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诗人的"现代"诉求--论"新月"诗派的现代主义艺术实践

"新月"诗人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重要实践者.他们的现代诗实践,在追求艺术规范的闻一多的<死水>集有所表现,如它所包含的现代诗的精神的经验;在以诗歌体制实验著称的朱湘<石门集>中,也有重要的反映,<石门集>中甚至出现了典型的现代诗.这两个"新月"派的经典诗集的现代主义诗歌实践,反映了浪漫的"新月"诗人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实践的重要品质.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现代诗学关注现实。关爱民众的生存状态；中国现代诗学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中国现代诗学还注重诗歌的社会效果，主张诗人培养伟大健全的理想人格。中国现代诗学的上述品格，是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对儒家文化的入世情怀、中庸的文化立场、圆满至善的人生境界等思想的承续。     

论《女神》的“五四先锋派”艺术精神

从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所体现的总体艺术精神看：在诗人主体情思的狂放直抒形式上，是浪漫主义的；在诗人的诗歌观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上，以及诗作所表现的诸多意象和非理性激情上，则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融─—为“五四”时代精神所浸润的新生活创造精神，可称之为“五四先锋派”。这种艺术精神，是诗人立足于中国诗学优秀传统，接纳西方现代诗潮精髓，融于“五四”反叛与创造的时代精神，所形成的独具一格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方法。郭沫若这种“先锋”精神泽被后世，永远值得珍惜、光大。     

论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现实性与中国性

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写作是在对“后朦胧诗”的反思中展开的.对现实性与中国性的特别强调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重要特征.对现实性的强调使诗人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飞翔状态,重新落回了大地,从而重塑了诗人的审美趣味和诗歌品格；而对中国性的强调,不仅包含了对传统文化的激活与当下经验的再现,而且也清晰地意识到两者与现代性以及全球化之间的紧张.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方式 ,由于文学对于社会使命的过多承载 ,一直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艺术发展的审美要求 ,又使具有独特审美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因素 ,渗透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中 ;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间隙” ,形成三次跳跃性的发展。第一次从二十年代李金发肇始 ,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西南联大校园诗群到“九叶派” ,为现代诗走向成熟塑形 ;第二次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 ,这是一次由诗和美术发端而广及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发难而呈现出多样形态艺术发展 ,在进入后现代中与台湾、香港、澳门年青一代诗人汇合。曲折的发展呈现出现代诗在中国的特殊运动形态 ,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化改造。     

俄苏诗歌与中国现代诗的成熟

自“五四”以降 ,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已有 80年的历史 ,它由最初的草创、流变、繁荣、沉寂 ,甚至倒退和复苏 ,到 2 0世纪的 90年代 ,已基本走入了自己的成熟期。在这 80年间 ,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现代诗对俄苏诗歌的吸收与扬弃便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现代诗与俄苏诗歌之间“一边倒”、全盘接受等倾向的产生和分析中可以看出 ,现代诗的成熟与诗人们成熟地对待外来影响是同步形成的 ,而以一个开放的姿态吸纳世界文学的营养 ,将为我们的文学带来新的前景     

泰国华文诗歌创作中的中国诗性智慧

泰华诗歌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五四新诗、台湾现代诗和大陆朦胧诗等影响,但就其精神内核来看,在泰国华文诗歌的汉字书写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美学精神,蕴藏着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的诗性智慧。其中,儒家诗教观念是泰华诗歌意绪表达的内在支撑,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是泰华诗歌言说方式的审美追求。泰华诗人对中国诗学传统的承续并不是僵化的。尽管说泰华诗歌创作中明显地体现出中国传统诗性智慧,但并不等于说包括泰华诗歌在内的泰国华文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中国现代诗的“飞地”--被遗忘的香港《红豆》现代诗群

1933—1936年，香港的《红豆》汇集了一个港粤现代诗群，这个诗群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与20世纪30年代内地现代诗运动有密切联系，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知名诗人。可惜的是，《红豆》杂志一直隐而不现，未曾引起国内诗歌研究界的注意。     

论应修人的诗歌观

应修人形成了“自由诗本体”诗歌观.一是认为情思是无限制的、自由的,主张新诗要自由表达主体真挚的情思,不能以形式摧残情思；二是提倡诗歌必须有含蓄隽永的诗味,反对浅白直露和散文化；三是提倡诗歌的音韵美,主张自然押韵,反对诗歌创作不顾音韵.这些诗歌观念,显示了应修人对于诗歌本体内在品质的把握和坚守,是对现代诗学观的补充和丰富,对于理解湖畔诗人的创作有重要意义.     

戴望舒诗歌新探

象征派诗人戴望舒的诗歌是我国现代诗坊的一朵奇葩。诗情丰富多彩 ,充满痛苦忧伤与希望 ,诗歌风格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兼备     

论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的现代主义诗学思想

一在三十年代，围绕广有影响力的《现代》杂志而形成的“现代派”诗人，出于对新诗历史及当时诗坛现状的清醒认识和自觉反思，与丰富的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相配合，立场鲜明地提出了不少较为接近诗歌本质、符合诗歌艺术发展规律的现代诗学思想，这无疑也是《现代》杂志在现...     

西方审美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现代转型

西方审美文化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大致以1840年为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1840年前较为微弱,1840年后则不断地增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第一次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审美文化,尤其是美学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并渗透到中国,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自觉的美学意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一些受到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诗学家或诗人,他们纷纷自觉地以审美眼光观照诗歌,或者从审美视角进入诗歌现象,对古今中外诗歌进行深入研究,或者以自觉的审美意识来创作诗歌。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美学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催生婆,在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现代诗学家或者直接引入西方美学范畴,或者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启发,对中国传统的诗学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形成正是中国现代诗学家们在西方美学思想启迪之下,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九叶派诗歌的时代性及其对现代派诗歌民族化的突出贡献

文学艺术的民族化,不仅要在形式上体现本民族的审美欣赏习惯,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情感、精神文化上体现本民族的心理,反映时代社会的主旋律,这是对文学艺术的最终要求,也是现代派诗歌民族化的最终目的。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正是秉着这样的目的,他们继承了李金发、戴望舒开创的现代派诗歌的传统,把西方现代派诗歌这种外来诗歌艺术形式,与我国传统诗歌及现代新诗的美学原则结合起来,尤其是与40年代特定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国现代派诗歌推向了成熟的高峰,最终完成了现代派诗歌的民族化进程。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现代诗学的两个前沿问题

中国现代诗学面临两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对于诗歌与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提升自由诗、完善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两个前沿问题关系到新诗的兴衰,甚至关系到新诗的生死存亡,现代诗学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情象"范畴的提出及对中西方诗学若干问题之思考

本文在中西方两种诗学传统的交汇处,提出了一个新的诗学范畴--"情象",文中不但论证了其概念内涵和交感化生的精神运演及存在形态诸问题,而且还把其视为跨文化语境中的诗学互为转换的机枢.同时还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具体文体的创作中,都需要经过意象--情象--意境(本体)这样三个首尾相连的艺术环节,从而打通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隔阂,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建提供了某种理论基础.     

略论21世纪华文诗歌的发展走向

台港及海外华文诗歌 ,2 0世纪 5 0年代以前基本上和大陆诗歌处于同一个固定模式中 ;5 0年代起 ,则走向了向西方现代诗急剧靠拢的时期 ;60年代后 ,又逐渐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 ;80、90年代 ,仍沿着上述发展态势开拓 ,从作品内涵及艺术形式上看 ,以下几个特征似更明显 :一是对人的生命力的展示 ,二是对故土及传统文化的回归情结愈加浓重 ,三是对禅道精神的追求。在此诸类诗作的基础上 ,今后华文诗歌中新都市诗、新乡土诗、怀亲诗、爱情诗、讽刺诗、咏物诗、新山水诗也将得到相应的发展 ,与此同时 ,在诗体形式和艺术风格上也将是多样化的。     

接受与转化:论韩国诗人郑芝溶对古典意象的处理

韩国诗人郑芝溶被誉为韩国现代诗歌之父,于1941年出版了其第二本诗集《白鹿潭》,学界以此为界称其之后的诗歌为后期诗.《白鹿潭》收录有25篇诗歌与8篇散文诗,若说前期诗集着重凸显"大海"之意象,而后期诗则倾向于"山"之意象;诗歌形式上,散文诗的比例增多,汉字和古词的运用亦占据较大比重.郑芝溶的自然诗本质上有别于韩国传统的自然诗,形式上虽保有儒家山水诗的特点,但是作为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诗人,郑芝溶的诗以对古典诗歌意象或接受、或扩延、或转化的方式不断适应现代诗内在的变革诉求,使古典意象在现代传承中成为创新的酵母.     

什么诗歌?谁的社会?——对"诗歌与社会"问题的几点困惑

编者按:"汶川地震诗歌"写作所凸显的文学面对灾难、直面社会现实、担当时代使命的精神,涉及的正是当代文学传统中是否应该表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等文学正统、文学规范以及如何表现的本质问题,而中国现代诗论中对诗歌"社会意义"的强调又经常与对"艺术追求"的阐述形成二元对立关系.     

上海—台北—海外: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百年中国新诗史中的百岁诗人纪弦

纪弦半个多世纪上海—台北—海外的创作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也开启中国新诗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上海沦陷时期,他以"诗领土社"的活动聚合起南北诗坛,突破"京""海"对峙,使现代主义诗脉得以延续,而殖民政治的高压强化了他的现代主义诗艺探索。1950年代,纪弦在台湾发起中国新诗史上成就最大的现代诗运动,会合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本土的现代主义诗歌传统,各诗社的论争推进了诗人们在"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的文学空间中各有个性的探索,在追求思想自由中对现代和传统的沟通,突破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宰制,延续、丰富了"五四"后中国新诗的传统。而他的海外生涯,使其现代诗主张在冷静的回顾和反省中更为开放,其现代诗创作的生命力也得以全面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