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祥道《论语全解》的解经特色

陈祥道《论语全解》是现存最早以义理训解为主、完整解说《论语》的著作,也是宋代荆公新学派《论语》学的集成性作品,是《论语》学转向＂宋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陈祥道以通经明义为宗旨,以文字训诂为手段,融通全经,又博采群书,连类引伸,多有益于义训。他学承王安石,长于＂三礼＂,精通老、庄,以礼制诠释《论语》,又援老、庄之说以论义,排斥旧说,造为新义,特色鲜明。     

《论语》的历史世界

文章通过对《论语》与历史关系的考察,展开对它作为经典的意义的论述。《论语》关涉的历史问题包括两个层次,即发生于前《论语》时代而进入《论语》的历史,以及后《论语》时代受《论语》影响的历史。作者认为,《论语》中,孔子的传经与论史是统一的。《论语》虽然不是原始的经,但也不是一般的子书,它由子而传,从传至经,地位不断提升。同时它也具有思想深刻的史著功能,《论语》对历史的评点,就是赋予相关人物、事件以历史意义的经典行动。这部经典同其影响下的以《史》《汉》为代表的史学传统,其文化价值应由此而得到理解。     

《论语正义》诠释特点新论

清代是《论语》诠释的高峰,刘宝楠著《论语正义》乃《论语》注疏史上集大成之作,其突出成就主要有三点：第一,在“例”“法”方面,参仿焦循《孟子正义》,主邢昺《论语义疏》的“疏体”规范,勇于打破“疏不破注”的传统,大胆构建新疏范式;第二,以最详实、精审的考据成果为《论语》注解作一总结,既兼收并蓄,会通汉宋,又精于审断,取舍得当;第三,自觉践行“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治经理念,探寻微言大义,重视形上建构。刘宝楠特殊的成长背景,孕育了他会通古今、不主一家的学术个性,形塑了《论语正义》超迈前贤的卓异成就和独特价值。     

论魏晋《论语》学的言说范式

《论语》学发展至魏晋时期出现了《论语集解》、《论语释疑》、《论语体略》、《论语义疏》等一系列重要成果,并逐渐地建构出得意忘言、辨名析理等独特的解释学方法范式。在援三玄解经的过程中,儒道合同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论语》学言说走向。而开启以本体论视域解释儒家经典,以人生哲学替代宇宙哲学的解释学致思,触发中国早期语言哲学向纵深的发展,则是魏晋《论语》学的又一学术贡献。     

《论语》教学与“信”字解读

《论语》的“信”字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论语》教学有密切关系。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明确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解孔子的思想及伟大的人格；二是掌握《论语》语录体的特点。在《论语》教学中，应以孔子“诚信”教育思想为教学核心，通过对《论语》“信”的剖析解读，从“信”中领会孔子的思想，从“信”中看孔子的伟大人格，从而完成教学大纲对《论语》教学的具体要求。     

《论语·先进》“陈蔡章”考辨

《论语·先进》第二章记述孔子困于陈蔡之事,但此章“德行”以下部分是否应该与之前部分为同一章,至今并无定论.郑玄《论语注》与皇侃《论语义疏》就存有不同观点,后朱熹认为是一章,刘宝楠、程树德、杨伯峻却认为是两章,即从“德行”开始,当另为一章.后一观点虽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但与《论语》成书情况不符.笔者立足于《论语》成书过程,通过考察全书中孔子对弟子的称呼方式,判断章中材料有不同来源,认为《论语》一书虽成于众手,但体例谨严,一章之内主题、时地、人物集中,非随意杂凑.故《陈蔡章》当为一章.     

苏轼、苏辙《论语》诠释探微

北宋时期,诸多《论语》注本中,苏轼《论语说》和苏辙《论语拾遗》风貌独特,是蜀学《论语》学的翘楚,也是北宋民间《论语》宋学的典范。苏轼、苏辙诠释《论语》既相互辩驳又彼此承继,自以意作,新解迭出,有继绝学、存大道的深厚寄予;既坚持儒学本位又杂采佛老思想,发明经文义理时有返归圣学之追求;既联系个人遭际又结合社会现实,借诠解经文批评时弊,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苏氏《论语》诠释瑕瑜互见,在北宋《论语》诠释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历代学者关于《齐论语》的探讨

历史上所谓的《齐论》有战国《齐论》与汉代《齐论》之分 ,二者性质不同 ,在今本《论语》中都有所反映。历代学者对汉代《齐论》的性质、散佚篇章的去向、在今本《论语》中的保留 ,以及战国《齐论》对今本《论语》的影响等 ,都做过广泛的探讨与研究 ,但迄今为止 ,《齐论》的真相依然是难解之谜     

论《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

《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可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同《论语》人物品评的标准;大量引用《论语》典故;弘扬《论语》追求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的深层意识,从而援道入儒;选择与《论语》类似的体例。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三则商榷

《论语.为政》“父母唯其疾之忧”之“其”历来有指父母和指儿女两种说法,该文认为,“其”指父母,符合原意,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翻译“其”指儿女;《论语.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解为责求,于义为长,而《论语译注》把“求”解释为“要求”,有不准确之嫌;《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之“易”与“奢”对文义近,是“盛”(盛大)的意思,而《论语译注》解为“仪文周到”,既缺乏根据,又不妥当。     

《论语》的诗歌功能论

《论语》中的诗歌功能论,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此文试图从当代美学视野出发,集中对“兴、观、群、怨”和“无以言”进行再阐释。认为:“诗兴”有三种功能,“诗观”有四种方式,“诗群”指公共性交流,“诗怨”以刺穿社会平衡和建立个体心理平衡来医治社会和个体,“无以言”则揭示了诗语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论语》中的论述,已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诗歌功能论系统。     

略论康有为的《论语》学

康有为认为 ,《论语》虽辑自曾门后学 ,且在流传过程中屡遭变故 ,但仍有研究价值。为了凸显《论语》与当下社会的关联 ,张扬其时代价值 ,应执从今文《论语》 ,剔除伪窜之刘歆《古文论语》 ,借助西学创造性解释《论语》 ,以便将《论语》打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的合法性依据。康氏上述所为 ,在《论语》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定州《论语》分章考

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论语》之性质约有二说,李学勤先生以其为《齐论》,刘来成、单承彬先生则认为是《鲁论》。实际上,王素先生已经指出,由于郑氏注本以及传本或今本都是融合本,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齐论》和《鲁论》,根据这种比较是无法确定简本《论语》的性质的。王素先生认为简本分章一般较今本为少,从而否定简本为《齐论》说。但考今本章数,三十章以上凡六篇,而简本虽已残缺,其残存的十枚章数简高于三十章者即有五简,简本最高章数四十七章也高于《集解》本最高章数四十四章。因此,王素先生根据古书《齐论》章数多于《鲁论》的记载所判定的简本和今本《论语》归属,恰恰是南辕北辙。有学者认为汉代《论语》文本的出现都是在《古论》发现之后,本文不能赞同。武帝时经学出现由齐转鲁的倾向,以《鲁论》为主,融合《齐论》的文本应在张禹之前就已出现。因此,八角廊汉简《论语》很可能是与古、齐、鲁三家《论语》并行而内容互有同异的一种文本。     

探析《论语正义》据《说文》考证本字

《论语正义》(以下简称《正义》)是《论语》旧注中的集大成之作,它发扬了乾嘉学风,注重文字训诂的特点。注释中多处借助《说文》对《论语》用字进行细致的考究。借助《说文》及古文字材料,对《正义》中指出的《论语》用字中的假借、混用现象进行举例阐释、详加说明,从而证明《正义》中大部分找到的本字的正确性,并对几处误释为文字混用的地方进行纠正。     

《论语》的形上学研究

《论语》中有没有形上学的思想内容?研究者认识不一,莫衷一是。一般说来,在形上与形下、本质与现象、经验与超验的问题上,孔子更倾向于对存在的非超验把握。但在《论语》中,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中,孔子思想也不仅仅局限于形而下的方面,他也论及了诸多形而上的问题,其性与天道论、下学而上达论、仁论等都具有形上学的意义,且其形而下之论有着深刻的形而上的理据。     

浅谈《论语筆解》

本文认为现存《论语筆解》乃韩愈所著《论语注》与韩、李《论语筆解》的综合,其中可能亡佚了一些原始材料,也可能有后人增补的一些材料,但总体来说仍可视为韩、李所著.     

张凭《论语》注研究

东晋张凭《论语》注现存十二条,是《论语》注释史上的重要一环。其《论语》注与秦汉六朝苞咸、何晏和皇侃等《论语》注相比,注释含义独具特色,对之后皇侃注《论语》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张凭《论语》注受到了以郭象为代表的玄学和《周易》的影响,以玄学和《周易》注《论语》。儒藏精华编104册皇侃《论语义疏》和清马国瀚《玉函山房辑佚书》经编《论语》类中张凭十二条《论语》注的校对,对我们研究张凭《论语》注也有所裨益。     

颜延之《论语说》的流传、真伪及撰作缘起考论

颜延之《论语说》凭借皇侃《论语义疏》而保留了部分内容,今仅存十六则。今本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昺《论语注疏》不伪,那么其中引录颜延之《论语说》也当可靠。考察今存颜延之《论语说》的内容,当是义疏之学,是给门人弟子讲《论语》之讲义,或在讲前预写,或在讲后由听者集录。颜延之讲说《论语》,盖在元嘉十一年至元嘉十七年间(434—440)屏居里巷时。     

儒学近代化的努力——康有为《论语注》思想研究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四书学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论语注》中的三世进化论体现了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社会进化论的结合;在《论语注》对太平大同世的构想中,康有为则引介了西方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政治观念;《论语注》中康有为对夷夏之辨的评判标准也是颇具现代特征的公理与文明。康有为立足于儒家的公羊学说,对中西文化进行融合,对儒学近代化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同时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