评点有着独特的批评优势.评点的各形式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的全景式的批评,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特色的、独特的古典诗歌批评模式.     

朦胧诗后：诗歌的困境还是批评的困境

新诗自诞生以来,就要面对中国传统诗歌和西方诗歌的双重标准和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的出现及成功又使得它成为了评判之后诗歌的新参照系。大约10年前,一些当年力挺朦胧诗的批评家对朦胧诗后诗歌作了严厉的批判,把诗歌在当代的处境简单地归结于诗人和诗歌本身,却忽略了对批评本身的反思。因此,批评应突破自己的盲区,进入到诗歌文本本身中去,以走出困境,真正对诗歌进行理论建构和文本阐释。     

试论北宋文人游仙诗

北宋文人创作了三百首左右游仙诗。北宋文人少数仍相信游仙之事并作诗纪之,大多文人创作游仙诗的动机与道教信仰没有必然联系,甚至对神仙道教产生质疑。他们或者在游仙诗中直接点明其疑心,或者在梦仙诗中间接表达怀疑态度,有些文人在游仙诗中甚至对神话故事、道教神仙进行戏嘲、调侃。而这些恰恰反映了北宋文人创作思想的变化。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述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不仅反映了北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风貌和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和巴蜀地域的密切关系。北宋文人以官员身份入蜀,在政治上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特征。     

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活着》批评之批评

作者余华对<活着>所作的原意阐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相通.超越原意阐释的否定性批评指出作者没有对福贵的"活法"进行深刻的揭示与批判,是想诱导当代中国人如此活着.此种批评的三个理论支点使阐释超出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时代情境.最大的不确定性等于最多的可能的确定性.<活着>意蕴的不确定性,一是因为它没有走向绝对性的确指,二是因为福贵不是典型人物,因而比典型具有更多的可塑性和生长性.     

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

北宋后期,辞赋在点缀文人生活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辞赋与文人生活的密切结合也促进了辞赋的发展。在当时,文人雅事常有辞赋等来助兴。赠答、赠别、吊死问生的赋在当时颇为流行。在表现燕居生活的艺术性方面,辞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们还喜欢用辞赋来表现对书画的看法,他们优游的园中小亭、草堂台榭,点缀雅趣的砚、茶、酒、药,也是辞赋表现的重要题材。文人们也喜欢品评前代和当代的辞赋作品,以显示才学,展示胸襟识力。辞赋创作与文人文化生活的密切结合,开拓了辞赋的表现范围,深化了辞赋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辞赋议论化倾向和科举改制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辞赋内容与风格的同一性。     

从诗歌“三美”谈诗歌批评

文章用古今、中英诗歌实例论证了闻一多的诗歌"三美"说,同时提出诗歌批评应进行综合批评的主张,并提供了中英诗歌批评实例.     

北宋文人笔下的齐鲁佛寺景观及其文化意蕴——浅议北宋文人游灵岩寺诗

灵岩寺作为齐鲁名刹,其独特的佛禅文化与自然景观一直成为历代文人游览歌咏的对象。灵岩寺景观进入文人的视野并成为文人笔下的审美对象是在北宋时期。北宋文人的游观赋诗,在灵岩寺文化发展史上刻下了深深印痕,扩大了灵岩寺的影响,同时也提升了齐鲁佛寺的文化品格。     

论宋代诗歌阐释的学问化特色

宋人对诗歌的阐释,强调以创作主体的学问修养为基础.他们或注重对词语典故加以考释,或注重从诗史的角度进行解读,或注重对诗歌所蕴涵之理加以阐发,从不同的角度使宋代的诗歌阐释表现出鲜明的学问化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是在重视学问的诗学观念的影响下对诗歌进行解读和阐释的必然结果.     

唐宋洛阳分司长官对文人群体的影响——以裴度、钱惟演、文彦博、韩绛为中心

唐代东都留守和北宋西京留守是洛阳分司机构的长官,身份崇重。唐宋时担任洛阳分司长官的裴度、牛僧孺、钱惟演、文彦博、韩绛等人多位望崇盛,又具有文学才能,喜与文人交往,因而,对洛阳文人群体及其诗歌唱和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具有榜样和示范作用,他们也时常组织宴饮赋诗游赏等活动,许多诗歌唱和也是以分司长官为中心。     

“以才学为注”: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传统模式

中国古代文人诗大多注重隶事用典,展现了极高的才气与学识,因此才与学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特点在宋代诗歌中更为明显,故有"以才学为诗"之论。古人庞杂渊深的知识结构投射到诗歌作品中,给后人的解读与阐释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产生了相应的诗歌阐释模式:以才学为注。而阐释的侧重也相应地从简略的章句、训诂转为对诗歌典故、创作意图的抉隐发藏,溯本究源。     

宋代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透视

洞霄宫是宋代杭州的著名道观，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数量颇丰。北宋时期，游宦东南地区的文人将洞霄宫与隐逸文化联系起来，将其作为停留休息之所。其中，苏轼对洞霄宫的歌咏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至南宋，重建后的洞霄宫成为了御前宫观和道教中心，文人游览题诗者骤增。洞霄宫道士较高的文学文化素养也是文人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宋代特有的宫观官制度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有提举洞霄宫的经历，这对其社会地位和受文人关注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基本特征初探

北宋中期,边患严重,社会上兴起文人谈兵风尚,其特征主要表现有：国家边患严重,文人谈兵现实目的强烈;自我定位强调儒者身份,儒家思想影响深刻;学术经院化色彩强烈,文人书生气息浓厚;崇文抑武时尚渗透,文人们内心鄙弃武力等。     

北宋文人的种竹咏竹之风及其文化意蕴

种竹兼咏竹,在北宋文人群体中成为一种风气。其中的为官者通过种竹与歌咏,为自己建构了一个处于繁杂政务、扰攘官场之外的青葱挺秀的精神世界。而士人化的隐士与释子经由种竹写诗所建构的精神世界,则具有了更多超脱凡俗的特质。与前代相比,作品数量大、作者分布广,偏于淡雅洒脱的君子格调,达到了人、竹相融相生的境界,乃是北宋士人种竹诗作及其所营造"竹世界"的三大特点,并对后世文人种竹咏竹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诗歌进行了多层面的批评,具有兼容、线性和不平衡的批评特点。它批评历代诗歌所反映出来的诗学观是以儒家诗学思想为旨归,以公允的态度为理念,以审美批评为情感结构,最终汇聚为一种中和式的批评思想。以现代批评观念为参照,笔者认为,它对历代诗歌的批评依然存在不可避免的不足。     

名流印可、文人干谒与南宋诗歌风貌

文人印可延誉、干谒请托等行为与南宋诗歌风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杨万里品题延誉之高妙技法,成就了其独特风格的诚斋体;陆游注重社交酬唱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应酬之作在其集中占有很大比例,呈现出放翁之大家气象;姜夔为迎合名流的审美趣味而创作,其诗词展示了江湖谒客的人格精神、命运遭际和复杂心理。名流印可、文人干谒,客观上对当时诗歌风貌之形成起到了强有力推动作用,促成了整个时代诗歌风貌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