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

男性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描写对象,其形象的晦暗色彩与悲凉基调,由明清小说至现代小说,随着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而逐渐增强。现代小说中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主要在体现思想上的怀疑与空想、精神上的苦闷与彷徨、身体上的疲惫与衰弱、身份上的没落与尴尬等四个方面,其产生的原因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知识分子的生存艰难和精神困境以及作家对知识分子责任和使命的探索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其所批评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的精神退化或道德堕落,直接影响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与建国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弱化因此而具有了文学性与政治性相互交织的色彩。     

论四十年代的讽刺文学及其知识分子形象

一道讽刺的潜流,贯串着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有趣的是,在四类常见的讽刺形象——狠毒的官僚士绅、无聊的小市民、懦弱的知识分子和愚昧的劳动人民——中,四十年代作家选择官僚和知识分子作为主要嘲讽对象。在一个封建专制源远流长的国度,官僚自然是讽刺的焦点;至于知识分子成为主要讽刺对象,则与四十年代特殊的社会理想和审美趣味有关。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论寻根文学以来知识分子形象的精神流变

寻根文学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其形象类别、精神流变与价值取向经历了由单一到分化丰富的过程。这个时期初创作者在需要启蒙的时代带着强烈的责任感赋予知识分子形象高尚纯洁的伟大精神人格,给当时以伤痕和控诉为主调的文坛带来坚定的风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起和经济理念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逐步呈现出精神的断裂和政治、理想的失落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除了对“形而下”的关注加剧外,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表现出对现实的超越性和理性精神,其精神价值日益呈现出与现实生活相对应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重述与反观:论世纪之交以来小说中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

本论文侧重探讨世纪之交以来小说与1980年代小说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的差异,揭示这一叙述嬗变的历史、社会、文化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对世纪之交以来小说中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意义及其缺失作出反思.论文指出,世纪之交以来小说在以下三个方面赋予"19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以不同内涵:一是开掘"1980年代知识分子"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二是对"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激情作出反省;三是指认"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世俗性特征.     

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1980年代中国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最先的基本内容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但一些作家已着眼于极左政治对人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并开始呼唤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控诉与呼唤的潮流虽然遭遇挫折,但文学的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些作家走向了个人,展示和肯定人的个性;一些作家走向人的生命,呼唤人的自然权利。“性大潮”的出现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文学中的一次回归。文学因此而对人的表现有了新的开拓,但也意味着一种退缩性的转向。重返“人的文学”的障碍不仅来自以阶级论为中心的旧的权威话语,而且来自海外引进的新思潮。1980年代文学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回答。     

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发现——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

一、知识分子的定位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是最早的觉醒者,对人民大众起着启蒙的作用。因此,在文学艺术作品里常常以正面人物形象出现。1939年,毛泽东同志也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①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反右派”时,知识分子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文革”时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更成为“臭老九”。在文学艺术中出现的知识分子是被扭曲了的,这与实际生活一样,都只是揭露批判的对象。建国以来,当然也有些作品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那就是五十年代出现的《青…     

试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

20世纪30、40年代知识分子为奔赴延安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这一潮流的形成既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又是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政治选择。士大夫的“入世”精神,知识分子面对日本侵华危机的政治激进参与,“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因素。走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在参与革命和政治的同时,也预示着知识分子群体面临自身的转型。     

论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抉择

三十年代,国难日亟.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三十年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代,是一个民族自我谴责的无情的时代.”“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三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所感到的绝望和耻辱.”天生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为了拯救民族和国家,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夏大地展开,并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的主题和主流.抗日救亡运动是以抵抗日本侵略、解救民族危亡为目的和主线,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全方位进步的民族自救运动.它既是民族救亡,也是思想启蒙.它使近代以来进步的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最高潮.这场运动,牵动了每一位知识分子,使其必须在种类繁杂的救国方案中作出抉择,这种抉择,最终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分野,并影响至今.本文试对这一特殊年代的独特历史现象作一分析研究,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阶段性的佐证.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精神式微探析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人物众多,但总体上刻画并不成功,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形象很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建国后"一体化"的政治语境和知识分子改造政策有关。在确立无产阶级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中,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完全以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知识分子形象成为一个政治符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学"的标本。     

论80年代以来小说中知识分子叙事的两个现象

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热情和艺术成就方面的不相称是一个客观事实。文章通过对大量作品的阅读和研究,客观地指出80年代以来小说中知识分子叙事的两个现象:即“匆忙立象”和“想像对现实考证的悖谬”,并对这一题材新的创作可能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崎岖的启蒙之路 --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以启蒙作为自身的标志之一,1980年代,一些作家回到了五四启蒙之路。但是,启蒙之路荒芜已久,重新开拓并非易事;启蒙精神丢失已久,重新获得也非易事。在新时期之初,作家在大众面前往往是忏悔者而不是启蒙者。最先的启蒙者来自文革后期的地下文学。历史逼迫一些人成了真正的知识分子。觉醒者面对苦难和蒙昧走上了启蒙之路,自我反省是1980年代启蒙文学的重要特点。文化批判在1980年代中期形成大潮,它是启蒙文学受挫几十年之后的一次复兴。人们做出了一个选择:回归五四。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历史上启蒙运动的夭折;二是现代化呼唤一场更加广泛的启蒙。1990年代以来,启蒙文学受到种种指控,但只要人类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文学承担启蒙的使命就绝非耻辱。     

论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经历了80年代的后政向批评(包括反思批评、审美批评、新启蒙批评等),90年代的“饭碗”批评(包括学科批评、市场或媒体批评等),世纪之交的文化批评(主要呈现为大众审美的消费文化批评,且仍在与文学自律的努力处于论争中)。这一简略回眸显现出知识分子批评在这一过程中的显隐曲线和某种被遮蔽状态:80年代走向活跃;90年代基本边缘;而世纪之交则不在人们关于当代文化批评讨论的视界中。然而事实上,国际性的当代文化批评思潮提供了一种非常的可能,知识分子批评,或曰作为知识分子批评的文化批评乃是当代文学批评的十分重要的进路之一。     

沉重的回归之旅——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一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作品致力于为知识分子辩护和请命,虽然大都没有获得知识分子自己的话语,但一些作品已经摆脱权威话语的全面笼罩,显示了不同于权威叙述的新特征。当时的文坛存在着知识背景很不相同的三代作家。知识分子话语复苏受益于受过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老一代作家,同时也受益于50 年代那些“青年右派”作家昙花一现即被扼杀的声音。从不同话语之间的关系看,1980 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种话语配合最为默契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而且成功地充当了大众代言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根本上决定着知识分子话语发展状况的因素已经不在外部,而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和自觉程度。     

论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

作为中国文化中深富道德和权威原型意义的“父亲”形象，曾被五四先驱者们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充分揭示“父权”及整个封建思想的残酷、冷漠和腐朽，一度是五四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之后，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其中一部分作家作品继续沿着五四文学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将“父亲”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来批判；一部分作家作品则感应着“红色三十年代”的革命情绪，将“父亲”作为政治的和阶级的代表来表现；一部分作家则着眼于自然的、健康的人生形…     

论20世纪40年代文学英雄形象的嬗变

20世纪 4 0年代是一个始终处在战火洗礼中的时代 ,英雄形象成为这时期文学中的一个中心。但 4 0年代文学中的许多英雄形象却严重匮乏自我精神和主体意识 ,相当长一段时间中 ,还出现了英雄形象的严重缺席。 4 0年代英雄形象塑造的背后 ,折射的是这时期文学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现象。     

论"寻根文学"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

寻根文学以来的知识分子形象,早期偏重于表现其理性反思、追逐理想与启蒙意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受商品经济和意识的挤压,则表现出了向庸俗生活的妥协和回归,以及孤独与坚守信念的分化;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与欲望舞蹈的知识分子形象,但其揭示出的价值失落和道德危机,已迥异于前期的无奈的妥协与孤独的困守,表现出了令人警醒的道德张力.     

我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文章从文艺大众化口号的提出阐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以及鉴于二三十年代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大众化讨论的未深入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的影响。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有了实践的环境,党对其认识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的“大众化”成为了“化大众”而遭批判。文章通过分析党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划分、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认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在文艺中的作用,论述了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变化背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