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了吗?

选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后,构建了空间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因此,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中国应该动态调整环境规制强度,为最大程度地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政府研发支出是否有利于撬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工业行业企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推演政府研发支出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及其创新产出的静态影响机制与动态溢出规律，构建了一个从外生到内生的解释框架。以工业行业规模以下中小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首先，中小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有效关系，存在一定的门槛规律。当且仅当研发投入超过特定阈值后，才能释放正向创新产出，而研发投入不足无法形成创新产出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最大瓶颈。其次，政府研发支出具有特殊的动态调控器功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较为复杂的非线性调节影响。中低适度的政府研发支出能够与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形成互补机制，稀释创新风险，以“挤入效应”共生驱动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然而过高强度的政府研发支出则适得其反，会弱化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产出绩效，造成一定惰性依赖。最后，规模异质性检验发现，政府研发支出对大型企业的创新激励门槛低于中小企业，而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溢出范围相对更广。     

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关系研究

文章参照CH模型与LP模型构建OFDI逆向技术溢出回归模型,运用协整理论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会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起到推动作用.结果显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微弱的消极作用,原因在于目前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小,研发存量低,人力资本的限制等.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创新能力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04-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国际研发技术溢出模型,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吸收能力对这种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自主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以人力资本、研发强度、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为表征的吸收能力对不同地区的OFDI技术提升效应有着不同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长短期效应分析

文章借助2004-2013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下国内技术进步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研究发现:无论长短期,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下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检验表征吸收能力的各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结果发现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差距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弱于研发强度及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但均有利于国内技术进步;长期内,人力资本还存在门槛效应,当跨越最低门槛值,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才呈现出正向效应.     

引进外资是否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的经验分析

在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出现并驾齐驱发展趋势及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背景下,讨论了中国引进外资政策是否有效促进了地区对外投资增长这一重要命题。首先,梳理了引进外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对已有文献做出补充。其次,利用2003-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构建R&D资本、R&D人员和经济空间权重,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模型发现:(1)区域OFDI活动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地区OFDI对本地区OFDI具有明显"竞争效应";(2)短期内FDI对区域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长期内影响则表现"倒U型";(3)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证实FDI对区域OFDI存在三重门槛的非线性影响。最后,从协调两者发展机制、引进高质量外商资本和优化地区发展环境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研究

本文选取了2003-2013年中国25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基于有向无环图方法对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三条传导路径:①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作用效应,它显著且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②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增加,进而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③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带动研发经费的增加,进而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     

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

OFDI是中国进行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手段。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技术的研发利用和数字商品服务的供需关系，使得目前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和距离。而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国与国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必然会引起国际投资和贸易领域的相对优劣。文章基于中国OFDI截面数据，利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数字经济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进行分析，得出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对中国OFDI产生抑制性影响的结论；而后使用调节效应方法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探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差距通过市场消费能力、劳动力资源禀赋和知识技术水平影响OFDI。     

数字化与对外直接投资新优势——基于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新优势。本文基于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并匹配具有代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研究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显著且稳健地提高我国企业OFDI的可能性、投资广度和投资深度,进而提升我国OFDI的活力和韧性,并且解释力度高达企业OFDI传统优势研发密度的48.3%～53.8%。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海外经营成本降低是数字化优势促进企业OFDI的两条潜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优势的OFDI促进效应在绿地投资、传统行业和高竞争性行业中表现更加突出。此外,我国OFDI“走进东道国”过程中,跨国公司数字化优势与东道国数字化优势间的竞争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因而数字化优势对我国企业OFDI的正向作用在高数字化水平东道国的样本中受到抑制。本文研究结论对新形势下我国如何利用数字化优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启示意义。     

FDI流入与各省区创新能力关系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通常被认为可以促进技术外溢,带来东道主国家的技术进步.文章利用全国各个地区的数据,以国内专利申请数量作为只是溢出的变量,FDI作为自变量,通过计教模型中的Negatitive-binomial方法进行回归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FDI时于我国国内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政府的创新推动职能才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     

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地区)高度集中在亚洲的状况,扩展C-H模型,对我国OFDI投资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来考察我国进行投资的东道国的国内R&D资本的溢出将会对我国的技术水平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但对我国的技术水平提高的效果并不明显.     

企业R&D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企业微观数据集为基础,实证检验企业R&D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以解释为什么R&D投入高速增长与TFP增长率持续下降在中国并存这一现象。研究发现:随着R&D强度或企业规模的增大,持续的R&D投入将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非线性影响,即呈现出"负向-正向-负向"的变化趋势;R&D投入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且主要取决于各行业内部的R&D强度和技术密集度。因此,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应当根据技术创新绩效动态调整R&D投入的规模及其在不同企业、行业或地区之间的分配,以避免R&D投入过度集中或不合理配置所造成的无谓损失与资源浪费。     

“双循环”下中国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良性互动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其协调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有待进一步验证。文章利用2006—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eweke因果关系检验了双向FDI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基于多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不仅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了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不明显，西部地区表现出抑制作用；就地区空间溢出效应而言，东部地区双向FDI协调发展的溢出效应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促进作用。     

行业间R&D溢出影响因素门槛阀值的实证检验

文章根据R&D溢出效应受吸收能力影响的假设,建立了R&D溢出影响因素门槛检验模型,有别于现有研究中测度国际R&D资本选取相对数据的不足,使用各国行业层面R&D资本的绝对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准确测度R&D溢出影响因素的门槛阀值。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1045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全面揭示产业创新能力的时空演进特征,并结合空间杜宾模型、门槛模型考察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及非线性效应。结果显示：产业创新能力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且东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高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大致呈“东强西弱”的稳定分布格局,且集聚类型总体呈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代表的“高-高”型,以及以中西部内陆省份为代表的“低-低”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既存在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更多体现在实质式创新领域,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更多体现在策略式创新领域;在政府创新资助单一门槛下,研发投入对产业创新能力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效应。     

数字经济、企业家精神与区域创新

文章从企业家精神视角切入,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创新价值链维度考察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的提升,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部地区的研发创新溢出效应最高,东部地区的转化创新溢出效应最为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激发企业家精神是数字经济驱动区域创新的重要机制,其中转化创新阶段的中介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区域研发创新能力和区域转化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分别呈现正向的边际报酬递增和“N”型的非线性特征,同时这种非线性影响受到企业家精神的门槛约束。     

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绩效

强化数字金融的创新激励效应，是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影响效果、传导机制、非线性特征和空间效应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绩效，且促进效应在南方地区、金融基础较弱的地区和数字金融发展后期更强；（2）数字金融能够通过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强化集聚规模经济效应和多样化知识溢出效应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3）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的单一门槛效应和信息化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影响

文章采用VAR模型,建立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索其影响系数的大小和时期变化规律。结果表明:企业技术创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反映十分敏感;各变量影响系数在短期和长期均存在很大的差异;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协整检验发现他们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最后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融结合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企业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衡量产融结合,选择2008—2017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并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中间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产融结合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创新产出,政府补贴强化了这种作用;政府补贴对增加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亦有积极作用;相比非绝对控股,绝对控股金融企业显著增强了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积极作用;企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有助于促进其研发创新,产融结合的效应更优。     

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政府科技支出才能显著激励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阶梯型”递增，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动态均衡关系分析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机制，政府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随后是区域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