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应用与劳动力就业：替代还是互补？——基于22个经济体数据的经验分析

机器人技术的兴起给劳动力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本文基于2008—2019年22个经济体分行业数据，探究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互补效应，以经济水平、人口特征的分组回归均支持这一结论；分行业看，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效应差异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机器人使用程度是决定机器人应用对就业影响效应的关键因素，机器人使用程度低的经济体中互补效应占主导，机器人使用程度高的经济体中替代效应占主导。此外，机器人应用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一方面，机器人应用会对劳动力就业产生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正向挤出效应和逆向虹吸效应；另一方面，机器人应用还会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传导效应对价值链上下游经济体的劳动力就业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结论为在“稳就业”背景下合理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     

基于攀比效应的中国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对其他工资水平的影响

 论文以最低工资标准对其它工资水平的影响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攀比效应的均衡模型，并根据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对交通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等高工资行业工资水平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而对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等低工资行业工资水平增长的推动作用具有滞后性。同时，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资水平变化的影响也不同。总体来说，最低工资标准对平均工资变化具有极小的正影响，并且这种正影响不具有持续性。     

中国进口对工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进口对国内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历来都存在着争议。利用1996～2000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有关数据，以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进口对不同工业行业就业、工资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口对重工业22个行业的就业并不显著，但是对轻工业12个行业的就业有比较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进口对轻工业的就业影响是正相关的；进口对轻工业行业的工资水平没有影响，而对重工业的工资水平影响是正向的。     

清洁生产、绿色转型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微观数据,利用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的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负向挤出效应”,但会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成本投入效率两大途径在长期显著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并且政策的影响存在“时间堆积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合规成本规模的差别性、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与政策执行的严格性是清洁生产环规规制对企业产品质量产生分化影响的重要原因。进一步通过行业产品质量的动态分解发现,行业产品质量升级的54. 80%源自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本文对于认识如何通过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

本文在新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结合1999-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年鉴数据,运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的计量方法,研究了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对我国213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8个制造业行业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集聚效应对于不同行业企业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大城市拥有更强的集聚效应;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小城市拥有更强的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推动产业集聚,优化产业布局能提高企业效率;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加快市场化进程,则能发挥城市中市场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行业溢出、动态集聚与城市制造业就业

文章研究了城市集聚经济对制造业就业的动态影响,将行业内溢出效应和行业间溢出效应纳入统一的动态空间分析框架,测算了丰富的集聚机制途径,对集聚经济中各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和结果进行了考察。基于此,结合城市以及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单一行业的发展会对行业的发展产生限制,多样化发展促进了城市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在多样化集聚的机制中产业关联显著的促进了产业发展,而技术和劳动力共享的作用并不显著。行业的集聚机制会由于技术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利用所构建的模型,对城市跨行业集聚强度进行测度的结果显示,2002-2013年期间每年多样化集聚对城市产业劳动力的增长作用约为2.56%。     

出口退税率差异化的资源误置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动态分解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在量化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和对生产率进行动态分解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对制造业行业资源误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退税率差异化是导致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的重要原因,并且在考虑了不同资源误置衡量方法等因素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对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的影响,因行业要素密集度、行业出口退税强度、所在地区以及行业加工贸易比例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渠道检验显示,相比于进入效应和退出效应,企业间效应是出口退税率差异化影响行业资源再配置效应的主要途径.上述结论意味着,逐步取消制造业行业出口退税率的差异,对于缓解我国出口部门内部的资源误置、实现出口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研究

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我国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不断凸显。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投入产出的研究方法,测度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中间投入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发展对就业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软件行业的直接就业效应最高,数字设备制造业的间接就业效应最高。第二,从行业联系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发展对其他行业就业的拉动作用和推动作用并不一致,数字设备制造业是创造劳动力需求和推动劳动力需求增加的主导行业。     

中国非正规经济的就业效应研究———基于投入产出模型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非正规经济在促进我国劳动就业方面的作用不断凸显。本文通过编制2002-2017年包含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投入产出序列表,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定量测度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等5个行业非正规部门发展对我国劳动就业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①各行业非正规部门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均高于同期同行业的正规部门,而且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非正规部门的就业效应高于以制造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非正规部门;②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两个行业非正规部门均存在较强的后向关联效应,因而对就业的间接贡献高于以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非正规部门;③各行业非正规部门产出变化对就业的间接贡献主要集中于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等行业的表现不容乐观; ④动态来看,样本期内5个行业非正规部门产出变化对就业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均呈下降态势。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转移

制造业合理有序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加总得到的城市层面制造业数据和最低工资代表的劳动力成本数据,首次考察了最低工资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降低了城市制造业产值的份额、就业人数份额和规模以上企业数目份额,并推动制造业就近转移。同时,最低工资对制 造业份额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资本密度越高和国有企业占比越多的地区制造业份额受影响越小。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抑制新企业的设立,促进企业跨区域资本配置和推动企业退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效应,为制造业在区域间的分布和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借鉴。     

最低工资政策的城镇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家庭在福利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家庭收入如何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多时期双重差分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升了处于贫困标准1~2倍家庭的收入水平，对贫困标准以下或高于贫困标准2倍以上的家庭收入没有影响；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有效减缓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尤其对家庭收入分布较低分位部分的不平等程度有明显改善；③最低工资政策对家庭收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工资溢出效应和就业挤出效应的比较，且其对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中成员的收入和就业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政策时，应针对低收入女性劳动力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各类低收入家庭均能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中受益。     

产业集聚有利于能源效率提升吗

利用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3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和局部空间异质性。从全国层面来看,制造业集聚在没有产生拥塞效应的前提下对能源效率影响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从分地区层面来看,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共同集聚对不同地区能源效率具有显著差异影响。最后,提出改善能源效率的具体建议,如加速产业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创造产业良性竞争的集聚环境,减少政府干预等。     

城市规模与人力资本技能溢价: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个人样本数据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考察城市规模与异质性劳动力收入和人力资本技能溢价的关系,并结合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和空间知识经济理论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剖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大城市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下具有更高的劳动力名义工资和技能溢价水平;考虑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活成本差异后,补偿效应会部分抵消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对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弱化大城市的技能溢价水平。进一步的非线性效应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存在倒U型和正U型关系;通过比较城市规模对不同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的差异性影响验证了群分效应的存在。研究结果对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人才政策的制定以及技能异质性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双向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在现有的三区域产出溢出反馈模型基础上构建出衡量中美经济增加值和就业联系的测度方式,全面透视了中美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依存关系。结果发现：①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国最终需求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则在近期存在下降趋势。同时,中国的最终需求为美国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而美国最终需求对中国的就业影响在近期处于下降阶段。②就双边贸易而言,中美贸易对两国的增加值和就业贡献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具体到产业渠道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主要影响中国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纺织服装以及皮革制品,批发贸易（汽车和摩托车除外）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主要影响美国的法律、会计、总部及管理咨询,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作物和畜牧业,行政和辅助服务活动等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     

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本文利用2001-2008年中国深沪两市50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就业数据和企业动态劳动需求方程来重新估计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总资产规模扩张（即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就业效应。因此,企业微观数据并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或偏低的观点。     

结构参数、出口固定投入成本与贸易扩展边际

替代弹性和异质性参数是决定出口固定投入成本对扩展边际影响程度的关键因素。本文借鉴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推导出能反应市场结构的结构引力模型,并使用2004-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29个产业的出口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10个产业的结构参数（替代弹性和异质性参数）进行估计,并考察出口固定投入成本对总出口和扩展边际影响的程度。结果发现,大部分产业（29个产业中有22个）结构引力模型系数的估计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对10个产业结构参数的估计也同理论预期一致;出口固定投入成本对总出口和扩展边际的影响因产业的不同而不同。政策含义上意味着贸易便利化政策和产业政策应相互结合,保证贸易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制造业企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与事实

尽管国内价值链战略被视为助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受制于忽略异质性的不足,已有研究很难进行企业层面的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汲取增加值贸易与微观计量的双重优势,整合2002年、2007年、2010年、2012年省(区、市)间投入产出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海量信息,构建了一个可以连接新新贸易理论与国内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大幅提升,但是提升背后隐藏着偏好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倾向;进一步考虑贸易类型、区域空间与所有制差异,也未改变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上述倾向;由于在位效应(存活企业的平均加权变动)构成了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偏向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主要原因,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整合存在着循环累积的低端陷阱。本文的以上发现不仅补充了国内价值链的研究框架,同样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切实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