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城市历史记忆的改写、遗忘与竞合——以广岛与南京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在1945年,部分城市的二战记忆迄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被改写,其延宕的历史记忆争夺仍在不断上演。广岛,是作为近代日本军都的“廣島”,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地“ヒロシマ”,也是战后构建的日本国际和平城市“Hiroshima”。南京,是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史忆之所,经历了二战后被遗忘与再记忆的过程。2017年南京成功入选为“国际和平城市”。鉴于此,二战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均申报了“国际和平城市”,但“和平”实旨有所背离与伪饰,呈现出当代二战历史记忆的杂糅与矛盾。与此同时,在影像传播和历史口述等领域也展开新一轮记忆竞合。只有把单个国家的二战记忆上升为世界共同记忆,从“跨入战争”的反省到“跨出战争”的实践,才能真正以城市新生促进战争和解与世界和平。     

拆北京:记忆与遗忘

北京正经历着一种巨变,这巨变可以在一个非常流行的象征符号“拆”上得到具体的体现与表达。“拆”是一种媒介,由此某些背景中的被遗忘的事情可以被唤醒而进入到记忆或者前景之中,其服从于一种“逆遗忘恢复”的原则。“非此非彼”以及“处于中间”而非“对立”可以看作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特征。表面上,通过“拆”,某种东西要被拆毁而其他东西要被记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这也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再界定的过程,或者也可以说成是统治与服从之间的一种循环的游戏。     

记忆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记忆的开启

现代性导致的记忆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现代社会的线性时间结构中断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造成了记忆的断裂;媒介技术的发展产生记忆悖论:在提供丰富多样的记忆手段的同时却加速了遗忘,造就了技术性失忆的状态;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使记忆娱乐化,导致了记忆历史意识的隐退。对记忆现代性危机的解答促成了记忆研究的文化学转向,继而开启了文化记忆研究。     

红色记忆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

红色记忆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政的历史记忆。红色记忆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增减性、能动性和集约性的特征。国家强化政权合法性建设以应对复杂的执政环境，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会心态失衡，信息技术范式导致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后现代解构思潮和公众史学的兴起，这些都构成了红色记忆在近些年来大规模涌现的原因。根据意识、行为与结果区分这些因素，红色记忆可以区分为内在的政治心理叙事和外在的政治行为。正确界定作为政治心理叙事的红色记忆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红色记忆，才能探究作为政治行为的红色记忆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的因果关系，才能有的放矢地提出应对策略以影响作为内在政治心理叙事的红色记忆。     

重建“遗忘之场”

胡恒认为,"集体遗忘"并非是"集体记忆"的结果,它还是其开端和动机。"集体遗忘"的几种形态都与空间相关,都涉及事件、地点。尤其是记忆介质在场的"遗忘",它直接将历史拉入现实。这使得记忆研究成为探讨历史与当下之间关系的通道。     

吴满有:从记忆到遗忘——《解放日报》首个“典型报道”的新闻生产与社会记忆建构

社会记忆并不是单纯地再现过去,它是权力利用话语刻意凸显、筛选,遗忘及剥夺的结果。本文的研究以保罗.康纳顿等人的"社会记忆"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和文本分析方法,通过对《解放日报》首个"典型人物"吴满有的典型报道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解读,分析了大生产运动农民领袖吴满有及"吴满有运动"的兴衰史,展现了权力是如何掌控新闻生产的过程,并通过对新闻话语的控制来建构社会记忆,从而实现记忆的"写入"与"忘却"。     

知识时代的社会记忆

在整个20世纪，社会记忆研究依然与无意识记忆（unconsciousmemory）和超常记忆（spura-humanmemory）研究同义（或许内化了，但却是以自我遗忘的方式）。以主体为中心的记忆运用了无意识记忆和超常记忆的机制，但这种机制不受以主体为中心的记忆的控制。记忆的稳定性和源于记忆的社会层面的对个人认同的潜在瓦解，在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著作、普鲁斯特的自传体文学中，     

身份与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构建

纪实影像既是摹写记忆的载体,也是重塑记忆的场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纪实影像作品开拓了国产纪实影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呼唤民族集体记忆的精品化路径。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建构“记忆之场”的方式在于：一方面,以时间维度联通历史记忆与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以空间维度重塑大众在地性的身份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除叙事的表述以外,还含纳象征性意味,是一种符号化的记忆再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非遗纪实影像本身构成了国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影像建构的“记忆之场”中,人们未知或误解的非遗不再是“迷思”一般的存在,而是成为其坚定身份归属、增强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     

被遗忘权在我国人格权中的定位与适用

“被遗忘权”在欧盟个人信息立法改革中的存废问题扑朔迷离，至今尚未有定论。被遗忘权是信息主体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过时的、可能导致其社会评价降低的信息的权利，其来源于人们控制个人信息的需求。该“信息”包括网络信息与纸质信息，并特指在过去发布但仍保留至今的信息。被遗忘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表达，其实质上不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而是个人信息权的权能之一。我国现有立法已有与被遗忘权相对应的请求权基础，但其法律位阶过低及立法分散的现象也亟待完善。与此同时，对被遗忘权的保护应有所限制，在利益冲突时应让位于言论自由、人文社科研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记忆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通过对社会记忆的深层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过去对于现在和未来的重要意义，因此，记忆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民俗学的个人生活史、民俗志研究及战争与灾害记忆的研究都离不开记忆论，记忆论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研究中需要注意记忆的选择性、记忆建构身份的特性、记忆的对峙性以及个人记忆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尽管记忆研究这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不够完善，但民俗学需要直面记忆研究的难题，建立和完善属于本学科的记忆研究理论体系，不可忽视理论和实证任一层面。     

集体记忆：命运共同体与个人叙事的社会建构

命运共同体是在大规模的突发事件或危难进程中形成的临时性社会群体。在命运共同体中，由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形成了个体成员间的密切关联，以及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在此之下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成员叙述集体生活的相对统一的主观框架，及与其相匹配的观念、语汇、修辞以及象征性仪式。在这些突生性的机制作用下，围绕记忆主题、叙事基调和话语体系，命运共同体在三个层面上形成了共同体成员所赖以进行历史叙事的集体框架。由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左右、强烈的社会认同的影响，命运共同体及集体记忆框架甚至对个人叙事有着长贯终身的影响，但又受着代际继替的制约和挑战。     

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基于“口述乡村”系列故事的考察

乡村命运共同体是在乡村场域下经历共同的命运而连结在一起的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的群体集合。具有相似社会情境的乡村命运共同体成员构建了以命运交织为核心的集体记忆网络，而被建构的集体记忆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发展。通过深入田间地头对一线扶贫干部、乡村致富带头人和企业帮扶人员三大群体进行口述故事采写发现，要将以个人口述为核心的个体叙事转化为以乡村记忆为核心的集体叙事，一般会经历“命运共连—共同感知—集体建构”三级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在内心情感激活、外在榜样塑造以及内在认同规训三层机制推动下，乡村集体记忆能够对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行为产生形塑和强化作用，进而延续个体对乡村的时代记忆。这种具有社会整合与创造功能的乡村集体记忆需要在乡愁中重塑新内涵，在口述中通过社会传递和代际传递机制进行传承，在文化中实现精神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换，并在育人中实现记忆传播，最终为乡村振兴赋能。     

自传体记忆的概念及其主要现象

自传体记忆对于自我、情感、个人经历而言具有根本性意义。自传体记忆是一种整合性记忆,具有鲜明的自我参照性,其内容主要为个人的生活事件。自传体记忆的确定,主要依赖如下发现:婴儿期遗忘;怀旧性记忆上涨;自我参照效应。     

记忆与遗忘——张错《春夜洛城闻笛》与凌钝《洛阳拼图》

张错与凌钝的个人经历有某种可比性①，而他们同在八十年代创作的这两首诗作②，都借着洛阳这个空间标帜，不仅仅传达了一种怀古幽思③，更表达了一种对于“文化遗忘”的迷惑、忧惧；或者说，这两首诗的写作本身，显现了重建“文化记忆”的心灵期盼，在诗性写作中，文化血...     

作为方法论的创伤记忆

创伤记忆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功能层面都具备了方法论的特征,它作为结构而非素材在我们见证过去、反思现实以及建构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自传性的记忆写作,还是不同文化语境下对灾难与战争的反思,更或者是对文学、社会的梳理,创伤记忆都是不能被替代的文化遗产,研究创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构建善的记忆伦理和政治德性。     

从《终结的感觉》看朱利安·巴恩斯创作中个体记忆与历史的同一性

在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朱利安·巴恩斯在表现记忆和历史时采取了一种相互关照的视角,将个体记忆和历史纳入同一视野之内进行思考,对个体记忆和历史采取了一种类比的写法。在巴恩斯的笔下,个体记忆与历史呈现出一系列的共同特征——碎片化、主观性、多面性、真实框架下的虚构细节和原始真貌的不可重获。为了彰显个体记忆和历史之间的这种同一性,巴恩斯在叙述中采取了一种双重结构,即表层叙述的记忆与深层叙述(或潜在叙述)的历史结合互见的手法,而在叙事方式上则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同时采用多角度叙事模式,即一种多重式内聚焦。巴恩斯对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蕴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深刻含义,契合并彰显着记忆和历史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个体记忆与历史相互渗透并相互构建,个体记忆的构建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框架;另一方面记忆和历史都是立足于当下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共享当下性和重建性两种特征。     

被遗忘的例外——“例外状态”的消极存在

卡尔·施米特的“例外状态”的宪法叙事，凝聚于其“主权就是决断例外状态”这一断语，而在此前的研究中它被忽视了一个重要线索：决断。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发掘了20世纪本雅明和施米特隐匿的论争，但在这一论争的阴影下，他们三者却共享了隐藏在例外状态中的决断前提，即对决断的积极形式的默认。本文则尝试在施米特、霍布斯和阿甘本的理路中发现那个主权者并非积极主动去决断的例外状态，而这个隐秘且消极的例外正是例外状态的例外。作为对例外状态叙事的补充，它的显现同时也暴露了在现代被暗藏的治理装置和在这一装置中被遗忘的“游牧民”们。     

大屠杀记忆与创伤书写：“第二代”叙事与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

二战结束后的七十年里，大屠杀一直在以色列的社会政治生活与公共话语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第二代”叙事文学逐渐发展起来。其创作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首先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或者说大屠杀“第二代”；其次是父母并非幸存者的作家，但本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大屠杀给以色列社会和个人心理带来的冲击，于是选择“第二代”体验为描写对象。他们都经历了以色列国家重建大屠杀历史与大屠杀记忆的过程，并把大屠杀历史与记忆融入到个人身份的建构之中。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论被遗忘权的本土化移植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极易遭受滥用和侵害。以达成数据主体对于个人信息的主动自决意愿为内驱动力的被遗忘权，欧美发达国家因符合其政治需求和价值主张而广泛确立。虽然被遗忘权权利本质亦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相契合，且国内的立法司法实践也为其培育了移植基础，但被遗忘权在我国的本土化移植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如信息技术瓶颈、商业风险增加、现有制度衔接低效等。从厘清被遗忘权基本概念、建立专门信息保护机构、构建商业化个人信息储存及使用机制、明确被遗忘权救济渠道与规则以及升级信息保护技术等方面为切入点，寻求被遗忘权本土化移植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